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纪念碑，不能再缺失他们（她们）的名字。当台风小犬与南下的冷空气，一扫广州的溽热时，秋天才真正降临到这个城市。在不断袭来的凉风中，我的心却是温热的，因为一批华人校长的大作为。他们曾是16所中国一流基督教教会大学（3所天主教）的校长，他们曾经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创了一个彰显中国人能力与价值的时代，却因为16所基督教会大学在1952年被分拆合并，就此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被尘封于中国历史之中，被遮蔽于失败者的命运之中，就此消逝于茫茫的历史尘烟之中，大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但我要说，百年来，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纪念碑，不能再缺失他们（她们）的名字。在此，我特别记录如下：吴雷川、陆志韦、林济青、沈嗣良、刘湛恩、陈裕光、吴贻芳、杨永清、李培恩、韦卓民、王世静、林景润、张凌高、钟荣光、胡文耀、陈垣、赵振声。他们是“接棒者”，不仅将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开创的16所教会大学接续过来，支撑起来，又开创出新的发展局面，在民国动荡起伏的时代中，在呼求中国人做出更大担当时，在抗日战争严酷的考验中，他们坚强不屈，发展壮大了自己所在的教会大学，实现了中国一流大学的专业价值与尊严。
而在抗日战争最严酷的时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之时，这些校长与其所在的教会大学，坚强不屈，不仅与中华民族同舟共济，而且也创造出6所教会大学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的教育奇迹，这样的历史创举，足以与彪炳史册的“西南联大”比肩，却因为1952年这些教会大学被分拆而就此消逝于历史之中，仿佛从未发生过。
是以，在写作《百年来，中国人不应忘记的16位基督教会大学传教士创始校长》后，我再次提笔，写作此篇，以还原历史，以恢复常识。
一篇小文不足以记录这些校长的伟大事迹，简要勾勒如下：
第一，吴雷川（1869—1941），燕京大学（1919—1952）首任华人校长。吴雷川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民国元年（1912年），为浙江教育司佥事，后任北京教育部参事。1926年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1929年继司徒雷登之后就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1934）。第二，陆志韦（1894—1970），燕京大学（1919—1952）华人校长。
陆志韦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音韵学家，也是燕京大学校长（1934—1941）。1952年，工作组进驻燕京大学，曾重点批判陆志韦。1952年，燕京大学被分拆解体，陆志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再遭批判和迫害，1970年病逝于北京。
第三，林济青（1886—1960），齐鲁大学（1904—1952）首任华人校长（1931—1934）。
林济青曾赴美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在抗日战争前，主持齐鲁大学。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帮助下，建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又邀请老舍等名师来齐鲁大学授课，使齐鲁大学在193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第四，沈嗣良（1896—1967），圣约翰大学（1905—1952）首任华人校长（1941—1946）.
沈嗣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管理学硕士。1923年回国，出任圣约翰大学教务长兼大学体育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临危受命出任校长。
第五，刘湛恩（1896—1938），沪江大学（1906—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8—1938）。
刘湛恩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出任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提出职业教育与公民教育并重，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教化等主张。在抗日战争期间主持校务，从事抗日斗争，1938年被日伪收买暴徒狙击而亡。
第六，陈裕光（1893—1989），金陵大学（1910—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7—1951）。陈裕光是中国的教育家和化学家。1911年考取金陵大学化学系，因成绩优异，被选送美国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化学博士。1922年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1927年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
第七，吴贻芳（1899—1985），金陵女子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28—1951）。
她是金陵女子大学首届毕业生，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她是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也是热忱的基督徒。第八，杨永清（1891—1956） ，东吴大学（1900—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7—1952）。
杨永清190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学士，他曾就职于民国政府的外交部，是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助手。1922年出任东吴大学副校长，1927年出任东吴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主持东吴大学内迁工作。
第九，李培恩（1931—1949），之江大学（1911—1952）首任华人校长（1931—1949）。李培恩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29年任之江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也教授经济学课程，采用全英文教学。
第十，韦卓民（1888—1976），华中大学（1924—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9—1951）。
他曾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界领袖，基督教学者与教育家、哲学家。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华中大学与另外一所师范学校合并为华中师范学院，韦卓民由校长降职为外语系和政治系教授。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受到无情地控诉与批判。1976年，他病逝于南昌。
第十一，王世静（1879—1983），华南女子大学（1917—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8—1951）。王世静是著名基督教女教育家。她生于福州，祖父是光绪三年的状元，她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918年赴美留学，1923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1928年回华南女子大学任教，1929年为首任华人校长，就此一生奉献于华南女子大学。抗战中，福州两度沦陷，华南女子大学迁入成都，王世静四处奔走筹措经费，支撑华南女子大学渡过难关。
1951年，华南女子大学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为福州大学后，王世静曾在名义上担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她更为低调、消沉，1970年代患病，之后在病榻上度过余生。第十二，林景润（1897—1946），福建协和大学（1917—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7—1947）。
林景润曾获得哈佛大学名誉博士，1916年受聘为福建协和学院政治经济讲师，1917年为社会科学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福建协和学院演变为协和大学，他提出“博爱、服务、牺牲”六字为校训。
第十三，张凌高（1890—1955），华西协合大学（1910—1952）首任校长（1930—1946）。张凌高出生于银匠之家，1904年进入传教士毕启创办的教会学校重庆求精学堂读书，后因祖父病故失去资助，在教会资助下继续求学，所以深受基督教影响，成为基督徒。1914年张凌高考入华西协合大学文科，1919年获得文学学士，1920年赴美留学，在西北大学获得文学硕士与神学硕士学位。1922年学成回国后，曾任资中县美以美会牧师。1926年被华西协合大学聘为副校长，1933年9月，张凌高正式出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此时正值中华民国发展黄金时期，华西协和大学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张凌高盛情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华西协和大学执教，有龚向农、李培甫、庞石帚、魏时珍等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方沦陷区的大量高校被迫向大西南迁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史诗级的长征与成长。这一幕以北大、清华、南开等在昆明联合办学所缔造的西南联大，而闻名于世。然而人们甚少知道的是在成都还有一场在抗战中皆苦卓绝的联合办学，这就是华西协和大学以满腔的热情接纳了来自沦陷区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等5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在此6所中国基督教会大学联合办学。这同样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又一壮举。它同样显示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在中国最危机的时刻，中国的教会大学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同样坚强不屈的挺立。
在抗战时期，华西协合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一时大家云集，包括陈寅恪、吴宓、顾颉刚、萧公权、钱穆、梁漱溟等文史学者，还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科学家，形成了华西坝鼎盛时期，这一历史还有待史家发掘和书写。
这样的壮举，并不亚于西南联大的创造，而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长张凌高是领导者和见证者。
然而长期主持校务的操劳，让张凌高患了严重的疾病，最终于1947年辞职，离开了服务20多年的华西协合大学。但厄运又临，在解放初期“镇反”运动中，他被拘捕入狱，1955年因心力衰竭死于狱中。
第十四，钟荣光（1866—1942），岭南大学（1904—1952）首任华人校长（1927—1937）。
钟荣光是清代举人，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兴中会成员，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和教育家，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一生奉献岭南大学，造就岭南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曾经有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之誉。
第十五，胡文耀（1885—1966），震旦大学（1903—1952）首任华人校长（1932—1952）。
胡文耀1908年毕业于震旦大学预科，同时考取官费留欧，留学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191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数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震旦大学校长。1942年，胡文耀皈依天主教。第十六，陈垣（1880—1971），辅仁大学华人校长（1929—1952）。
陈垣是中国宗教学家，曾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所首任所长。人们也将其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第十七、赵振声（1894—1968），津沽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1—1933）。
赵振声出生于河北景县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913年入耶稣会。1917年，他赴法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再赴比利时研读神学，1923年在比利时昂坚（Enghien）耶稣会神学院被封为神父，并获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925年9月回国。1931年—1933年任津沽大学校长。之后，赵振声被罗马教宗任命为献县教区首任国籍主教。1966年文革发动，1967年赵振声被捕入狱，1968年死于狱中。历史一经发生，就不可磨灭。
在这个秋天，当我与这些教会大学的华人杰出校长相遇时，当我凝视那些掩藏在历史深处的照片，与他同样凝视的双眼相望时，我确信这目光中有一种期待，一种对于还原历史、恢复尊严的期待。
尤其是张凌高的双眼，宁静中有一点喜悦。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和牧师，在担当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长重任后，不仅创造了一个一流教会大学的辉煌，也创造了抗战中华西坝6所基督教会大学联合办学的历史壮举，尽管，结局是悲剧的，在镇反中病死于监狱。
但这双眼睛的凝视，穿透了百年来的历史迷雾，穿透了历史的遮蔽与遗忘，昭告我们这一切历史必被还原，这一切历史必被恢复尊严，这一切历史必被纪念。
永远纪念这些杰出的华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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