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了断不了情

蒋泥

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摆脱最初的窘迫状态，不再是浪子，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作家、名教授。他和高青子于1933年至1935年之间认识。

有一次，沈从文给青岛的亲戚带礼物，送给熊希龄家的女主人。他去了熊希龄的别墅，女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印象。

一个月后，他们再见面，高青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而且相当熟悉他小说中的细节，特意穿了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调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将自己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告诉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震惊、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他对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

无助的沈从文请林徽因帮忙。他辩解说，自己出格的行为和对妻子的爱之间没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理解他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她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说：“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当事人张兆和当然不会理解沈从文。实际上，她和沈从文结合，真有点强人所难。在她，一直是被动的、躲避的。要她理解、欣赏这样的天才夫君，比较苛刻。

到了晚年，张兆和在编完《沈从文家书》后，方有悔悟，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从本质上说，张兆和毕竟不是林徽因，不是那种诗性的人，他们没有多少相通的感悟点。她承认高青子长得的确很美。亲友便居中劝解，有人甚至给高青子介绍对象。而沈从文只在情感上受到高青子的牵引，理智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的身边。

但故事并未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1938年4月，经贵阳抵昆明。张兆和因刚刚产子，身体虚弱，未曾同行。1938年11月，她才携二子辗转到昆明，与沈从文团圆。

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登记的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和熊希龄的侄女熊瑜同住。

沈从文与高青子交往随之密切，引出流言。有人说备受争议的《看虹录》，正是放纵情感的产物。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时间大约在1942年。

沈从文小说《主妇》，是为纪念结婚13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在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10年。”

摘自《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