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愎／文
尼古拉斯赵四曾有名言：“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两顿。”但我在连续一个月，陪着我清华毕业法国海归的闺蜜满北京看房子，但却怎么也买不到的绝望下，觉得这“名言”或许可以改成：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套学区房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两套。
就在上周五北京“认房又认贷”限购政策出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闺蜜就在北京的东四环约谈了一对想要卖掉两套朝阳区“非学区房”、然后去抢西城15万一平方米“学区房”的父母。
他们当时提出的要求是，最好全额付款，如果不能，就要在15天之内付掉首付，然后尾款垫资。这对很拼的夫妻在之前的“认房不认贷”阶段为买两套房而离婚，现在他们要卖掉这两套房，拿到所有的钱，才有资格去西城区跟别的父母竞争。
这对夫妻不是我和闺蜜这一个月来见到的第一对希望全额付款的业主。坐在他们面前，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不断跟我们解释，他们也是没办法，只能要求下家全额付款，这样才可能去参与竞争，他们也只是用钱来缓解焦虑。
这些陷入“互拼房价”漩涡的父母们的心情，是非常容易被理解的。对好学校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无论政府去不去做重点学校的定义，重点学校都有可能会自发形成。
早在民国，作家林海音的父亲想让她将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把她送进当时北师大的附属小学——厂甸小学，他们一家人也就搬到厂甸这个学区附近的椿树胡同定居了。
还有冰心，她父亲谢葆璋对教会学校严谨的校风和纯正的英语口语教学抱有好感，让冰心去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北京创建的贝满女中（今日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读，贝满女中旁边就是剪子巷，于是他们全家就在剪子巷里租了一套“学区房”。
所以我从来都不否认那些争抢“学区房”父母的先见之明，只不过100年以前只靠租就能完成的事，100年后的今年只能倾全家之力来抢。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堂妹，她正好是学区房最直接的受益者，也就是没有一天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
1990年，我爷爷奶奶搬进了德胜门外的马甸南村，当时没有谁能够想到这里就是现在大家口中的“宇宙中心”——德胜学区。在我堂妹上小学之前的两年，马甸南村里的一所不知名的小学被重点小学育翔小学合并，于是马甸南村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区房，而这里生活的孩子也都进了重点小学。
由于天资聪颖，我堂妹在“学区房”的助力下，走完了一条很多家长都梦寐以求的完美升学之路。在育翔小学完成了6年的小学之后，她考上了学区内的重点中学——北师大第二附中。6年之后，她又以北京市文科前150名的成绩进入了人民大学金融系。
然而悲剧是，长达12年的时间，我每次去爷爷奶奶家就会看见堂妹坐在书桌旁写作业。大部分时候作业早就写完了，在做各种奥数。而陪伴左右的不是我叔叔，就是我婶婶。很难想象她在这些重点“监狱”中是怎么度过12个春夏秋冬的。我不知道她到底能有多少时间看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有多少时间去培养一下在弹琴、画画或者运动方面的爱好。
相比之下，在南方小城长大的我却自由得多。
我和我的闺蜜是中学认识的，我们也是市重点，但校风非常开放。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周六周日疯狂补课的时候，我们六年时间基本从来没有补过课，老师讲课时，该讲重点讲重点，该讲难点讲难点，但是作业很少，老师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培养读书兴趣。
我这位没花很大力气就上了清华的闺蜜，中学时期就读了很多国内外名著，为了满足阅读爱好，有时甚至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当时我们上学放学总是一起，放学了还能一起到她家或我家一起做作业，我们的情感也正是这样慢慢培养起来的。而这些记忆或许都是我堂妹这些在“宇宙中心”的学区房里所不可能拥有的记忆。
一个月的约谈，没有一次能最终走向成交。每次约谈失败之后，我都会跟闺蜜感概，这就是社会共识的力量，愿为子女教育支付更高成本的家长们的力量。也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金融街学区40平“老破小”1100万》，《“宇宙中心”西城普遍15万》这样的新闻在朋友圈铺天盖地，与一边晒孩子一边配文“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善良”的朋友圈形成巨大反差。
我其实并不想说“学区房值钱，而学历不值钱”的逻辑是多么的荒谬，但随着学区房越来越成为一种投机工具，其实我真的很想问那些认为“学区房”包赚不赔，还赠送学位的家长们，当你们的孩子完成学业，你们顺理成章地把手上的学区房卖掉然后大赚一笔之后，是否能够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结婚生子之时，同样有能力再买一套学区房？
最后，我想用一个做投资的朋友的评论来结尾：理论上，任何击鼓传花游戏最终都是传到最弱的一环破灭。股市是散户，房市是低收入者。 古往今来，莫不是贫者贪，越穷越想改变命运越走极端，这是生物逻辑的熵增之理。顺其自然吧，只要你准备好接受魔鬼的赌约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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