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入狱无疑是一个人人生中最悲惨的经历，然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法避免在判决上的失误。现在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让一场审判变成了普通人的一个噩梦。
没法驳倒的物证
某市A先生在街头被杀，接到报警后，警察迅速封锁了犯罪现场，法医收集指纹、毛发、以及DNA证据，拿到了法医室里去研究。然后根据现场发现的物证，他们发布了嫌疑人名单——你。
但你根本没有去过那儿，也不认识受害者A。当然我们知道你是清白的，然而这时你的辩解并没有用，因为受害者身上的毛发、伤痕、指纹和DNA证据显示凶手就是你。那么，这场误会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毛发一直是法医从犯罪现场收集的物证之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的警察都会在显微镜下，仔细辨别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毛发，是不是和嫌疑人相匹配。比如在1982年，美国人劳伦·盖茨因为强奸和谋杀罪被抓，因为FBI分析师找到了受害者尸体上的凶手毛发，通过比对鉴定，这些毛发属于劳伦·盖茨的概率高达99.99%。在这个几乎确凿的证据下，法院判处了盖茨终身监禁。然而在2009年，DNA显示受害者身上的头发根本就不是盖茨的，在被关了28年后盖茨最终无罪释放。后来，FBI开始承认这一分析方法的疏漏，并承认有21000名嫌疑犯被用到这种方法。所以，一个无辜的你，可能会因为被认错的毛发入狱。
然而，用DNA检测就一定可靠吗？现代遗传学表明，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的DNA基因几乎完全相同。还有一种奇美拉现象，一些正常人携带至少两组DNA，所以DNA并不能100%确定某一个特定的嫌疑人。即使这些例外情况不会发生，由于一个人的DNA有上万个基因，由于时间和费用的限制，司法中的DNA鉴定并非将基因图谱完全解码出来，而仅仅是检测特定的基因分型，这就使得DNA识别不可能100%的准确。
有的时候，分析鞋印、指纹、工具痕迹也好像很有用，然而这些线索并不能确定谁是嫌疑人，在没有真正弄明白不同鞋子、不同指纹的分布人群，分析这些线索好比大海捞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有了类似的数据库，利用计算机算法才能计算出犯罪分子的可能人选。
但即使指纹、DNA数据库、脚印数据库都存在着，鉴定工作也会因人而异。特别是那些认为你就是嫌疑犯的人，检查这些证据时会带着个人偏见。
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研究团队把一名被告的DNA证据呈交给17个经验丰富的法医实验室的分析师手上，没想到这些分析师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有3个人认为这个被告不能被排出怀疑，4个人认为没法确定他是不是嫌疑犯，另外12个人认为这名被告可以被排除嫌疑。
总之，即使看起来最没问题的物证，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像倒了大霉一样，一切的物证忽然无缘无故地指向了你。
确信无疑的当事者证词
除了物证，有时，案件的当事人还会突然言之凿凿地指控清白的你就是嫌疑犯，弄得你一头雾水。你既不认识当事人，也从未到过案发现场，怎么就突然被指控了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在1979年的美国佐治亚州曼彻斯特，约翰·罗姆被指控在一个74岁的老妇人家中，打伤和强奸了她。这名老妇人的证词让罗姆被关了22年，直到DNA测试为他洗脱了罪名，找到了真正的罪犯。
罗姆的案件并不是特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心理学家指出，接近3成的法庭上的错误指控源自人们记忆错误。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很容易被别人的想法污染，即使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也会被影响。比如当见证人与他人交谈过程中，看媒体的事件报道时，他们可能看见了人们推测的凶案发生的可能过程，或者警察在帮他们回忆案发时的过程时，记住了警察推测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当做了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从而产生了错误记忆。
此外，“似曾相识”感也会加重这种偏见。在罗姆的案子里，受害者回忆当初之所以指认罗姆，是因为从警方呈现的一些可能包含凶手的照片中，看到了罗姆的照片，感觉十分熟悉，好像以前见过他。这种凭着感觉的熟悉即使找不到记忆源头，也没人去追问。而一旦受害者看了照片，特别是从照片里认出了某个人，很容易就开始指控这个人为嫌疑犯。
审讯里的漏洞
你紧张得脸上不停地冒汗，因为你现在正在被两个警官拷问。虽然你从未犯过警官所说的那些罪行，但你很难不被警官所诱导。根据美国研究团队的调查，超过四分之一因为DNA证据才被免罪的美国人曾经做出虚假供述或者有罪的供述，甚至包括一些严重的罪行比如强奸或者谋杀。
为什么无辜的人会承认自己犯过罪呢？在访问了许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后，研究者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嫌疑人招供的原因是人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陈述。在警察局，嫌疑犯往往会被关到一间房间里，懂心理战术的警官为了让嫌疑犯交代，可能会以正当的理由去鼓励人们承认罪行，或者为了舒缓嫌疑人的紧张情绪，提出了一种看似很理解嫌疑犯的说法，“我很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毕竟使你损失惨重……”警察的这些猜测性故事，很容易变成嫌疑犯记忆的一部分，开始认同他们确实杀过人或者盗窃过，只是记不起怎么做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74年的冰岛，6个无辜的人被指控杀了2个人，所有的人在单独监禁、剥夺睡眠和大量的炸弹式的问题中认了罪，日后的DNA证据才证明了他们的清白。所以，如果你的心理很脆弱，又刚好遇到审问技巧如此高超的警官，那么你将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法庭上的偏见
事情看上去非常不妙，尽管你是清白的，你的案子一路走到了审判阶段。你站在了法庭上，希望法官和陪审员是公正的。
但在你开口讲话之前，这些人可能已经因为你的外貌，形成了你有罪的观点。年龄歧视、外貌吸引力、种族和性别都会影响到法官和陪审团的判决。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61%的翻案发生在非裔美国人身上，也就是大部分被误判的人为黑人。调查也发现所有的白人陪审团更可能去判定黑人被告对白人犯罪，而对于外貌娇好者和女性嫌疑人，法官也会更留情。
除了这种个人的偏见，法官还会对统计数字偏信。英国曾经有个律师被指控谋杀了两个年幼的子女，但这个律师坚持他们是死于同一种疾病。法官请来儿科医生提供证词，儿科医生提交证据说，两个孩子由于某种疾病死于相同家庭的可能性是1:73000000，这个数据来源于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调查婴儿突然死亡的研究。虽然研究团队承认忽略了遗传因素会增加儿童同时在一个家庭中死亡的风险，这个因素同样在法庭上被忽略了。所以法官即使知道有意外情况要发生，但还是相信概率太小，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你看，一个冤狱产生的过程并不复杂，当我们再遇到判刑时，还会轻易相信审判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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