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1日，梁漱溟已由二层病房转移到三层三一一病房。医院的治疗，不是灌肠，就是让病人服中药大黄，以此排除尿毒。5月10晚，梁漱溟泻了五六次，全身难受。第二天他便拒绝灌肠，拒绝吃药，饭量也减了一半，烦躁，叫嚷着肚子不好受，要求回家。医生们有点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外界仍有许多人想采访或拜访梁漱溟，但都被他的家人挡驾了。台湾《远见》月刊记者尹萍女士来京采访，再三请求探视梁先生。她对梁培宽说：“我在台湾上大学时就读过梁老的著作，一直非常敬重梁老的道德学问。现在，我只想见梁老一面，拍张照片，决不多打扰。”在恳切的言辞下，尹萍被同意进入病房。
尹萍在病房只呆了一会儿，算是梁漱溟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虽然短暂，但也是弥足珍贵的。尹萍后来在专文中写到当时的情景：
“5月17日，我在协和医院外宾病房三楼见到他。他躺在病床上，看来清瘦而疲乏，右眼紧闭，左眼微睁。他的儿子梁培宽在他耳边大声告诉他，我是从台湾来的，他的左眼一睁又闭，双手在被单覆盖下，有些颤抖。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脸来，示意梁培宽附耳过去，继续说出：'台湾，郑彦棻与我相熟……还有张群，……李朴生……他在美国……，胡秋原……。’我告诉他，台湾有许多人读过他的书，问他愿不愿意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他迟疑片刻，困难地说：
'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我再问他，他对中国的未来有甚么期望。
这次他回答得比较快：
'要顺应世界潮流。’
“其它的，他就闭目不语了。”
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尹萍并不是惟一进入梁漱溟病房的台湾客人。叶笃义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感人的场景：
他（指梁漱溟——编者按）住进医院时，已疲惫无力，躺在床上，神智虽然还清楚，但不能多讲话了。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一道去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知道无法进行对话了。于是他站在梁先生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像。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来，一个人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来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了上面一段话后，他就向梁先生鞠躬告退了。
据了解，此来访者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