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无疑是曹雪芹最为钟爱的一个人物，对于这个心高气傲又寄人篱下的不幸少女，曹雪芹是以充满爱抚、充满诗意的笔触来展开描写的。从“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见第一回）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见第二十六回）的潇湘馆，黛玉始终生活在诗的意境之中。
从“魁夺菊花诗”到“焚稿断痴情”，她的一生行事都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林黛玉的诗词不但是《红楼梦》中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而且也最近于曹雪芹本人的气质。可以断言，曹雪芹在为红楼群芳代拟诗词时，最为呕心沥血的莫过于黛玉之诗了。黛玉的诗词不仅是我们籍以窥见这个人物心底波澜的最佳窗口，也是我们分析《红楼梦》中的“男子闺音”的最佳文本。因为黛玉无疑是《红楼梦》中最有资格质疑男性话语权力的女性。
林黛玉初露才华是在贾元春归省时。当众姐妹奉元春之命题诗题匾时，黛玉本想“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便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第十八回）论者或批评黛玉的“这首《世外仙源》非但毫无‘世外仙味’可言，相反它倒是相当鄙陋和庸俗的。”然而如果把黛玉的诗与众姐妹所作对比一下，便会导出不同的结论来。当时众人所题之匾如下：迎春——“旷性怡情”；探春——“文采风流”；惜春——“文章造化”；李纨——“万象争辉”；宝钗——“凝晖钟瑞”。连标题都充满了歌功颂德之意，更不用说诗歌自身了。而黛玉诗中虽然也有“宸游增悦豫”、“何幸邀恩宠”等颂圣之语，但全诗字句较为清新，而且“世外仙源”的题目毕竟多少带有游离出那一片祥瑞喜气的意味。在贵妃奉旨省亲，众姐妹奉旨题诗的前提下，黛玉此诗已经显露了可贵的征兆：她与宝钗等人的旨趣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总不能要求黛玉在那时候就写出《葬花吟》或《秋窗风雨夕》那样的诗来吧。
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逐步展开，黛玉的诗词也越来越强地表现出她的性别意识来。
首先，黛玉诗表示了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
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的全部生活都被束缚在家庭之中，诚如西蒙．波娃所说：“家成为世界的中心，甚至唯一的现实。”于是，作为家庭基础的婚姻、爱情便成为她们关注的唯一对象，同时也成为历代女性诗歌（以及男性代拟的女性诗歌）的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或诉弃妇之悲（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或抒离别之恨（如李清照《一剪梅》），偶尔也写琴瑟之乐（但数量很少，更无名篇），它们的主题非常集中，那就是希望得到男性的爱情。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名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25]就是这种希望的典型表现。实际生活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当时女性作品中性别意识上的不平等，例如唐人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勇敢地冲破礼教束缚而追求爱情的女性，可是她写给对方的诗却说：“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又说：“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明显地自居于被动、低贱的地位。这些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比三从四德的闺范观念有所进步，然而在本质上仍然是屈从于男性统治的自卑意识。黛玉的诗则不然。当宝玉派晴雯把“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送到潇湘馆后，黛玉“神痴心醉”，（第三十四回），在绢帕上题诗三首：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
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那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这三首诗不是黛玉的经意之作，但却是她的肺腑之声。它们毫无雕饰，直诉胸臆，是黛玉经过长期相思煎熬而终于得睹定情之物的欣喜，是在封建礼教下苦苦挣扎的苦闷灵魂初见曙光后的感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丝毫没有以往女性在追求爱情时的自卑感，而是以完全平等的心态对待意中人。这三首诗所咏的爱情纯洁清新，颇似友情，这固然与黛玉高洁狷介的性格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她对于爱情中的男女地位持有平等的观念。显然，这比起崔莺莺等人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因如此，黛玉对前代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的评价与众不同，试看其《五美吟》的其四、其五：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馀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前人咏绿珠者，大多着眼于赞美其以死殉情，如晚唐汪遵《绿珠》云：“从来几许如君貌，不肯如君坠玉楼。”杜牧的《金谷园》词意较为蕴藉，但立意也与之相似：“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黛玉此诗却别出心裁，她认为石崇对绿珠并无真正的爱情，故绿珠以死殉之实为石崇的“顽福”，意即石崇本来是当不起绿珠的报答之情的。至于《红拂》一诗公然赞颂蔑视权贵，主动与寒士李靖私奔的红拂为“女丈夫”，则更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张扬，不用多说。所以黛玉这两首诗体现了她对女性独立地位的肯定，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观念的挑战。
其次，黛玉诗表示了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
现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曾经以争取女性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机会和权利为主要目标，应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思潮。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也曾有过类似的愿望。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愿望实等同于梦想，所以它仅仅在女性文学创作中偶尔闪现。以清代为例，吴藻曾作套曲《饮酒读骚》，“因绘图，己作文士妆束，盖寓‘速变男儿’之意。”陈端生、梁德绳作弹词《再生缘》，述孟丽君女扮男装，建功立业之故事。邱心如作弹词《笔生花》，述姜德华女扮男装，位至台辅之故事。这些作品颇为现代研究女性文学者所羡称，但其实它们只是女性梦想的“魔幻”式表现而已。试看上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胸怀奇才，却一定要装扮成男子后才能从事社会活动。吴藻希望“速变男儿”，姜德华则慨叹：“老父既产我英才，为什么，不作男儿作女孩？”在现实人生中，“速变男儿”当然是天方夜谭，女扮男装也只是浪漫幻想。而且，这种幻想虽然包含着为女性鸣不平的意义，但骨子里仍然是对男性权威地位的认同。黛玉是生于世代簪缨之族，长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贵族小姐，她决无可能产生那种民间故事中才有的幻想，所以黛玉诗中并无“饮酒读骚”式的内容，她并不幻想身穿男装走出大观园。她只是直接对自身的美好品质进行吟咏，为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的遭际发出不平之鸣。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诗词都与其虚拟的作者身份相合的话，那么黛玉的作品就更加如从其肺腑中流出。例如其歌行《秋窗风雨夕》，清人陈其泰评曰：“愁病交侵，郁郁可怜。……读者尚难为怀，作者何以自遣？”又如其咏絮小词《唐多令》，陈其泰评曰：“直为自家写照。”最足以代表其心声的则是其《葬花吟》和《桃花行》两首长篇歌行，限于篇幅，只举前者为例：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此诗是黛玉诗中的压卷之作，是她用全部生命铸成的绝唱。它打动了历代读者的心，脂砚斋评曰：“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富察明义则咏曰：“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似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疴续红丝？”但是论者对此诗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尚未有明晰的认识，下面就这个角度作些分析。
把落花比喻为女性凋丧，是诗家的传统手法。宋祁《落花》诗有句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周邦彦《六丑．落花》有句云：“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即为显例。黛玉此诗也采用了这种手法，所不同的是，她身为女性，故落花触动的是她自身的愁肠，那随风飘飞的落花是她寄人篱下、不知归宿于何处的命运的象征。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所以她携锄葬花，且为之一洒同情之泪。若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看，此诗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诗中对青春易逝、红颜易老有强烈的感受。明媚鲜妍的花固然是美好的，然而好景不常，转瞬之间便是落红成阵。黛玉由此而联想到自己的青春美貌也很快就会消逝，故而伤心不已。从表面上看，对青春难驻的惋惜是男女两性共有的情感，然而事实上却是女性对此有更深刻、更敏锐的感受。
西蒙．波娃说：“从她孤寂生活的深处，女人领会了应该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何种态度。她对过去、死和时光的流逝，比男人更有切身的经验。”
美国现代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也指出：“一切似乎是天意，男人写诗，而女人常出现在诗中。这些女人大都漂亮，但又始终担心失去美丽和青春——这种命运比死亡还要糟糕。” 上述观点也适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
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女性的命运依附于由男性统治的社会和家庭，青春美貌是她们获得男性爱情的主要因素，因为年老色衰而被男性抛弃的悲剧经常发生。这样，对红颜易老的忧惧便成为女性的集体性意识。黛玉也不例外，尽管她对这种意识的深层原因并未言及，但生性敏感的她不会对女性自身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无所觉察，所以“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的焦虑正是其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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