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訓詁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大家輩出，各擅勝場，留給我們很多精彩的論述。清朝末年甲骨文出土之後，金文、戰國文字大量出土，帶給我們很多第一手的先秦材料。這些材料，絕大部分都是漢代到清末之前的學者們所未能見到的。因此，對於前賢的訓詁例證及說明，我們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訓詁最重要的工作是求其義訓，要求其義訓，就要先弄清楚一個字的本義、引申義及假借義。這一點，古文字材料的出土帶給我們很大的便利。以下，本文以尋本義、辨引申、明假借、正訛字、考韻讀等五方面舉例說明之。
二、尋本義
先秦典籍有些字，保留的本義比較古老，後人不懂這個本義，因而採用了別的詞彙去解釋這個本字，這就形成了以通假字訓本字。例如：《毛詩．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
陳奐《詩毛氏傳疏》云：
皇，讀與匡同。《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言不暇匡晉也。亦假皇為匡。匡，讀如「一匡天下」之「匡」，《爾雅》：「皇，匡正也。」故《白虎通義》釋「皇」為「正」，義同。①
熟悉文字學的人都知道，「匡」的本義是「飯器，筥也」，而不是「匡正」，「匡」有「匡正」的意義，是後起假借義。以「匡」釋「皇」，不就是以後起假借義來釋本字「皇」嗎？為什麼《毛傳》會這麼做呢？原因很簡單，當時人已經不懂「皇」的本義了。當時人比較熟悉的是「皇，大也」的假借義。
甲骨文有「
「（煌的本字，象火光輝煌）」聲。从戉，故有征伐義，甲骨文「皇」字有「征伐」之義，見：
壬子卜，王令雀皇伐
「伐」是戰爭動詞，「皇」也是戰爭動詞，二者應該有一些不同（甲骨文時代不太可能有同義複詞），但是我們已無從瞭解了。金文「戉」形聲化為「王」作「」（作冊大方鼎），其後的「皇」字都是繼承這樣的形體。《說文》釋為「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形義俱失。②
周代文獻幾乎看不到「皇」字有這樣的用法，只有《詩經》因為是韻文體，保留的古詞古義較多③，因此《詩經》「皇」字仍保留了「征伐」的意義。後人不明瞭「皇」字有「征伐」義，因此以「匡」釋「皇」，以後起假借義釋本字。幸虧甲骨文保留了這個字形及相關詞例，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解出《詩經》「四國是皇」的意義。
①陈奂《诗毛氏传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89.
②参季旭昇《說皇》，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中興大學中文系所，1995.4.30
③如《小雅．常棣》「鄂不韡韡」句中的「不」字，鄭箋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極為正確。「不」的這個義項，除了保留在《詩經》中外，其它沒有任何一種文獻用到這個意義。
三、辨引申
引申義與假借義的區別，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 ①，大部分的區別是比較清楚的。要能分辨引申義與假借義的先決條件是這個字的本義要弄清楚。本義不正確，則引申義的探求也會跟著出問題。例如「專」字釋為「專一」，應該是引申，但是有學者以為是假借：
起初只有假借字，後來又有後出本字，這後出本字未見通行，只見於《說文》。例如，《說文．女部》：「嫥，嫥壹也。」這應是「專一」的本字，但古今典籍都用「專」字，而「專」原有它的本義（《說文》訓為「六寸簿」），假借為「專一」。②
旭昇案：會以為「專」的「專一」義是假借，主要是依據《說文解字》來認定「專」的本義是「六寸簿」。但是，「專」的本義是否「六寸簿」？其實是沒什麼證據的。《說文解字．寸部》：
，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說文》無簿有薄，蓋後人易艸為竹，以分別其字耳。六寸薄，蓋笏也。〈曰部〉云：「，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薄，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曰：「簿，手版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小雅》：「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毛曰：「瓦，紡專也。」〈糸部〉：「紡，網絲也。」網絲者，以專為錘。《廣韻》曰「，紡錘」是也。今專之俗字作甎、塼，以專為嫥壹之嫥。④
依段玉裁注，釋「專」為「嫥」，顯然屬於通假。因為，我們如果同意「專」的意思是「六寸簿」，那麼「專」釋為「專一」，當然就是「嫥」的假借了。可是，《說文》把「專」釋為「六寸簿」，典籍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證據，段玉裁對「專」字做了很多疏解的工作，就是找不出文獻中有「專」釋為「六寸簿（薄）」的用法；反倒是《說文》的「一曰紡專」可能才是「專」的本義，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
此疑當以紡專為本義，收絲之器謂之專，其錘謂之，引申為圜轉之偁，又為專壹、專謹之義。《史記．賈生傳》：「大專槃物兮。」大專與大鈞同義，皆言天道運行，陶育萬物，紡車旋轉，與陶人運鈞，其事相類，故皆以喻天行。〈索隱〉：「專，讀為鈞。」蓋由不知專字自有圜轉義，故破字為鈞。然以鈞釋專，則取其義近可知。⑤
《說文》「一曰紡專」，徐灝贊成這是「專」的本義，從這個解釋去推「專」的「專一」、「專謹」、「圜轉」義，都是由「專」的「紡專」義引申出來的，並非假借義。但是，徐灝贊成「專」為「紡專」，並沒有什麼證據，所以這個說法也未必能得到學者一致的認同。直到甲骨文出土，這個說法才得到證實。
甲骨文「專」字作「
其（徐灝）說極是。栔文即象紡錘之形，从又，所以運之。專、鈞聲義並近，其物古已有之（陶器之作早於甲骨者甚多），故制器象之也。⑥
據甲骨字形，「專」字从「叀」从「又」，「叀」即象紡甎之形，从又所以運之。紡甎所以摶絲線，因此引申有專壹、專謹之義。徐灝之說極是。那麼，「專」字用為「專一」義，就不應該說成是「嫥」的假借了。
①例如「鳳」讀為「風」，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以為：「鳥尾長則奮翼一飛，風象自見，故古風字从長尾鳥、从， 疑舟帆之象形。長尾鳥與帆並可占風，故先哲制風字假二物以象意。」參《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70 年）1362 頁引。
②程俊英、梁永昌，《應用訓詁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11 月），頁18。
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城，1989 年1 月），卷3 下，頁7。
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6 月），頁122。
⑤據《說文解字詁林》（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4 月），冊3，頁1163。
⑥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70 年），頁1041。
四、明假借
王力在《古代漢語．通論十六．雙聲疊韻和古音通假》中說：
所謂古音通假，就是古代漢語書面語言裡同音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兩個字形體不同，意義不同，只是由於聲音相同或相近，古人就用甲字來代替乙字。例如早晨的zǎo，這個詞本該寫成「早」，但是《孟子．離婁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卻寫成「蚤」。《詩經·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也寫成「蚤」。「蚤」的本義是跳蚤，早晨的「早」所以寫成「蚤」，只是因為二者聲音相同，在記錄語言裏zǎo（早，早晨）這個詞的時候，「早」「蚤」二字通用。從「蚤」字說，它所以當「早晨」講，也只是因為它和「早」聲音相同，被假借為「早」，借用了「早」的意義。換句話說，「蚤」是「早」的假借字，「早」是「蚤」的假借義。總之，古音通假是古書裏字形分歧的現象之一，這種現象需要從上古語音的角度加以說明。
假借字的產生，大約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本來有一個正字，但是寫書或抄書的人，由於一時筆誤，後來相沿下來，得到社會承認；或者由於地方習慣，寫成了另一個字，例如早寫成蚤之類。①
劉又辛對王力這一段敘述，有不同的看法：
前面談到「蚤」假借為「早」字，被認為是「筆誤」，「寫別字」，或「地方習慣」，「本應該寫做早」，但卻寫為「蚤」。這是很通行的說法。這個例子也經常被人抄來抄去。好像把這個字定為「本有其字」的用字之假借，叫做「通假」，是不成問的。可是據我考察的結果，這個「蚤」字倒是千真萬確的「本無其字」的「造字之假借」。我檢查了一下，甲骨文、金文和先秦簡書、帛書都沒有「早」字。最早的「早」字，見於漢碑，如《尹宙碑》、《夏承碑》等碑文。《說文》日部有「早」字。這個字可以初步斷定，是漢代才製的新字，秦以前都借用「蚤」字。這還可以古代的典籍來證明。例如，《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王制》注引作「其早」。可以斷定，這幾處的古本當作「蚤」，「早」字則是漢代人根據當時的用字改寫的。還有一條異文，更可作為這個論斷的有力證據。《老子》上有一句話：「夫唯嗇，是謂早服。」這句話，《韓非子．解老篇》引作「夫唯嗇，是謂蚤服」。究竟今本《老子》和《韓非子》引文哪個保持了最古的寫法？單就這兩項材料看，似乎不好判斷。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乙本正作「是以蚤服」。這個帛書是現在所見到的最早本子，可以作為這一判斷的鐵證。②
劉又辛根據先秦典籍及馬王堆帛書《老子》，指出「蚤」字比「早」字早出現，因此「早晚」義最早寫成「蚤」，是屬於「無本字的假借」，而不是假借為「早」字。這個說法，看起來很有說服力。因此，程俊英、梁永昌的《應用訓詁學》在談假借與通假時，引用了劉又辛的這篇文章，《應用訓詁學》說：
許多主張分別假借與通假的人，都用借「蚤」代「早」作例子說明本有其字的假借，似乎先有「早」而後借「蚤」代「早」，已經是定論。但近有學者考證，「早」字是漢代製造的字，先秦典籍借「蚤」作「早」，是千真萬確的本無其字的造字假借。古書流傳了上千年，經過多少次的傳抄、翻刻，用字不能沒有變改，據此判斷某字出現的時代，並不可靠。今天所能見到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比較多，為分辨假借字與本字出現先後提供可靠的依據，即使如此，要準確地判斷一些字產生時代先後，亦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為了區分造字假借還是用字假借，逐字進行這樣的研究，一般人恐怕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以訓詁學的角度來看，以假借字、本字產生的時間為標準，區分假借和通假，也並無多大意義。訓詁的基本方法是會通古與今、常見與不常見、已知與未知，從而由已知推及未知。對於假借字，訓詁學只關心它所表示的意義（假借義）是否為人所知，它所表示的是哪一個詞，所以需要有假借與本字或正字的概念，至於借字、本字孰先孰後，造字假借、用字假借的區別，倒不是重要的。③
劉又辛糾正王力，是對的。但是，程俊英、梁永昌的《應用訓詁學》據劉又辛說「先秦典籍借『蚤』作『早』，是千真萬確的本無其字的造字假借」，恐怕是劉又辛推之過度了，「蚤」、「早」字的情形，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我們把「早晚義之早」用「Ｘ」來代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Ｘ」的字有兩個，一個是「
甲骨文中有個「
丙辰卜貞：今（早）我不其自來 《合》4769 正
另外，甲骨文也假借「
甲辰卜： 祭祖甲，惠子祝 《花東》267⑥
據此，甲骨文時代表示「X」義的字已經有兩個：「
西周銅器敔簋中有個「
戰國時代，「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孟子．離婁下》）
據此，「蚤」字作為「Ｘ」義用，未必是「無本字之假借」，因為「」可能就是「Ｘ」義的本字。春秋末、戰國初年，越王勾踐之子者旨於睗（鼫與）戈上有「」字，吳振武釋「早」，讀為「造」，當為目前可見最早之「早」字。⑦ 另外，戰國時代產生了一個表示「Ｘ」義的專字「」。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縣出土了中山王銅器，其中一件中山王鼎，其上有銘文云：「昔者（吾）先考成王， 弃群臣」，句中的「」字从日、棗聲，很明顯的就是「早晚」義的專用字。
楚系文字「Ｘ」義作「
到了秦代，與現在「早」字相同的字形才開始出現。睡虎地秦簡有兩個「早」字，〈秦律〉五「邑之紤（近）早（皁，指牛馬圈）」、〈秦律〉二「早（旱之訛字）及暴風雨」，二字都不能釋為「Ｘ」義；真正當釋為「Ｘ」義的見〈日書〉甲種一四正貳「利棗（早）不利莫（暮）」，假「棗」為「Ｘ」（當承「」）。
附帶說一句：越王鼫與戈和睡虎地秦簡「早」字，很可能是來「
漢以後，表示「Ｘ」義的字則漸漸只剩「早」及「蚤」。
根據以上的分析，「Ｘ」義無論是寫成「早」或「蚤」，究竟是無本字的假借，或有本字的假借，我們目前還不好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在寫成「早」或「蚤」之前，已經有表示「Ｘ」義的字存在了。表示「Ｘ」義的字的歷史演變相當複雜曲折，如果不是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出土，我們是很難弄清楚的。
①王力，《古代漢語．古漢語通論（十六）》（北京：中華書局）。本書自1962 年至1964 年出版後，屢有修訂；1981 年出版了第2 版;1997 年，在郭錫良主持下，再次對全書進行了校改，1999 年出版了第3 版。我這兒的引文是根據下段所見劉又辛《文字訓詁論文集》轉引，劉文所批評的關鍵文字不見於王力《古代漢語》第3 版，應該是第3 版吸收了學者的意見，進行了修訂。
②劉又辛，《文字訓詁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6 月），頁49-50。
③程俊英、梁永昌，《應用訓詁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11 月），頁20。
④參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74 年），頁1953-1974。又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1355-1364。
⑤陳劍，〈釋造〉，《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12 月），第一輯，頁55-100。
⑥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5 期；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8 月），頁228。陳劍，〈釋造〉，《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12 月），第1 輯，頁79 採用此說。
⑦見吳振武，〈蔡家崗越王者旨於睗戈新釋（提要）〉，《古文字研究》第23 輯，頁100-101。2002 年6 月。本例承蒙審查人提供，謹此致謝。
五、正訛字
傳世典籍有訛字，學者多方疏解，仍難以通讀。古文字材料出來，學者才知道傳世典籍有訛字，經過辨正，使典籍得以通讀，這是古文字材料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春秋．昭公十二年．經》：「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①
何休注說：
案史記，知「公」誤為「伯」（旭昇案：當作「白（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②
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典籍訛誤的例子。顏之推《顏氏家訓》也談到：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其書兼為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爿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③
這也是大家熟知前代學者以出土文字材料糾正典籍訛誤的例子。《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一）》出版後，其中有九篇與《書》關係密切的文章，對傳世文獻的解讀有很重要的意義。以其中的〈耆夜〉為例，其首句云：「武王八年，（征）伐，大（戡）之。」原考釋者趙平安注云：
從情理上來看，文王時代不太可能在商都附近征伐，那必然會引起殷紂王的震怒，大舉反擊，所以宋代以後有學者懷疑文王伐耆不可信，主張應該是武王。但是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如今，清華簡出土，證實了伐耆確實是武王所為。
又，同書〈尹至〉篇「
水，地名。《墨子．三辯》：「湯敗桀於大本。」《道藏》本作「湯放桀於大水」。《呂氏春秋．慎大》則云：「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以《三辯》「大水」之「水」為「沙」壞文，並引呂調陽云：「大沙即南巢也，今桐城西南有沙河埠，其水東逕故巢城南，而東入菜子湖也。」又引《山海經．大荒西經》：「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路史．後記》卷十四引其郭注云：「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紀》則云：「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涉，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於南巢之山而死。」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云：「大涉當作大沙。」⑥
同樣一件商湯討伐夏桀，最後到底打敗夏桀的地方在那裡？《墨子》作「大本」、《道藏》作「大水」、《呂氏春秋》作「大沙」、《帝王世紀》作「大涉」。已往學者多主張作「大沙」，但是清華簡出來後，我們看到作「大水」才是正確的。
①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年），頁281-282。
②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年），頁282。
③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顏氏家訓》卷6，頁11-12。
④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2010 年12 月），頁216。
⑤料字原考釋隸定作「」，讀為「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以為當釋「料」，見〈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首發，2011 年1 月5日）：「料」字見於《說文．斗部》，訓爲「量也」，「从斗、米在其中」（小徐本作「從米在斗中」）。《國語‧周語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韋昭注：「料，數也。」整理者已指出「內（入）于水」之「水」乃地名，《墨子‧三辯》「湯敗桀於大本」，《道藏》本作「湯放桀於大水」。若此，《國語》「料民於太原」與簡文「料民內（入）于水」的說法十分接近，可證釋「（播）」爲「料」是合適的。
⑥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2010 年12 月），頁131。
六、考韻讀
先秦文獻往往有押韻，《詩經》、《楚辭》固無論矣，即使是《老子》、《管子》等諸子義理散文，也往往在文章中夾雜著韻文。但是，由於文字的演變，有些字產生了訛變，後人未能認得，因此看不出押韻，當然，文義釋讀也變得困難費解。李家浩曾舉出兩則很經典的例子：
1.《詩經．大雅．文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段玉裁、王力都認為「躬」、「天」押韻，這是對的，但他們認為冬真合韻，則不妥當。冬真二部的字音相隔較遠，在先秦韻文裡似未見有押韻的例子。江有誥認為「躬」當是「身」字。「身」與「天」同屬真部。江氏的說法很有見地，但總不免有改字以就韻之嫌。楊樹達、沈兼士等謂此「躬」字讀「身」音，這是非常正確的。
2.《楚辭．大招》：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鰅鱅短狐，王虺騫只。
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上錄韻文的「蜿」、「騫」屬元部，「躬」屬冬部，元冬二部之音不近，因此人們一般認為「躬」字不入韻。從〈大招〉通篇押韻情況看，「躬」字應該入韻。江有誥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躬」「當作身」，是「元真合韻」。其實這個「躬」字跟前引《詩．大雅．文王》「無遏爾躬」之「躬」一樣，也應該讀為「身」，不必改字。元真二部之音相近，在先秦韻文裡常見合韻。就拿《楚辭》來說，〈九章．抽思〉以元部的「願」與真部的「進」為韻，〈九歌．湘君〉以元部的「淺」、「閑」與真部的「翩」為韻。①
「身」、「躬」換讀，李文舉出不少戰國例子，如「中躬」印當讀為「中身」，即「忠信」；「梁上官鼎」銘云：「宜（信）冢子（容）參（三）分。」銘中的「宜（信）」在尊古齋古印譜中作「宜（信）」；侯馬盟書「殁嘉之身」又作「殁嘉之」（「」為「（躬）」之簡體）；戰國時期趙國兵器常見造者為「相邦建君」的銘刻，舊或釋「」為「」，認為从「邑」从「身」，不可信。黃盛璋已經指出，「建君」即《戰國策．趙策》的「建信君」。②
李文所舉的例子，有一定數量的戰國文字材料為證，應該是可信的。以之說明《詩經》、《楚辭》「躬」可讀為「身」，應屬可信。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恆先》簡5-6 云：
又（有）出於或，生（性）出於又（有），音出於生（性），言出於音，名出於言，事出於名。
這是原考釋的隸定，學者起先也都接受這樣的隸定。不過，我以為這樣釋讀不是很理想，「音」與「言」義近，在這麼短的敘述裡，要把宇宙萬物從最初混沌狀態到萬有皆備的「事名言」的階段都說完，必需極為精簡扼要。既有「言」，即不必有「音」。因此，我認為「音」應該讀成「意」字。最直接的文獻佐證，就是王念孫《讀書雜志》指出《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啞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這是「喑」或作「意」、也就是「音」可以通「意」的例證。另外，《馬王堆帛書．老子甲》96「意聲之相和也」，今本《老子》作「音聲之相和也」，足證直到漢代，「意」、「音」仍然有互作之例。先秦古文字「意」和「音」的關係應該是非常密切的，知道這一點，我們再看《管子》，有些篇章的「音」字就應該讀成「意」，使得本來沒有押韻的句子也變成有押韻了。如《管子．內業》：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③
王念孫《讀書雜志》以為「迎以音」之「音」為「意」之借字：
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念孫案：尹說甚謬，「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為韻，明是「意」之借字。若讀為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④
王念孫從押韻來說明《管子．內業》此處的「而可迎以音」當作「而可迎以意」。這是對的。否則「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其意不通，「聲」與「音」並無太大的不同，「迎以音」與「安以德」、「敬守勿失」、「成德」也看不出有任何關係？因此李山譯注《管子》（中華書局，2009.3）依據王念孫的校改，逕改原文作「而可迎以意」。⑤
不過，王念孫此處用語頗為含混，「音即意字」、「音是意之借字」，二語是什麼意思？指同字？同意字？假借字？訛字？王念孫也說不清楚，因為當時的條件還不夠。
接著，王念孫又把底下的「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改成「彼道之情，惡心與音，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念孫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音」即「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修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為「音」借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為韻，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為「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為「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為之說，其失甚矣。
旭昇案：王念孫這樣的校改是有問題的。「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並沒有什麼問題。王念孫以為此處的押韻應該是「彼道之情，惡心與音，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音」字讀為「意」，與「得字押韻」。其實，「彼道之情，惡音與聲」，尹注是對的，「音聲所以亂道」。下文云「修心靜音（意）」，跟「惡音與聲」相對。押韻則是兩句一韻，「彼道之情，惡音與聲」，情與聲押韻；「修心靜音（意），道乃可得」，音（意）與得押韻。《管子．內業》此處是兩句一韻的，全文如下：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⑥
但是，一開始的「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兩句卻不押韻。黎翔鳳校注云：
張佩綸云：「所」字句絕，「無所」，言道無方也。元注非。「安愛」，《易．繫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陶鴻慶云：此當於「所」字斷句，「愛」疑「處」字之誤。「凡道無所，善心安處」，「所」亦處也。言道無定，唯安處於善心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云：「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可證此文之義。下文云「憂悲喜怒，道乃無處」，與此文反復相明。「處」與「所」為韻，下文皆兩句一韻，此亦當同也。尹讀「善」字為句，而解之曰：「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殊不成義。 章炳麟云：尹注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大誤。「所」字當斷句，處也。「愛」借為「隱」，《詩．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釋言〉：「薆，隱也。」是「愛」、「薆」與「隱」並以雙聲通假。此「隱」則訓「據」，〈禮運〉「今大道既隱」，注：「隱，據也。《說文》：「，所依據也。讀與『隱』同。」「安」借為「焉」，於是也。言凡道無常處，惟善心於是依據也。下云「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心靜」即「善心」也。 翔鳳案：《說文》：「愛，行貌。」訓安行義可通。然此文兩句一韻，誠如陶說。魏樂安王元緒墓誌「愛」與「處」極似，則「愛」為「處」之誤可矣。⑦
對「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兩句，各家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黎翔鳳引述各家之說後，贊成陶鴻慶讀成「凡道無所，善心安處」，謂「道無定，唯安處於善心」。殊不知《管子》此處與「善心」無關。旭昇案：「善心安愛」下文為「心靜氣理」，顯然二句有相承關係。「心靜」承「善心」，「氣理」承「安愛」，則「愛」為「氣」之訛字可知。
「氣」字戰國古文作「
「凡道無所，善心安氣」，依全段體例應該要押韻，因此首句的「所」字應該是有問題的，我懷疑「所」應為「匹」字之誤。「所」與「匹」在金文時代就有形近混用的現象，于省吾已經指出來了，于省吾《尚書新證》以為《尚書．大誥》「天閟毖我成功所」、〈召誥〉「王敬作所」、〈君奭〉「多歷年所天」三句中的三個「所」字都應該是「匹」字之訛：
「所」乃「匹」之譌，弓鎛「所」作「
」，彔伯簋「匹」作「
」，二字形最易渾，故漢人仞「匹」為「所」，遺誤至今。⑨
戰國文字也承襲了這個現象，《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簡24「為邦而不以豊（禮），猶之亡（無）適也」，「」合文、袁國華以為當為「匹人」之訛⑩ ，其說可從。據此，《管子．內業》本句的「凡道無所」當作「凡道無匹」，意謂：道是猶一無二的。
經過這樣的校改之後，《管子．內業》本段全文如下：
凡道無匹，善心安氣。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意），道乃可得。
意思是：道是唯一而無可匹配（獨一無二）的，人要善養其心、安其氣，心靜氣安，道才會長在心中。道在不遠，因此人靠它而生；道不可離，人因道而生出認識知覺。道萃聚在人心中，好像可以索求，但又渺渺茫茫找不到它在那裡？道的本質，不能用言語去描繪求索，只有修養心意，才能夠得到。全文兩句換一韻，義理也前後一貫。
接著，王念孫又把「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句中的兩「音」字讀為「意」：
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為「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先言。」亦是曲為之說）。前〈心術〉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⑪
這樣的校改，當然比舊版合理。⑫
出土古文字材料中，類似的例子很多，學者甚至產生了出土古文字材料可以「改寫學術史」的呼聲，也有不少學者據以重新考釋古代典籍。從訓詁學的立場來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值得學界一同努力。
①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2 期。
②同前注。
③《管子》（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6 月），中冊，頁931。
④王念孫，《讀書雜志》（線裝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8，頁40-41。
⑤李山譯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3 月），頁216。
⑥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6 月），中冊，頁935。
⑦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6 月），頁936。
⑧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1197。
⑨參于省吾，《尚書新證》（臺北：崧高書社，1985 年），卷2，頁110-111。
⑩袁國華，〈郭店楚墓竹簡從「匕」諸字以及與此相關的詞語考釋〉，「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花蓮：花蓮師範學院，2002 年4 月）發表論文；後收在《史語所集刊》74 本1 分，2003 年3月。
⑪王念孫，《讀書雜志》（線裝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卷8，頁41。
⑫以上「音」當讀「意」，參拙作〈《上博三．恆先》「意出於生，言出於意」說〉，《中國文字》新30 期，頁183-192。
（本文原刊載於《東海中文學報》第23期）
選稿錄入：泠泠花外
排版編輯：南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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