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及外国传教士墓在车公庄的市委党校里，至于是否能进去，心里没底，只能抱着碰运气的态度而去。和小保安开门见山直说来意，他没有直截了当的拒绝，只说了“那有什么看头”一句。我一看这有攻心的可能，一番游说，终于如愿以偿。
党校大楼的背后就是墓址了，这里曾是明清时期的栅栏墓地，当时和正福寺墓地成为北京最大的2处传教士墓地。利玛窦逝于明万历年间，万历皇帝破例赐阜成门外一处官地葬利玛窦。这里不仅成为帝都最古老的、也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墓地。随后的几百年间，又陆续安葬了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利类思、郎世宁等等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墓群。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给了它第一打击，很多墓被摧毁，后收罗的遗骨只能丛葬，70多块墓碑砌在了旁边教堂的墙上。1954年政府购得了栅栏的地产，开始在这里筹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利玛窦等3人的墓被保存，其余837座墓被迁往他地，从数量上来看，就足以想象当时的规模了。“文革”时又进行了初始化，仅剩的3人墓也被荡平。现在的状况是1984年墓地修复时的格局了。
现存的墓、碑被围墙分割成东西两院，都已上锁，只能隔着铁栏杆看看。东院占地400平方左右，为利类思等60多位明清传教士墓碑碑林，它们曾经都被嵌在教堂的墙上，现在等于置放回了原址。身前也许波澜不惊，但身后却跌宕起伏，谁也无法估测未来。
这些墓碑都是中国传统式的，碑额也是圆雕螭龙，但没有汉字提额，都是各种徽记。这里传教士来自葡、意、德、法、比等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经讲道，如今坟冢早无存，有的史书中都失载，碑或许成为他们历史的最后记忆了。
西院很小，占地不足百平方，是3位传教士的墓园，呈倒“品”字形排列，意大利籍利玛窦居中，比利时籍南怀仁在左，德国籍汤若望在右，3人墓均有砖砌的坟冢。汤若望去世时，康熙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这在明清来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人。
利玛窦墓碑最为高大，近3米，立于明万历38年（1610年），碑额刻螭龙，碑座有海水卷云纹，碑边缘以玫瑰花装饰。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文字，右侧刻有60多个汉字述生平，左侧是看不懂的拉丁文。利玛窦在北京待了9年，他最为国人所知的成就是与徐光启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与中国“四书五经”等学问集于一身的人。
他们是明清两朝外国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地位毋庸置疑。他们不仅在传教上获得成功，更重要的是把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又向世界介绍了中华文明。李约瑟曾对传教士这么评价：“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这个论述是公正客观的。
教士墓园前有1对五供之一的石花觚，为汤若望墓前旧物。再前是清代的牌坊式石门1座，曾是墓地南面的大门。碑院前有疑似为华表下面的石础1个及完整的石雕卧羊1只。按照基督教的理念，教徒都是迷途之人，神职人员就是把些“迷途羔羊”引上正途。
南堂即宣武门天主教堂，是帝都5个国保教堂之一。它是北京历史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于明万历33年(1605年)肇建此堂，成为本堂的第一任神父。到了清初的时候，汤若望进行了扩建，后经历地震、火灾和“义和团运动”，教堂屡毁屡建，现存的建构是光绪30年（1904年）重建的。
教堂坐北朝南，分东西2个院落，主体建筑所在的东院正门不开，只能从西院进入。西院大门为中式卷棚式硬山建筑，两边塑有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塑像。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26岁时效法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就，便携带数理天算书籍和仪器等来到东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48年，历经明清2朝，他为明朝廷修订历法、制造火炮，今天中国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旧历基础上加以修改成的“现代农历”。到了清朝，他官至二品钦天监监正，顺治曾24次来到南堂看望汤若望，尊称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可想而知，汤若望的宗教、天文、历法、医学等学识，得到了顺治的钦佩与赞赏。
西院是起居房所在，有一圣母山，假山立着白色的圣母玛利亚雕像，下面是刻着“万福”字样的石头。穿过月门就进入了东院，高大华美的巴洛克式建筑呈现在眼前。立面开有3个青砖叠涩的拱形门，上面又开有3个拱形窗。10根装饰柱柱头细美精繁，和窗楣、门楣及其他砖雕，组成了一幅华丽的图画。
教堂内装饰豪华，方柱和拱形肋架，均用花色水磨石包砌，四周有迷幻的绘着人物故事的彩玻窗。远远的可以看到耶稣立像，由于正在做弥撒，不便打扰，咔咔了2照片后闪出。
北京古观象台在建国门立交桥旁，离北京站也不远。前后几次去都无缘，不是去晚了，就是赶在了周一、周二休息的日子，此行终于进去了，但又遭遇烂天，运气还是比较衰。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是郭守敬在登封创建的观星台，建于元至元13年（1276年），3年后他和王恂在帝都又建了“司天台”，成为后朝天文台的原始版本。现在的古观象台是在元代旧址上于明正统7年（1442年）重建的，是有近500年历史的明清皇家天文台。民国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成，观象台不再作观测研究，1929年改成国立天文陈列馆。
台体青砖砌成，高约14米，台顶南北长20多米，东西长24米，在东边设有坡道，可以登台。现在台上放着8架清制铜仪，它们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玲珑，花饰繁复，刻度、游表、结构等方面科学精准。当初明代复制了元代的浑仪、简仪等仪器就放在此台上。清康熙年间，南怀仁授命设计和监造了赤道经纬仪等6架新的天文仪后，明代的东西就被移至到了台下。当时担任台长的是汤若望，即钦天监监正，而南怀仁则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清初和匡卫国等人一起来到中国传教，是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人之一，他精通天文历法、铸炮、机械、地理等学科，他制造的火炮，在国家博物馆里看以看到，绘制《坤舆全图》算是最具影响的世界地图了，设计建造的天文仪，更是他成就的标签。他也是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康熙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及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无论台上的清仪还是台下的明仪，它们的命运也经历了风雨波折。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德、法两国将仪器平分，各劫走了5件。法国将仪器运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1902年归还。而德国则将仪器运至波茨坦离宫展出，直到“一战”德国战败，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这些东西在经历了20年时间后才归还中国，被重新安置在观象台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置于台下的明代浑仪、简仪、漏壶等7件仪器运往南京，现在它们分别放在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而在台下西侧摆放的浑仪、简仪等，都是近些年来复制的。国运和物运都是紧紧相牵的，谁要不敢保证一件物品的某时存在感和归属感。
玑衡抚辰仪。乾隆19年（1754年）制成，重5.14吨，高3.38米，戴进贤监造，是大清铸造的最后一件大型天文观测器，也是清8件中山纹、云纹、龙纹缀饰最繁缛的仪器。用于测定真太阳时、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差。
象限仪。又称地平纬仪，制于康熙12年（1673年），南怀仁监制，重2.48吨，高3.61米，1900年曾被法国掠至驻华使馆内，1902年归还，其用于测量天体地平高度。
天体仪。制于康熙12年（1673年），南怀仁监制，重3.85吨，高2.73米，该仪用途有60多项，但主要用于黄道、赤道和地平三个坐标系统的相互换算以及演示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视位置等。
黄道经纬仪。康熙12年（1673年）制成，南怀仁监制，重2.75吨，高3.49米，是中国第一架独立的黄道坐标系统观测仪器。
地平经仪。其制成于康熙12年（1673年），中1.81吨，高3.2米。南怀仁监制，此仪曾于1900年被德国掠至柏林20年之久，主要用于测定天体的方位角。
纪限仪。外观像箭在弦上的弓箭，康熙12年（1673年）制成，南怀仁监制，重0.8吨，高3.27米，南怀仁监制，主要用来测定60度内日、月之间的角直径。
赤道经纬仪。制于康熙12年（1673年），南怀仁监制，重2.72吨，高3.38米。用于测定真太阳时、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差。
古观象台的南边是环境疏朗的小花园，有郭守敬的雕塑及日晷、圭表的复制品。西边院内陈放着浑仪、简仪等复制品，旁边是陈列室，里面的展板上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开普勒、哥白尼、牛顿……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似繁星点点，缀饰了历史的天空。
圭表复制品，原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其用针孔成像原理，测定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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