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作者：柳成荫 徐舟
12月25日，似乎是为了呼应公历圣诞节的到来，国际文传电讯社（ Interfax）传来一条好消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即将进行战俘交换，具体行动将择日在乌克兰当局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自治政府之间展开。耐人寻味的是，如此重要的消息并非出自俄国国防部，而是由东正教“全俄牧首、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对外公布，随军司祭届时也将全程参与。俄罗斯宗教势力如何得以介入军事事务，其介入程度又有几分，不免让外界感到好奇。
（现任东正教“全俄牧首、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
东正教，即东方正统教会（Orthodox Church），与拉丁公教（Catholic Church）、改革新教（Protestant Church）并称为基督信仰的三大宗派。受东罗马帝国历史的影响，东正教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教合一”的倾向。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率领全体斯拉夫人归顺东正教，东正教从此进入俄罗斯历史。17世纪，彼得大帝成功推行改革，教权与皇权的争斗基本平息，教会由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转变为当权者掌握下的统治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正教在内因外力的共同促进下逐步复苏。近年来，由于当局的鼓励，它又积极参与到俄罗斯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现任总统普京在公开场合多次指出:“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此言看来并不夸张。
（图为随军司祭标志服饰）
东正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介入，却不早于十八、十九世纪。随着热兵器的发明和使用，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惨烈程度前所未有，参战将士的身心状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从1812年卫国战争，到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再到希普卡保卫战，东正教会派出了大量的神父、执事为军队提供宗教生活、精神抚慰、医疗救治等服务，“随军司祭”制度呼之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军队正式编列“随军司祭”。1914年7月，第一届“随军司祭代表会议”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举行，“随军司祭”的职责使命在会上得到明确，一系列规章制度也在会后陆续建立。
（图为野战机动教堂）
苏联解体之后，军队当中原有的政工制度也随之取消。面临思想意识和政治现实的双重冲击，官兵普遍感到困惑、茫然、无所适从，军纪废弛、丑闻频传是当时俄军带给外界的普遍观感。面临这种情况，恢复“随军司祭”制度，填补官兵的“心灵真空”似乎是朝野上下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1994年5月2日，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与当时的“全俄牧首、莫斯科宗主教”阿列克谢二世共同签署了一项包括六大部分内容的文件，后来学者们视此为军队与教会再度合作的里程碑。这份文件宣称，要“重振为国服务的灵性传统”，直接将“随军司祭”制度视为“现代俄军体制编制的重要一环”，不仅明确了合作意向，还为可能的合作内容勾勒出了大致轮廓。然而和其他所有开创性质的文件一样，这份文件并没有编列具体的时间表，只是要求立即成立一个由米库林中将和帕鲁切克总主教共同主导的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划下一步的实施计划。
（图为野战机动教堂正在举行事奉礼）
时至1996年，阿列克谢二世依然在位，国防部长则换成了著名的罗季奥诺夫。他们显然不满足把先前的计划写在纸面上、锁在抽屉里。一次会晤后，两人签署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文件。这份文件依然包括六大部分内容，但其中已经涉及了重建“随军司祭”队伍的各种细节。这六部分的内容分别是：（一）军人爱国主义教育、（二）军人道德培育和灵性滋养、（三）军人及其眷属社会保障、（四）军人宗教需求、（五）军队宗教制度重建、（六）军队宗教组织活动。该文件多次强调，要以东正教精神来“提升参军入伍的道德动机”、“提升军营内部的道德氛围”，从而“促进规章制度落实.....减少各种消极事件甚至自杀的发生”。有评论指出，不当管教和自杀事故可谓当时困扰俄军的两大魔咒，广大有志青年无不视当兵为畏途，该文件的出台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提高征兵成效、净化军营环境的迫切需求。
（图为随军司祭洒圣水施祝福）
迈向“随军司祭”制度的最大一步出现在2009年7月29日，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公开宣布，他决定正式建立“随军神职系统”，并现场责成国防部长阿纳托·谢尔久科夫落实此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随军神职”与“随军司祭”的区别。2010年1月24日，儒略历圣诞节刚过不久，一份名为“关于建立俄罗斯联邦部队宗教职业人员制度”的命令出台。在这份命令中，东正教不再专美于前，宗教职业人员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三种传统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也就是说军队中不仅有“随军司祭”，还会出现“随军伊玛目”、“随军拉比”和“随军法师”。不过，让宗教界颇感失望的是，宗教职业人员虽可由宗教团体推荐，但任命权却在国防部长掌握。另外，军队还将为他们统一提供住宿、医疗和薪水保障，宗教界普遍认为，这将对宗教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产生一定影响。
（图为随军司祭祝圣枪支弹药）
有意思的变化发生在2011年6月28日，国防部宗教事务负责人鲍里斯·卢基切夫突然对外指出，“我们没有建立一支宗教部队，而只是在部队上设立了一些相关的职务和机构”。紧接着，国防部统一要求，自2012年开始，所有宗教职业人员，不论何种信仰背景，在仪式需要之外，统一着制式军服，仅以兵种标志和战斗人员相区别。很显然，此举试图强调宗教职业人员的军人身份，把他们身上担负的宗教使命简单地视为一种职业任务，其背后可能还有争夺管辖权的长远考虑，因此遭到军营内外、特别是宗教界的广泛非议。
（图为随军司祭祝圣武器装备）
综上可见，在俄罗斯现行政治制度和军事体制之下，“随军神职制度”是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军事事务的介入和干预的顶点。最新资料显示，俄军目前在编的宗教职业人员共240名，以后还有进一步扩编的趋势。由于宗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加之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和缺陷，“随军神职制度”虽能对俄军建设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不可避免也会带来宗教信仰矛盾、战争伦理冲突、军事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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