文 | 云也退
丹麦跟上海一样，都流传下一个拯救神话。上海让犹太人避难，而丹麦，在被纳粹占领之下还救下了住在该国的8000多名犹太人。当时，柏林当局命令丹麦犹太人都在外衣上佩上黄色六角星，他们在其他占领国就是这么做的：六角星本是犹太民族的象征符号，渊源有自，纳粹这个命令十分邪恶，相当于把一个民族的尊严变成了耻辱，因为戴了六角星，就意味着此人是劣等民族，人人可以得而害之。
但是，在命令开始实施的那个早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率先戴上黄星走上街头，目睹此景，丹麦市民也都纷纷戴上了星星。纳粹军官惊愕不已。他们还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反抗，犹太人在丹麦居然受到如此无私的保护，令人感动。
但是，又要“但是”了——跟很多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美好的道德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是假的，有人编造了它，纳粹根本没下达过那样的命令。但人们对故事本身喜闻乐见，加上一些畅销读物的添油加醋，它迅速被接受为事实。尽管如此，丹麦人的拯救行动是真实的，打动了一些人，否则何苦费心的编造？
最近别人转给我押沙龙《人，为什么会坏到这个地步？》一文，其中对当时的情况概述如下：
“德国开始的时候没有动丹麦犹太人，但后来还是下达了抓捕令，准备在夜间将丹麦犹太人一网打尽。但是这个消息被高层泄露了出去……丹麦警察亲自安排逃跑路线：横渡海峡逃往瑞典。犹太人成群地坐火车和电车奔赴港口车站，出租车从那里把他们拉到港口。出租车司机都知道怎么回事，一趟趟地运动这帮人，有些司机不肯收费。随后警察出面，联络了大批渔民，让他们载着这些犹太人横渡海峡。数不清的渔船开出了港口，丹麦的海岸警卫队掉转头，装作没看见。
“瑞典人友好地迎接了犹太人，他们一起唱起了丹麦和瑞典的国歌。瑞典人在广播里宣布，他们欢迎所有这样逃来丹麦犹太人。除了不到500人外，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几乎都逃了出来。”
这些事发生在1943年10月，大多数丹麦犹太人都脱险了，瑞典是中立国家，德国人即使有心攻打，暂时也够不着。但那不到500个落难者又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也被保护了，可惜没能保住，其中还有一些孩子，丹麦民间组织已经为他们找好了养父母，但还是被搜出来带走了。他们被送去一个比较特殊的集中营——地处捷克的特雷岑。在特雷岑，纳粹允许这里的犹太囚犯发挥自己的文艺和学术才能（他们也是渐渐发现这些从捷克波希米亚地区抓来的犹太人文艺气息很浓的），自由组织歌舞、戏剧、音乐演出，举办学术讲座。林达在《像自由一样美丽》一书中，用他习惯的语气说：“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
▲ 犹太人抵达捷克特雷岑集中营画面
真实的情况是，纳粹并不害怕，纳粹觉得囚徒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特雷岑足球联赛”，正好可以帮他们蒙蔽外人。特雷岑的条件丝毫不比其他集中营更好，囚徒们完全是靠着一腔文艺热情在坚持过正常的日子，同时，狱中的犹太领袖一直没有放弃为孩子和体弱者争取稍好一些的待遇。每天都有人死去。丹麦国王和其他领导人挂念着被带走的犹太人，他们要求国内的红十字会一定要去特雷岑看望。
可是红十字会的人来到特雷岑时，看到的却是修葺过的楼房，整饬的花园，人们在足球场上奔跑，观众大声助威。纳粹用了半年的时间，将特雷岑改造成一个“样板集中营”：将囚徒大批运往别处而让营房显得宽敞，重建基础设施而让面貌焕然一新。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囚徒，包括来自丹麦的那四百多人，自身就不乐意显出一种啼饥号寒的样子，专业知识，文化修养，文艺才华，或者之前比较优厚的生活，让这些人自觉地保持体面。举办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就是他们惯于乐观、过“积极生活”的写照。
红十字会被纳粹骗了，以为集中营真的挺人道的。纳粹甚至拍了一部宣传片（未完成），由一名囚徒导演，专拍集中营里其乐融融的人们。这些人是不是没心没肺？否则他们缘何没有不自然的表情流露？不，自我麻痹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以将黑暗的想象驱逐在内心之外。真正有文化的、教养良好的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拥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可以自成一体的内心世界。
若是从结果论出发，你也可以说这些人是陷在了文艺的幻觉之中，自己给自己造梦。你可以摆出事实：特雷岑集中营来往过十多万囚徒，其中在特雷岑死去的就有三万多人，还有更多的人被运去了灭绝营。不过你肯定得承认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文化更高的人，更善于为自己和别人创造和留下美好的东西。这不是麻痹，而是他们的自我要求。
特雷岑的情况，对于解释丹麦犹太人何以受到积极的营救，有一点用处。丹麦总体比较富裕，能生活在丹麦的他们总体比较有钱，得到更好的教育，更有闲暇去参与到高级文化活动之中。中国人爱说一个词叫“精神面貌”，丹麦的犹太人在精神面貌上就和丹麦是一个频道的，相看两不厌，如果纳粹不来，也许经过两三代的自由通婚，“丹麦犹太人”都同化得不存在了。
我们都喜欢身边的人善良、友好、性情敦厚，但这需要很多条件。押沙龙文章里把丹麦奇迹归因于教育：“如果你受到的教育是就是对人要友爱，要尊重生命，要帮助弱小，而你看到周围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你就可能会像丹麦人一样，去开着车把犹太人送到港口。”这是一厢情愿了。在丹麦的犹太人为数不过8000人，没有到跟丹麦人抢夺社会资源的地步，丹麦人自己也不像东欧的波兰人、俄国人那样拥有很重的民族意识，找不到很大的理由去仇恨犹太人。
可是，如果犹太人的人口不是8000，而是50000呢？如果丹麦人不是往外送犹太人，而是接纳难民呢？没有一个民族，天生就能行仁义，拥抱“非我族类”的，特别是在自身贫穷、不安全或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促成大营救的结果的因素有很多重，历史学家研究得乐此不疲，比如，当时执行灭犹任务的纳粹官员“放水”，帮了犹太人一把，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德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本来不亚于丹麦，在德国的犹太人有钱有文化，比在法国的日子舒服很多。所以希特勒的崛起，总有点像细胞突然癌变，令人措手不及。而在波兰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那是一个穷国，到处都是低文化人口、农业人口，历史上多次被异民族瓜分，本身特别热血，即使不四处征伐，也喜欢跑到别人的战场上去当雇佣军——偏偏犹太人还特别密集地待在波兰，战前足有200多万（自然跟进入门槛低有关，可想而知他们的文化程度也不怎么样）。当波兰人被毗邻的德国人当作征服欧洲的起点，危在旦夕，你如何要求他们善待国内的犹太人？
饶是如此，据维基百科，战时藏在波兰人家里的犹太人仍有45万人之多。倘若波兰留下来的故事也都是丹麦人那样的，急公好义，舍生忘死地援救，倒真的是奇迹了。
富人扎堆，会互相扶携，穷人聚居，就会为有限的资源掐架。你路经富人区，桃红柳绿间连个人影都没有，酸溜溜地感叹一句“跟陵园似的”，但你只要有条件，就会到这陵园一般的环境里买一间房，断然不肯在一帮群租客的包围中闭门过有钱人的日子。我们这个世界，在任何地方都是根据经济来分层的，仓廪实未必知荣辱，但饥饿的人群，肯定是不会让任何人——包括自己的阶级弟兄——喜欢的。
题图为历史照片：二战中的犹太人
【作者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