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的巨大政治变动，往往具有突然性和偶然性，让人猝不及防。当1977年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访问以色列时，事件的突然性也让世人来不及反应。在1977年11月萨达特突然公开宣布，自己接到了以色列的秘密邀请，并且决定立刻访问以色列。随后萨达特就登上了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往以色列行政首都特拉维夫的飞机。在到达以色列之后，萨达特不仅受到了以色列政要的夹道欢迎，而且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说”，开启了以色列和埃及关系，乃至中东和平的新的历史进程。
当然，以色列人对于萨达特的“和平之旅”并非完全信任，当以色列接到萨达特接受访问邀请，即将到访之时，以色列总参谋长莫德哈伊（Mordechai Gur）就认为，萨达特此番访问“必有蹊跷”，认为坐在来访飞机里的绝对不是萨达特，而是被以色列长期视为“恐怖分子头目”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莫德哈伊认为，如果阿拉法特在以色列本土“出现”，势必在舆论和外交上对以色列造成巨大的侮辱。
更有一些以色列情报官员坚信，萨达特的出访是一次“自杀式袭击”，认为与萨达特同乘飞机的，是一支“埃及特种部队”，其目的就是在着陆之后，击毙在机场迎接萨达特的以色列高级官员，给以色列国内政治造成动荡，随后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将会迅速从边境向以色列纵深发动攻击。而面对这些猜测，以色列时任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依旧大胆前往机场欢迎，也迎来了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新的历史。
如今艾森考特提出要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军事和情报合作，也让人们觉得有些“突然”。但是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沙特，可能都在当前的中东变局中更加需要彼此。沙特和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反伊朗”的重要国家，都视伊朗为自己地缘安全的重要敌手。以色列认为，伊朗支持周边的地区政治军事团体，如加沙的哈马斯（Hamas）和“伊斯兰圣战组织”（Jihad），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Hezbollah）武装，这些团体都直接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以色列还认为，伊朗不断散步要“消灭以色列”的声音，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也直接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因此以色列需要寻找地区或域外盟友，一起遏制伊朗的“扩张”。
与以色列相比，沙特认为自己所受到的“伊朗威胁”更为直接。沙特和伊朗的距离更近，沙特国内的产油重镇东方省（Ash Sharaqiyah）有大量的什叶派民众，这些什叶派民众的信仰，与沙特所秉持的主流逊尼派瓦哈比教义相差不小，而对伊朗则报以同情甚至信任。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不少东方省的什叶派民众高举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的头像，希望能效仿伊朗，提升什叶派宗教派别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合法性。而在地区争夺中，伊朗强大的军工实力，则是沙特单纯的“石油红利”无法比拟的。从黎巴嫩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也门，能够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并不是“出钱”的沙特，而是强大的伊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萨勒曼国王的上台执政，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惺惺相惜”。比如今年年初有消息传出，以色列正在国内“培训”沙特的情报和军事官员，而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美国的“影子”，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女婿库什诺（Jared_Kushner），都似乎成为了沙特和以色列未来可能“走近”的重要外部保证。
当然，以色列和沙特建立公开的“联盟”，在当前受到巴以问题的影响，似乎仍无可能。既然双方在“伊朗威胁”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以色列和沙特的联盟，似乎更加类似于一种“地下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协作。当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趋近”，也许中东的政治格局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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