圃苏08 苏轼文化标签的底稿@密州

熙宁变法中，负责新法制定与落实的机构是司农寺，大概相当于现在发改委的功能。在一个励新图治的时代，一切与改革有关的机构都是意气风发的，意气风发的潜台词就是权力释放，再继续下去的潜台词就是无法无天。

当时的司农寺即是如此，对各州县的态度极其蛮横，欺上瞒下、阳奉阴违，这些都被身为一方执政长官的苏轼看在眼里，始终如鲠在喉，终于不吐不快，向中央写奏折揭发：

最近我听说很多官员都对司农寺议论纷纷，责怪司农寺下发到各郡县的政策，实际上并非皇帝的意思，而是司农寺官吏自己一意孤行，很多政策甚至和皇帝曾经的敕令相悖。正因为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郡守在落实政策时感觉非常困难。

依照法律，发布与皇帝敕令相悖的政策，是要坐一年牢的。现在，这帮人胡作非为，一边随意改政策，又不让皇帝知道，也不向宰相们汇报，专横跋扈！而我们这些郡县的官员，只能逆来顺受，不敢多言。这件事，我非常不认同。

（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熙宁年间，官场的风气已经被王安石带到了与此前仁宗朝完全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气氛中。

以前，北宋官场是广开言路，尊文广教，而新党奉行的是一言堂、一支笔、一句话的专横作风。

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持续向中央汇报自己在地方上的见闻，可见其胆与直。

然而，这些奏折与信函，却如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近千年来，苏轼的形象中最重要的标签一直以其在文化层面上巨大的成就为依托。

在苏轼文化标签的底层，人们更看重、或者说是为之怜惜与欣赏的，是他那种“高低起落如坦途，宠辱加身心不惊”的处世哲学，然而，若有一种可能，让苏轼获知后世对他功业的种种评价，或许是心有不甘的。

说到底，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

苏轼到底是为什么成为后来的苏东坡的？

难道苏轼真的想成为后来苏东坡那样的形象吗？

如果可以选择，苏轼到底是愿意成为天子近臣，还是远谪罪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