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意思，“遵医嘱”从来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习惯，难道不对吗？朱为众：“遵医嘱”本身没有问题，我从小就在医院大院里长大，对医生除了尊重还是尊重。但是我们对于关乎自己健康乃至生命的重大医嘱寻求了“第二意见”（A Second Opinion）吗？这是今天要介绍给读者朋友的关键词。
朱为众：对，最近我有个《健康就是领导力》培训班的学员告诉我她的母亲被诊断是直肠癌，需要做换肛手术。我听了很惊讶，问她：“这么大的事，寻求了第二意见吗？”当时她挺惊讶，难道她通过在医院的同学找到的权威专家做了换肛手术的决定，还需要第二意见吗？朱为众：我告诉这位学员，享誉全球的梅奥诊所在2017年做的一个调研显示88%的患者在寻求了第二意见后获得了新的诊断或是更细化准确的诊断。
天啦，就我知道周边的亲友是完全没有寻求第二意见这一说的，包括我本人。朱为众：更惊人的是21%的患者得到了“显著不同的诊断结果”（distinctly different diagnosis）！同一年在不同的研究里发现，只有12%的第一诊断是正确的！朱为众：一般来说遇到下述几种情况应该征求第二意见：如果医嘱治疗方案事关风险较大的治疗方法，手术或是改变病人终身生活品质的治疗方案，比如心脏搭支架和上面说到的换肛手术。
如果被诊断为患有癌症。
如果你已经在遵医嘱治疗，可是症状依旧或是加重。
如果医生诊断你患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病。
如果有医生不顾医德过度医疗的迹象和疑点。
排除上述5条，如果你就是觉得不对劲（直觉），相信你的直觉，寻求第二意见。
我懂啦，太重要啦！不能盲从医嘱。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误诊呢？1.现代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比如我的亲哥哥在患了晚期癌症转移到骨头以后竟然被当作普通的腰痛，用针灸和拔火罐先后治疗了几个月！
2. 遇到没有经验的医生和经验太丰富，过于自信的医生。胡大一老师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手握锤子的人，看什么都是钉子”。当然你这锤子下去，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就完了！3. 医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和病人交流上。
这个在美国也是问题，但是恐怕在中国是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不管你有多牛，假如短短几分钟就做出判断，出错率一定是会高的嘛！
再就是你一天看上百个病人，累不累啊？累了你的判断出不出错啊？
4. 不排除有少数医生就是为了利益而过度医疗，虽然不是误诊，但是所给医疗方案其实也是不正确的。6. 频繁换医生，缺乏系统跟踪，尤其是同一个医生的跟踪。这有点像是工厂的生产线，上道工序错了，质量就错了。下道工序只管执行，没有纠错的机制。既然是钉子，我就继续当钉子砸。你别说，上面您提到的这些我都在身边亲友群里看到或听到过。想想挺后怕。朱为众：其实我就是一个盲从“医嘱”的受害家属，而且是多次：上面提到我哥哥；其实在那之前是78年我太太第一次怀孕肚子痛，医生最后诊断是“羊水过多”建议引流。医生护士都是我妈的同事，那个年头谁打官司？苦水往肚子里吞呗。不然我现在就有两个儿子！这该是属于过于自信吧？加上没有做合适的检测，不知道是不是70年代还没有更先进的仪器的缘故。朱为众：还没完，我母亲在医院工作了一辈子，最后也死在误诊上。1998年国庆节她突然感到肚子痛，节日值班的是个实习医生，诊断是急性肠胃炎，其实是急性胰腺炎。结果诊断错误导致抢救错误，等我从大连赶回南京时，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在我的怀抱里咽气离开人世。真不好意思触动您的痛处。恰恰是这些亲人血的教训让你对“第二意见”情有独钟？朱为众：何止光是亲人？2018年有个著名的企业家学员不但被北京的专家诊断需要搭支架，到了台湾也是要立即手术。可是这位企业家因为手下一个老总夫妇俩分别搭了好几个支架，住在一个巨大的豪宅里，夫妻俩专门买了对讲机，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询问对方在哪，可好。这件事对这位企业家触动特别大，想自己永远不希望过搭支架后的生活，所以近乎顽固地下定决心要到美国库珀有氧中心去征询“第三意见”。这个故事我听过，您替他联系了库珀博士为他亲自诊断。朱为众：是的，当他从测试室走出来，库珀博士看着报告告诉他“你完全不用搭支架，通过生活方式的康复完全可以逆转!”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商业领袖抱住库珀博士哭出声来。朱为众：是的，我在现场抢拍了这张可贵的照片。当我们发现原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结果要好得多的时候，那种喜出望外的感动和不可思议是非常震撼的时刻。朱为众：当然啦。听了我的劝告，那个学员不但寻求了第二意见，还有第三意见和第四意见，综合下来，他们家庭选择了“放疗保肛”，舍弃了原来的“保命换肛”的第一意见。朱老师，我要代表所有的读者和亲友感谢你这个“健康大礼包”。您对：“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做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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