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06篇原创首发文章
最近，去了安亭镇的“大来时间馆”，欣赏了几百座各个时期、各式各样的精美的机械钟，叹为观止。
提到机械钟，大部分人会说，中国最早的机械钟是从西洋传过来的。也对，也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早在欧洲人14世纪制作机械钟表以前的1000多年，中国就已经开始以制作天文仪器的方式进行机械计时器的制作，集大成者是北宋的苏颂、韩公廉于1088年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其中的“天衡”类似近代钟表中的擒纵装置，此外还有十分完备的报时功能。就连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曾说，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不过，自此之后，中国在钟表研制方面再无发展，近代中国的机械钟确实是被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为什么？
力学是近代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近代计时手段的演变和力学的发展特别是动力学有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十分紧密的联系。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钟表的内部构造。任何一种钟表，都有三个核心部分，这就是动力部分、传动部分和振动部分。
动力部分，就是让钟表“动起来”的动力源，要产生持续性机械运动，首先就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现在，你送孩子一块“斯沃琪”手表，连小孩都知道，手表得装了电池后才能走。电池是现在的电子钟表的主要动力源。但最早的电池在18世纪末期才被发明出来，这之前呢？钟靠什么动？原始阶段，依靠的是不稳定的大自然动力，如流水动力，就像前面提到的“水运仪象台”；后来，就靠机械动力，一开始是利用地球引力的重锤；大约到了15世纪初期、中期，发明了“发条”，其原理就是使弹簧片卷曲缩紧，卷曲的簧片在松开复位时会向外释放出张力。
传动部分，就是通过一组齿轮为其它装置传递动力。一般会使用三四个齿轮，利用高速–低速的齿轮比，把动力的力矩由大变小，到最后一个齿轮，动力已经变小了。否则，你一上发条，振动装置就“刷”地飞快运动，一下子就把动力用完了。
振动部分，是“钟表”计时的关键，有一个做均匀等时周期运动的振动装置，比如：“摆”，用“摆”作为振荡器实现能量分割和走时；后来又发明了游丝，来控制摆轮的频率和规律性。此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擒纵机构，这是钟表最核心的装置。虽然通过齿轮的动力减递，振动装置已经可以“慢”一点动了，但对于“走秒”来说还是太快。这个擒纵器，就是让最后那个齿轮不要转那么快的结构：“抓”一下，让它停住；再“放”一下，让它走一点（所以咱们中国人也形象地称之为“卡子”）。这也就是钟表“滴答”声的来源。
如果说，“水运仪象台”的研制成功，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总结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掌握并运用了“力”，那么，没有发展出“力”的科学原理并以此为指导，即便拥有高超的手工艺，也不可能发展出近代钟表这样的精密计时仪器。
我们都知道，动力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速度、加速度、力、质量、频率等等，都不是中国历史上自己发现形成的，而是西方传入的；更别说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了。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力学？或者，把问题再推得更广一点，就是“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他编写的洋洋洒洒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提出过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这一疑问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追本溯源，还得从哲学的角度，换言之，古代、近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的思考和对知识的追求有何不同。爱因斯坦曾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性找出因果关系”；黑格尔说：“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特别是狭义的逻辑学即研究推理的一整套理论，这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基本方向。林语堂也曾说过：“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
坊间有一说法：古希腊哲学家喜欢研究“自然”，中国古代哲学家喜欢研究“人”，印度哲学家喜欢研究“彼岸世界”。有点道理。中国古代思想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特别注重对人的研究，在探讨“天”、“自然”的时候，总是同“人”联系在一起，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分析思考中，一旦加入了“人”这个变量，就变复杂、不确定了，就走向了“直觉感悟、模糊笼统、大而化之”。
那么，东西方朝着不同路径前进的分叉口在哪里？让我们把时间轴快退到2500多年前。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出了一位伟人——毕达哥拉斯，中国也出了一位伟人——孔子。说起毕达哥拉斯，大家都知道是他发现了“勾股定理”，但也许不知道，“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于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万物都是数”，坚持数学论证必须从“假设”出发，开创了证明式的演绎推论的数学（文科生最头痛的数学题啊！）；他首先提出了“地球是球体”这一概念（大航海时代的理论依据）。反之，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所讲的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都是对人性、人生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和论述。
本来，中国是有机会的。在孔子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有一个墨子，他创立的墨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墨家已经有逻辑学理论（墨辩和古印度的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还提出了关于几何学、物理学、光学方面的一整套科学理论。他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dàn，古汉语中的重量单位，大约120斤为一石，30石则是3600斤即1.8吨）的车子。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惜，200多年后，出了一个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之外的思想理论就此偃旗息鼓了。
再把时间轴快进到14世纪到17世纪，距今六百多年到三百多年之前。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科学、艺术、思想等领域的大师巨匠层出不穷，产生了近代科学，引发了大航海时代，使欧洲成为世界领导者。这时，东方的中国，汉族从元朝手中夺过了国家政权，进入了明朝，也开始了“复古”，比如：恢复古礼，重新回到儒家思想轨道。但是，明朝的儒家，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而是发端于南宋时期的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据说是因为朱元璋认朱熹为自家祖上，所以把朱熹的理学定为官方理论），明初的科举大兴“八股文”，规定以“四书”、“五经”的内容作为考试的题目，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欧洲的“复兴”是以“复”的名义做“兴”的事，明朝的“复古”是真的在因循守旧；在欧洲思想大解放的时候，中国在禁锢社会的思想观念；当欧洲扬帆越洋的时候，中国在修建长城加强防御；欧洲找到了前进的动力，中国找到了固化的途径。欧洲开始后来居上。
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哪种哲学理论好、哪种不好，只能说它们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正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把时间轴拨回到现在，事情又有了微妙变化。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le Puett）成了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他开的一门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中国古代先贤们的哲学思想正在成为西方人的“心灵鸡汤”。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新闻学学士、经济学硕士，长期在某著名通信设备公司从事企业传播管理、战略研究工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