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制、儒学：
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外族入侵，这也很可能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
西周封建制，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从春秋战国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上。
折中与平衡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儒家思想最终在中国获得了胜利。
理学兴起的原因：一、中国在外族侵略下产生的“内转”，没有唐时的宽容态度；二、中国古代政治理想取得了显著成效，科举等。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观点很多，其中一种观点即将中国近世上推至唐宋之际。这种思想或受到内滕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内滕氏虽未曾明确提出此一论说，但其著作中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影响较大。中国历史的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分法，应该也是这种思想的变种。
关于塔拉斯之役
751年，高仙芝在塔拉斯被大食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它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开始渗入中亚。几乎同时，突厥语代替塔里木盆地国家所使用的印欧语。
此役以前似乎并不是很受人重视，海外学人对此多有论说，国内好像才多有审视。《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对此也有申说，观点相近。此役对丝路之影响、对当地信仰之改变、西域社会历史之走向、当今新疆之局势都关系重大，想必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关于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人如何获得长达800余年的稳定（唐宋以降）。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在13世纪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中国的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为何区区几十万的满洲人能够统治多出自身四五十倍的汉族人口？中国是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乎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
关于中国社会，向来有停滞与失败的论断。稳定是不适意味着停滞不管这些论断怎么样，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的一些研究，也还有我们借鉴参考的价值。作者在此所说的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应当可资借鉴。关于中国社会停滞与失败的问题，包弼德的《论停滞与失败》可供参看，写得不错。
关于现代转型：
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原由：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地方官员若想改革会遇到重重阻力，尽管京城的皇帝整日忙于变革。整个官僚机构管的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远为不足，本为维护主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
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作出反应。
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中国的现代转型，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论说很多，应该没有我插嘴的份。在此，只提醒一点，从东亚各国的现代转型比较中，或许能有别样的观感。关于东亚各国的比较研究，恐怕还是比较欠缺的。
关于日本对中国之影响：
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日本队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华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
近代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并非只是甲午战争，或是侵华战争而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未能摆脱日本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研究也还是比较欠缺的。因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我们正确地看待近代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有一定的蒙蔽作用。不仅是中国如何看待日本，看待韩国，也包括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只有在驱除近代以来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想必彼此
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趋向传统的东方认同。当然，这东方认同并不是传统的那种朝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