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 万圣书园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类似于一个以思想为媒介的社会共同体，为民间社会投射出了一份生怕消失的社会公共想象。
作者｜萧轶
今天是万圣书园30周年。前些时日，万圣书园以视频方式预告第四次搬迁，再度引发了诸多国人的神经末梢。
熟悉万圣书园的朋友们，或许对此并不为怪。在万圣书园的上一次搬迁时，不仅聚集了从学生到快递员的近两千多位搬迁义工，事后还出现从国内其他城市乃至海外归来的读者朋友，穿越大半个中国甚至穿越大半个地球，直接拉着行李箱到万圣书园疯狂购书，仿佛古典时代散落全球的背井离乡者一样，纷纷重返故土拯救漂泊无依的故土家园。再往前一次，万圣书园曾因租金续约问题需要搬迁，俞敏洪更是私人出资补贴书店租金。
此次搬迁引发更多的国人关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或读书人之间，在关注和祝福之余也难免引发些许忧虑之情。毕竟，这是一个更适合书店挽歌的年代。
今天，恰逢万圣书园30周年。正如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在面对书店挽歌时所说的那样，一家书店若活得够久，就不容易被拖垮。与此同时，在强调“因为独立，所以能活”之外，刘苏里不忘告诫：书店本身就是商业。任何商业品牌成为行业头牌，都需经历社会淘汰机制而形成时间的积淀。
万圣书园成立于1993年，是刘苏里告别政法大学而自我选择的道路。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九二派”的说法，指的是大批政府机关或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影响而选择下海创业；刘苏里在1993年放弃中国政法大学教职选择创办一家人文学书书店，相信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风潮影响，只是他的抉择一目了然地敷上了社会文化的精神色彩。
图：刘苏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贯穿八十年代的社会大讨论，让他那一代人在心底酝酿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思索中国问题的症结和病灶所在，探寻中国应当追求的价值。人文书店的文化向度，恰好能够融合商业与文明之间的特殊际遇，也刻写了万圣书园在北京读书群体心目中的时代记忆和社会想象。民国时期著名的内山书店经营者内山完造夫妇的铭文，几乎可借来表达刘苏里当年对万圣书园的文化定位：“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
开业一年后因三环改造而迁址于清华和北大之间的成府路，被社会誉为打通了两所中国最高学府之间的文脉联系：中国最顶尖的两大师生群体，由此与一家书店形成了共同成长的群体记忆，进而逐渐吸引着北京其他高校师生与社会读书群体的阅读步伐。随着这些时代精英们逐渐进入社会，万圣书园在高知精英的迎来送往下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印记。
由于万圣书园的绝佳选址，它与中国最杰出的智识群体之间天然地构成具备社会性的精神同盟。当清华北大等北京高校学生逐渐地步入社会，加上社交媒体的越发发展，三十年来的师生群体散布全国各地或海内外，不仅让万圣书园能够在地建设，还影响着北京以外的社会记忆，也形塑着其他城市的独立书店精神。
如同民国时期的内山书店一样，它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场所，比如在醒客咖啡或书架旁边能够随时邂逅中国最被尊崇的一批作家学人、高校教授乃至如俞敏洪等商界精英的身影，如同民国校园里散步时能够随时偶遇学术大师一样，去万圣书园闲逛如同精神的艳遇。著名知识分子高全喜便如此称赞：“万圣早已不只是个书店，它已经成为北京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物……来这里买书的人，买书本身已经变成次要。这是一种享受，寻找思想交往的享受。”
当然，这不仅涉及了书店经营的专业性，更涵盖着书店传播的价值性。除去刘苏里自身是学者型书店人的角色外，他通过书店经营的选书环节，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更成为中国人文阅读的风向标。万圣书园的每月图书推荐和销售榜单，几乎都会在社交媒体之间互相流传，也会成为中国外省独立书店的选书参考。
这不仅在于刘苏里对图书内容质量的判断，而且不脱离思考中国问题和探寻社会方向的社会价值。这种因书店选书而持续积累的阅读趣味，由于社会流动性和书店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也聚集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样一个精神同盟。在这样一个借用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所说的“无限的少数人”的智识群体之中，万圣书园的价值传播与趣味扩散，已经成为了中国读书群体的最佳导读选择。这就让万圣书园的影响，构成了一家书店与一个社会之间的智识网络。
图：1993年的万圣书园
来源：微信视频号“万圣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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