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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兴业研究
作者： 孔祥 何帆
转载自：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导读
近期市场对城商行农商行的发展方向较为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城商行农商行应当积极拥抱金融市场业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商行农商行应该回归传统的存贷业务。城商行农商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笔者认为，大行与中小行，在业务发展的监管上，需要进一步区别对待，允许中小行在合规前提下进行业务创新，使得不同银行能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形成特色银行，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要。
随着城商行农商行规模不断壮大，监管层对城商行农商行经营范围的限制也有所变化。这可分为两个阶段。
放宽阶段（2006-2011）：自2006年银监会放宽城商行跨区经营的限制后，城商行纷纷加入异地设立分行的队伍，迅速扩大资产规模。
限制阶段（2012-至今）：当时大部分城商行的自身实力并不匹配规模的快速扩张，出现了票据纠纷等金融案件，引起市场担忧。监管层重新规划中小银行定位，要求专注于完善小城镇建设金融服务功能，至今限制跨区经营。
目前城商行、农商行实现了较高资产规模存量和规模增速。2015年底，我国共有133家城商行，859家农商行。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规模分别约达29.3万亿(2017年3月)，15万亿(2015年),分别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2.6%、7.8%。近年城商行农商行规模扩张迅速，分别平均同比增长26.1%以及42.1%。
模式：差序格局下的熟人信贷
理解业务模式是认识我国城商行、农商行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讲，信贷文化类似于农业，同业与金融市场文化更类似于游牧，农业要根植于土地资源，而游牧可以逐水草而居。
城商行、农商行信贷模式来自于其扎根乡土的本色。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上本地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于熟人。即大家认为“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甚至发展到“眉目传情，指石印证”。本地银行和本地企业也是从熟悉到信任的过程；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银行不了解企业的信息，这样才发生财务、审计、法律等更通行的契约形式。大行业务范围遍及全国，接触的是多为陌生企业，更多要述诸法律、审计、财务报告等方式获取信息，故放弃了信息成本更高的中小企业；本地银行有更高的私有信息来源，同时根植于本地更能建立与本地企业的信任，这种情况下，区域银行更多参与到了本地中小企业，同时本地企业相对于全国企业更良莠不齐，银行集中资源投向少数企业，故这又带来了更高集中度的特征。
已上市的二十几家城商行农商行（包括在香港和大陆上市）的数据情况更加验证了区域银行的更本土（区域分布）、更小（规模分布）、更集中（行业分布）的特点。
从贷款区域集中度来看，在二十多家已上市的城商行农商行中，银行贷款集中分布在银行主要经营区域（市级或省级范围），这种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如，2016年常熟银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贷款区域集中最高分别为92.6%、93.1%和88.6%，而跨区经营和市场化运作减少了这种集中度集聚，早期实现跨区经营的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的贷款集中度相对更低，分别为51%和44.9%。
区域的高集中度同时影响了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市县地区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区域集中度较高的银行投放贷款时的行业选择比较窄。其中，区域集中度较高的常熟银行的前三大行业的贷款占公司贷款约80%，区域集中度较低的北京银行的前三大行业集中度约为50%。
从服务企业类型来看，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服务多面向于小微企业。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计算，2016年末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约为4.5万亿、5万亿，占总贷款余额的45%和53%。该比例远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比例。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经营治理较不规范，财务报表等书面信息不可靠，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深。大行对区域性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有较大困难，而本地城商行农商行可能通过根植区域的本色，这有可能在该领域取得优势。
熟人信贷下的信贷特点
由于贷款的高集中度特点，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我国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模式的波动性更大，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地方民营企业发展更迅速。由于城商行农商行业务更集中于某些当地行业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银行从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经济走弱时，实体经济疲软，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弱，信贷质量恶化通过互保链等方式在区域、行业内蔓延，城商行农商行的区域、行业集中度较高，难以分散风险，遭受的损失较大型银行更大。
具体的，从资产质量水平来看，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率波动更大。2011年下半年，以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风险爆发为标志，中小企业信贷质量风险暴露在各地逐步蔓延。银行信贷不良率上升，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率上升更快。
同时，从存贷利差变化来看，上市农商行城商行的存贷利差波动较大。其中近5年城商行农商行存贷款利差下降较快。从结构上看，主要是由于负债端成本较高，城商行农商行存款利率下降幅度变小。
监管新政下银行信贷资产流转之痛
银行信贷资产流转，与非信贷资产流转相比较，所受的监管更严，且存在会计出表与监管出表的双重约束，因此一直是难度最大的流转业务。今年四月以来，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对信贷资产流转产生了新的影响。
流转是为了什么？
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为什么流转？
表内信贷资产流转，最大的诉求是监管指标达标。在存贷比时代，存贷比是红线，所以在重要时点必须不计成本转出信贷资产达标。后存贷比时代，甚至2016年资产荒时代，仍有银行需要资产转出，此时主要是信贷规模、流动性等的约束所致。
谁要流转？
一直以来中小行由于存款端不及大行充裕，一直面临更多的流动性和规模约束。大行由于自身储蓄存款更易获得，且央行注入的流动性更多，因此流转的动力不及中小行。
如果不是为了腾挪规模，银行是否有更多的流转诉求？
诚然还有，例如尝试金融创新，降低成本等。但是这些诉求都不是主要的。2016年资金价格洼地时，流转价格可以低于基准30-40BP左右，银行转让完经济利润亏损的资产后，还可以获得中收，但是各行流转的动力并不强。
流转的本质
流转，其实本质就是要实现规模的调剂：不同行之间的调剂，不同科目之间的调剂，当然，后者是出于降低风险资本的动力，这就与监管的意图有了矛盾。还有一点就是如何将企业信用转化为银行认可的同业信用问题。
大行与中小行间流动性的相互调剂
大行天然具备存款优势，且可以更便利的获得央行的MLS、SLF、PSL、SLO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带来的流动性，因此，大行负债端有优势但资产端创新激励不足，而中小行负债端不足但资产端创新有活力。这种矛盾形成了大行与中小行之间流动性和规模的调控，形成了除央行之外的大行向中小行流动性的注入。
银行间科目的相互调剂
在网传《北京、江苏局反映部分银行发起和 投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存在资本套利等问题》之前，银行同业资金投资信贷资产私募ABS优先大都按同业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且在MPA考核前，存在A行表内信贷转移到B行表内非信贷科目的规模可能，因此形成了银行间科目的相互调剂。在新政发布后，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企业信用转化为银行同业认可的信用
信贷资产，是企业信用；信贷资产流转，就转化为了银行同业认可的银行信用。监管虽然一再强调（如102号文）并且希望看到信贷资产流转就是A行表内贷款转移到B行表内贷款，但这在现实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大家规模基本都紧张，且存在客户流失的风险。作为愿意投资的同业部门，去审核自己并不专业的企业信用，且承担贷后管理责任，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在127号文之前，大家使用野蛮粗暴、简单明了的兜底函模式。127号文之后，不敢再用兜底函，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私募ABS的兴起契合了这种需求。用分层、评级等方式，将企业信用转化为了大都银行接受的信用方式。但这还没有解决转化为银行信用的问题，这就留下了资产流转劣后处理的痛点。
新政下流转的痛点
劣后合规处理之痛。
其实无论新政前后，合规处理劣后都是难点。只是新政前没有对理财、同业资金投资穿透到底层资产进行严格限定，留下了操作空间。新政后，之前劣后通过多层嵌套由本行理财资金或自有资金接回的空间被挤压。劣后真实卖断成为首要难题。劣后的痛点，也是上面所说的企业信用如何向银行认可的同业信用转化的难题。在不成熟的市场，兜底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方式，但在成熟市场，在有一个风险偏好接受劣后的市场，打破刚兑，将风险转移出银行体系，会是监管希望看到的。
优先投资者缩窄之痛。
在网传的《北京、江苏局反映部分银行发起和投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存在资本套利等问题》流传后，市场上银行同业对于投资私募ABS纷纷表示谨慎，有的提高风险资本至100%，有的暂停交易。流转市场雪上加霜，劣后难以解决，优先也存在困难。
资产流转停滞可能产生的后果
从表内信贷资产分配来说，大行可能收割一批中小行无法满足融资需求的优质客户。客户资源、资金资源在大行与中小行之间做一次新的调整和分配。结果可能是资源更倾向于向大行集中，大行与中小行的分层更为明显。
从表内外业务分配来说：
中小行表内规模受限且无法流转，则会新增表外投放。有可能出现表外非标资产的增长。但是鉴于理财非标规模有8号文限制，可能会加大理财非标转标的速度。
从监管来说：
表内转速减慢，减少了表内监管难度，但是表外规模加大和转速提升，加大表外监管难度。且表外理财投放由于更倾向于房地产、平台等高收益资产，与监管希望看到的支持实体经济有一定差距。
对未来资产流转的建议
左手堵，右手疏
监管政策的意图，个人以为是希望商业银行合规、安全运行。但是禁止命令需要同时考虑允许信息。例如，如果不允许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对接本行信贷资产，那么需要考虑允许他们如何来解决劣后难题。否则在商业银行监管创新的动力下，会不断演绎出监管不愿意看到的套利行为，这种内在驱动力的区别会不断形成新的监管短板。因此，对于资产流转，要左手堵，右手疏。左手堵住偏门，右手打开正门。让流转处于监管视野。
培育劣后市场
从外部解决渠道而言，合规卖断劣后，必须有一个合规的劣后市场。需要允许、引导、培育此类风险偏好投资机构。四月监管政策集中出台后，银行劣后处理问题从思想上催生了一批私募等风险容忍更高的投资机构问津劣后，但从行动上落实到在没有银行兜底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还有一段距离。
从内部解决渠道而言，监管是否可以考虑本行自营资金可以承接全部或部分劣后，风险资本占用按50%计提，如果出现风险则100%计提。买入优先方银行评级2A+及以上资产风险资本也50%占用。这样对于整个银行系统风险资本仍然100%占用，但是解决了双方价格问题。这个设想的依据是银行转让资产经过外部评级和对方风控，一般评级2A+及以上的资产大都也发过债，有着较高的市场评级。是银行间较为公认的优良资产。这种资产流转整体风险可控，也在监管的视线范围内流转。且私募ABS也解决了效率等问题。监管可以在登记平台，如必须去银登中心挂牌，评级公司选择、准入以及后评价等方面去要求和规范。
对待大行与中小行，既公平统一又区别对待
大行与中小行，在先天和后天上都存在区别。监管此次MPA考核将各行进行了区别，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在业务发展的监管上，需要进一步区别对待。既适度把握大行成为中小行的“央行”程度，提升整个银行业监管的效率，又充分发挥大行与小行特色业务的发展积极性，例如在信贷资产流转上，允许中小行在合规前提下进行业务创新，使得不同银行能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形成特色银行，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融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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