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在哈佛开设了一门叫做“公正”的课程，在一个千人大讲堂里进行，几乎场场爆满。英国的《卫报》评价桑德尔是“当今英语世界最优秀的思想传播者”。
引言
在开始讲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经典的思想实验。
想想看，假设你是一个司机，开着一辆有轨电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前进。突然，你看见前面有五个工人挡在轨道上。你想赶紧停下，但是你发现刹车失灵了，停不下来。正好右边有条岔道，你注意到了，但是那条轨道上也有一个工人。你意识到，你可以拐到那条岔道上，撞死这一个工人，这样可以救那五个工人的命。你应该怎么做呢？
或者换一种方式。你不是司机，而是桥上的一个旁观者。这次只有一条轨道。轨道的那头开来一辆电车，而轨道的这一头，有五个工人。突然之间，电车刹车失灵，眼看就要撞向五个工人。千钧一发之时，你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儿站了个大块头的人。你可以把他推下去，掉到轨道上挡住电车，这样那五个工人就能得救了。这时候你又应该怎么做？
对这样的问题，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也可能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实际上，《公正》这本书也没有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三种试图解决这些公正问题的思想。
这三种思想分别是：
第一，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二，尊重个体权利的自由观念；
第三，提倡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政治观。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三种思想的具体内容。
01
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想
说到功利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有所误解，会将功利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
我们常常说，某某太功利了，是指这个人很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功利主义并非这个意思，因为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义学说最早由英国道德哲学家边沁创立，他认为道德最高的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并且这是唯一的标准。
有人认为，功利主义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而没有尊重个体权利。如果人们像古罗马时期一样，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吃，虽然基督徒痛苦了，但是观众的狂喜却远远超过那个人的痛苦。为此，英国道德哲学家约翰·密尔补充说，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前提是不伤害其他人。
也有人认为，功利主义思想只用快乐和痛苦的尺度来判断是否道德，未免太片面了。
捷克一家烟草公司做过一项调查，它发现鼓励人抽烟给捷克政府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原因是：尽管烟民在世时会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许多费用。政府有了钱，对全社会都是好事，那是不是因此就该鼓励大家多抽烟呢？
针对这一点，约翰·密尔又对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一点补充：我们可以区分高级的和低级的快乐。
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都非常喜欢其中某一种，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高级的、更值得追求的快乐。因此，密尔会认为捷克烟草公司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从整体上看，人类享受生命的快乐比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更高级。换句话说，对捷克公民来说，他们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国家更有钱，这样他们能享受更多福利，不过如果这个钱是要用命来换的，那显然是没人乐意的。
02
尊重个体权利的自由观念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诺齐克的观点。
诺齐克认为，政府的职责仅仅是保证合同的执行，保护人们不受压迫、偷盗和欺骗的侵害；除此之外，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正当的，因为这样会侵犯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
诺齐克认为，如果政府规定开车要系安全带，理由是能挽救生命并防止致命性伤害，这就侵犯了一个人决定自己要承担什么风险的权利。
许多人认为卖淫不道德，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那些禁止成年人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法律就是正当的。
诺齐克甚至认为，通过税收再分配财富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偷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观点。
罗尔斯认为，在假想的平等状态中，会产生两种公正原则。
第一种原则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原则关心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的平等。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差异原则。差异原则就是说，要把人民因为出身、社会地位、赚钱的能力带来的不平等，给纠正过来，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平等。
比如说，吴亦凡演一部电影，片酬有1.2个亿，而大学教师呢，一年的工资可能最多也就一二十万。这种现象是公平的吗？
对罗尔斯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的财富再分配体制。如果这个体制让吴亦凡收了这么多钱，但是一点税也不用交，那肯定是没有考虑差异原则的，那就是不公平的。如果这个体制本身考虑到了差异原则，会用某种方法把高收入人群赚到的钱，拿走一部分支持低收入人群，那么吴亦凡就有权利获得其收入。
讲完了诺齐克和罗尔斯，最后我们来看看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
康德是在批评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自由观念的。他认为，功利主义是建立经验的基础上的。它不会教导我们如何区分对与错，而只会让人更加工于计算。
而康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只要我们努力去追求理性，就一定会得到一套道德标准。这种标准是绝对的，它不会考虑当下的处境，不会去计算它到底对多少人有益处，只有在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比如，如果理性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那么你就不能为了救另外五个人，故意把另外那个人推下桥。你一旦开始考虑处境，考虑别人怎么想，考虑这些东西，你的出发点就错了，你这就成了他律，而不是自律，你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由。
康德认为，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朝自律而自由的目标努力，世界一定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3
提倡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政治观
我们首先看看亚里士多德的提倡公民德性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给予每个人与其能力相适应的东西。
举例来说，假设你有一架法奇奥里24K金箔三角钢琴要卖，马云的出价远高于郎朗。你认为该卖给谁？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马云。但是亚里士多德会把钢琴卖给郎朗，因为他认为钢琴的目的在于弹奏动听的音乐，谁能用它弹出最美的乐曲，谁就应该拥有这架好钢琴。
同理，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公民能够发展自己独特的能力。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倡公民的德性。
当一个社会的公民都具有德性时，人人都会在其职位上尽心尽责，人人都会关心自身的荣誉，人人都会关心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分配也就是公平的，而这个社会也就是公平的社会。此外，由于政治是需要我们共同参与的，公民德性的培养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人类这个共同体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格外值得关注，这也就为后来桑德尔教授提出的共同善的政治观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共同善的政治观，是指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因此在做选择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共同体成员的利益。
跟功利主义不同，共同善并不是要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它是指我们每个人从个体出发的时候，也要考虑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份。
举例来说，日本一直不太情愿为其在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暴行道歉。一些日本人认为当代的人不应该为过去的人所犯的错误而负责，他们拒绝道歉。而我们对此非常愤慨。
那么究竟是否应该道歉呢？
持康德或者罗尔斯的自由观念的人就不会道歉，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个人做的，谁做的谁就该道歉。
桑德尔教授则支持道歉。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共同体中，有责任和义务为共同体成员的错误道歉。
实际上，除了这种为历史上不义行为所负的集体责任，家庭成员和公民同胞之间的责任，对同志的忠诚，对自己社区和国家的拥护，爱国主义、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豪感、愧疚感等等，都既是我们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牵绊和负担，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财富。我们需要接纳它们，并在政治生活中考量它们，以便实现共同体的良善生活。
在本书最后，桑德尔提出，培养公民德性，实现共同的善，应该着重考量四个具有共同善的政治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提倡公民奉献和服务。
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一种较强的共同体感，它也就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培养公民德性，培育公民关心全局以及为共同善做奉献的精神。比如，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号召学生们用100个小时的公共服务来换取大学学费资助，并鼓励他们以此为国效力。这一举措就使得学生们积极参与到了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善做贡献中来。
第二个主题是留意市场的道德局限。
桑德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市场化极度扩张，甚至进入到了不该由市场原则规范的一些领域。比如，政府用钱来雇佣军队进行战争，父母将怀孕和生育孩子这件事承包给代孕妇女，或人们公开买卖身体器官。桑德尔认为，这些领域的问题不是应该靠钱解决的，而是需要公民共同参与，来讨论、决定，究竟怎么做才是对的。
第三种主题是提倡团结。
桑德尔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富人更多选择了私人场所和服务，而大量的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只能留给穷人。这使得我们很难培养团结和共同体感，并且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美德。因此，桑德尔主张向富人征税来重建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让富人和穷人都愿意使用，让社会更加团结。
第四个主题是提倡人人参与政治生活。
桑德尔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活力、参与性更强的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首先会尊重道德分歧，但是尊重不意味着不管这些分歧，而是要更加直接地关注它们，有时候可能会质疑，会反对，有时候又可能会聆听和学习不同的观点。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在这些道德问题都能达成共识，但是只要踏上达成共识之路，就会为公正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的希望。
总结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讲的两个电车故事。这三种公正思想会对它们作何回应呢？
边沁肯定会为了多数人的福利而选择撞死一个工人，或者把身边的那个人推下去，来拯救五个工人的生命。
而康德的选择肯定是相反的，因为他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因而不能故意牺牲任何一个人。
其他人大体上更可能做出和康德一样的选择，原因则有所差异。
密尔会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岔道上那个人和桥上那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岔道和桥上人的生死；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则认为，不能侵犯岔道和桥上人的根本权利。
本书的作者桑德尔教授，也会尊重这些人的基本权利，但他更希望的是通过这个故事引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引发不同观点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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