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乱世出重器
古玩界有句俗话说：乱世出重器。
20世纪初，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华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正是中华民族最为水深火热的时候，殷墟和三星堆却相继出世。
1928年10月，在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董作宾带队赴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总计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在殷墟开始第一次发掘的半年之后，三星堆也横空出世了。而这个时候的四川，却正是军阀混战最为混乱的时期。
四川军阀混战，从1912年“省门之变”开始算起，到1933年刘湘击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结束，期间四川军阀大小战共计400余起，平均每年战事就超过20起，堪称世界之最。
三星堆首次面世的1929年，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接连发生两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参战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万，战火席卷全川，百姓死伤无数，成为四川军阀混战的分水岭。史称“下川东之战”和“上川东之战”。
就在战事如火如荼之际，完全没有任何迹象，三星堆就这样突然横空出世了。
燕家挖出的石器堆在院子里
2、燕家挖宝
1929年清明时节，正是“下川东之战”结束而“上川东之战”开打之际，整个四川到处都在打仗，战事十分激烈。身处如此兵荒马乱之时局，勤劳朴实的四川老百姓也没有忘记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春种，他们还是如往年一样，开始忙碌着引水灌田，准备插秧播种。
这天早上，看到天气很好，位于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一大早就把儿子媳妇叫了起来，一家人扛着锄头，来到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开始清理掏挖水沟，以做引水灌田之用。
燕道诚的儿子燕青保还很年轻，体力最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挖沟时格外卖力。他把锄头高高举起，然后又重重落下，挖得是又快又深。就在这时，他一锄头下去，却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刻发出“砰”的一声，只觉双臂一震，虎口发麻，吓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立刻把锄头搁在一边，蹲下身子刨开泥土仔细查看，发现这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像磨盘的大石环，上面打磨得十分精细，比自家院子里的那块石磨漂亮多了。燕青保觉得十分奇怪，赶紧叫父亲燕道诚过来看看。
燕道诚闻声赶来，跳下坑里，父子二人合力撬开大石环后，只见一块翠绿色的玉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父子二人是又惊又喜，立刻认定石环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然后装作无事一般，继续干活。
一直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重新刨开掩埋的泥土，连夜在坑里清理出玉璧、玉琮、玉璋等各类玉石器共计400余件，赶紧偷偷运回家。
后来在1986年发掘一号坑的时候，考古队才发现燕家正是挖到了一号坑的东北角，那里刚好是掩埋玉器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是一个特殊而伟大的日子。历史没有记住那些在战火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军阀豪强，却永远记住了这几个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民。因为正是他们那不经意间的一锄头，却为我们叩开了一个沉睡了数千年的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门。
燕家在石器上刻上自家的名字
3、“广汉玉器”震惊古玩界
真武村的村民很多都是燕氏族人，燕道诚的后代也一直生活在这里。在当时，大家都称燕道诚为“燕师爷”，这说明燕道诚读过书，也可能做过官，在当地算是一个文化名人。
现在燕家无意之中挖出了大量的古代玉器，这让燕道诚既兴奋又忧虑。为了避免张扬出去惹火上身，他将这些宝物分散藏于家中各处，严令家人不得透露这个秘密，盘算着将这些玉石器作为传家之宝，留给燕家的子孙后代。
在此后一两年间，燕道诚一家又陆续在当时发现玉石器坑的地方附近作了一些小范围的发掘工作，但收获不大。哪知没过不久，燕道诚和燕青保父子突然都得了一场大病，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救活过来。他们感到十分害怕，认为这是神灵在惩罚对燕家，古人留下的宝藏不是随便可以挖掘的。于是他们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掘宝计划，还把这批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朋邻里，希望可以“破财免灾”。正是燕家停止了挖掘计划，三星堆的秘密才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为了治病和改善生活，燕道诚偷偷来到成都，在古玩市场上出售了部分玉器。因为燕道诚并不知道这批玉器的具体年代和价值，再加上为富不仁的古董商人刻意压价，所以成交价格并不高。一直到最后，燕道诚抛售了大部分玉器，但燕家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多少，燕家的后代也一直居住在月亮湾真武村。
但精明的古董商却知道有利可图，开始追寻它的来源，并最终追踪到燕道诚的家，最后经不住劝说，燕道诚又以低价抛售了大批玉器。很快，神秘的“广汉玉器”开始在古玩界名噪一时，成为古董商人和社会名流纷纷追逐的目标，也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
1934年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合影，左一为林名均，右一为葛维汉
4、三星堆第一人
1931年春天，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从燕道诚手中购得了5件玉石器。经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鉴定，这些“广汉玉器”为商周遗物。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交给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时，葛维汉顿时是激动不已。
葛维汉是美国人，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来到四川，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然后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到了1931年，葛维汉重返中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
1931年6月，激动不已的葛维汉首次来到广汉，在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的帮助下，葛维汉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准备进行进一步发掘，但此事却未能进行。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只是据后来葛维汉曾记录道：“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
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许多做着发财梦想的各地古董商纷纷来到广汉，希望有所收获，而当地的一些百姓在古董商们的怂恿和诱惑下，也开始动了挖宝的念头，弄得月亮湾遗址是岌岌可危。最后没有办法，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只得下令将此处保护起来，不得私自胡乱挖掘。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没有罗雨苍县长的保护，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三星堆。
一直到1934年3月，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正式邀请葛维汉前来发掘遗址。葛维汉大喜，赶忙带着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3月16日，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当时发掘队的主要负责人除了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馆员林名均。
1934年三星堆发掘现场
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只干了10天就不得不草草结束。针对当时的发掘状况，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兵荒马乱，当地治安实在混乱，不时有土匪夜出，抢劫钱财。为了防备土匪抢宝，罗雨苍县长还特别派出了80名士兵，日夜在现场站岗放哨，保护发掘现场和考古专家们；此外还有县府工作组的几个人员参与发掘，并做好保护工作。后来，因为“邻近匪风甚炽”，想打主意的各方势力实在太多，最后没有办法，葛维汉等人只进行了10天的发掘工作便草草结束。但从当时开出的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里，还是找到了各种玉、石、陶器共计600多件。
另一种说法却是，因为当时有不少外国人想打中国文物的主意，当地的老百姓防范心很重。当葛维汉等人前来三星堆发掘时，当地百姓看见“高鼻子洋人”前来挖“宝贝”，很是气愤，经常跑去骚扰，于是罗雨苍县长不得不派了军士前来保护。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
虽然葛维汉等人是科学考古发掘，并非盗宝，但我们还是要对广汉的老百姓点个赞，咱们四川人民的觉悟一直都是很高的嘛。
不管真相如何，最后当发掘工作结束后，葛维汉和林名均将出土人物全部移送到县政府过目时，深明大义的罗雨苍县长却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应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并未据为己有，实在难得。罗雨苍县长也因此成了三星堆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雨苍，彭州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武备学堂）毕业，出身军旅，却重视文化教育。先后任国民革命军28军旅长，川甘边防军第四路司令，历认合川县长、广汉县长。1949年12月9日，响应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将军的起义号召，与时任彭县县长刘度一起在彭县领衔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解放后任彭县政协副主席。但他的名字更是与三星堆紧紧连在一起，流芳于世。
罗雨苍县长，堪称“三星堆的第一守护人”。
而作为“三星堆考古第一人”的葛维汉也在发掘工作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考古本事，他专门绘制了一张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图，该图以发掘所在地燕家院子为中心，详细标示出了遗址区的重要位置和走向。要知道，他当时所绘制的这张考古图，与现在三星堆遗址的区位和走向几乎没有出入。这是三星堆的第一张考古图。
最重要的是，葛维汉回到成都后，还特别整理出了一份考古材料，名为《汉州发掘简报》，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文中，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葛维汉不但绘制了三星堆的第一张考古图，而且编撰整理了三星堆的第一份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堪称“三星堆考古第一人”。
二号祭祀坑发掘现场
5、“一、二号祭祀坑”相继出世
新中国成立后，由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多次对三星堆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批文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又对三星堆进行了长达20年的大规模的连续发掘，共计出土文物上万件，最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史上，最激动人心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在1986年夏秋之际，在三星堆遗址上连续发现两个大型祭祀坑，立刻轰动国内外。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风格迥异的青铜人像一下子就抓住了全世界考古专家和媒体的眼球。
这些青铜人像到底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怎么会来到三星堆这个地方？这些疑惑，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让三星堆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在三星堆文化越来越热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86年7月18日的那个下午，不能忘记那几个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姓名的砖厂工人。
1986年7月18日下午，天气酷热难当，三星村一号砖厂的几个工人正在挖“神仙土”，准备搬土制砖。没有想到，他们在挖土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几件玉器，于是赶紧报告给正在砖厂宿舍整理三星堆遗址发掘资料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当考古人员勘查现场后，当时判断为一处非常重要的墓葬，赶紧保护现场，并上报相关部门，然后开始抢救性发掘工作。直到发掘到后期，才确认是“祭祀坑”。这才让“一号祭祀坑”重见天日。
同样还是这个一号砖厂的工人，在一个月后，也就是1986年8月16日下午，在距离一号坑东南约30米的地方取土制砖的时候，又挖到了二号坑的东北角，暴露出了一些青铜人面具和一些灰烬，于是“二号祭祀坑”也终于出世了。
青铜器上皇冠的明珠
6、皇冠上的明珠
伟大来自平凡。在历史的长河中，如燕道诚一家和那些普通的砖厂工人，也许他们微不足道，但他们却在无意之中，为我们中华民族掀开了激动人心的一幕。
特别是燕道诚一家，在听说挖出来的玉石器是文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后，立刻主动将家里还保存下来的玉刀、石环等无私的捐赠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充实了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藏。
至于其他那些价值连城的玉器，则早已被文物贩子和古董商人买走，流落于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那些流落于世收藏在民间的三星堆玉器可能高达3000多件。
从燕道诚一家最先发现三星堆玉器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90年了，全世界对三星堆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特别是在“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后，那些风格迥异的青铜人像，以及神秘莫测的“三星神树”，再一次深深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三星堆再次掀起网友学习研究的高潮，而揭开三星堆之谜则成了世界考古研究史上“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峨眉武术本在江湖，为何也要参与到对三星堆的研究中来呢？这还得从一桩轰动世界的美国特工叛逃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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