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虽然对理性的极权性与压迫性进行的揭露与批判，但 从根本上来说，也并非是要根本地推翻、颠覆“理性”，而只是要人们注意到“理性”的滥用。
启蒙本来是要消除神话，但启蒙本身又成了一种新的神话，这似乎成了启蒙 的宿命。但复兴旧的神话与创造新的神话，却无法抑制启蒙运动的进程。这是否就使我们陷人一种悲观与绝望之中？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却并不这样看。霍克海 默在《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理 性复原的前提之一，就是理性不再害怕被称之为虚无主义，恰恰相反，“也许可以 这样来定义理性在自己的概念领域内的自我破坏倾向：对形而上学概念进行实证 主义的消解，并把这种消解一直贯彻到理性概念本身”。启蒙运动甚至在面对自己最悖谬的后果时也要继续前进。理性的批判与质疑，也正是启蒙精神的真正 体现。
福柯也曾拒绝这样的讹诈：“人们经常讹诈整个理性批判或讹诈批判性的思 考：要么接受理性，要么堕人非理性主义”。人们经常是把对理性的批判，认定为是非理性主义的。福柯强调，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次的分岔，技术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化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一分岔，导致了一种技术的合理性取得了理性的身份而占据统治地位。福柯承认，他的工作目标是要为一个更丰富的理性恢复名誉。福柯在回应康德的一篇同名文章《何为启蒙》中，对于启 蒙的遗产也进行了积极的肯定，他把这种积极的方面界定为“对我们之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 。这种批判乃是要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东西中，发现那些是专断的、强制的成分。
利奥塔最终也是求诸于康德的理性观念。人们总是向利奥塔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任何普适的标准，如何来判断一件特定的事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呢？利奥塔的回答是“如果硬逼我说的话，我会回答制约这种义务感的是康德的理念”。 这个理念具有一种超越感性的特性，是“一个人类的集体，或者说能够共同生存 并形成总体的一般（人和非人的）理性存在的理念”。利奥塔批评美国对越南的 人侵、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实际上是“禁止了理性存在的整体的继续生存”，因此，越南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有造反的权利。可以说，在他那里，是存在着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的一个根本依据的，那就是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利奥 塔实际上与康德一样，要求把人作为人来看待，把人作为目的来看待。
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总的态度，并不是对理性的简单排斥与拒绝，而 是包含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理性的主张和要求。但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存在 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能触及到理性这一意识层面背后的社会现实，仍然是 局限于意识领域内的批判。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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