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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伴随西方启蒙主义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思潮蔚然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然而正如理性主义所倡导的辩证法观点认为的那样，理性主义一产生就在自身内部孕育了自己的否定因素。肇始于叔本华，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柏格森、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掀起了对理性思想批判的狂澜，就连现代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科学也未能幸免。

认真了解一下西方的哲学史和科学史，就知道理性主义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主轴，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神学，一直贯串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迄今于遍布全球的科学思维。科学，可以说是理性的最典型表现形态。

理性主义在西方的落潮，以及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思想对科学的尖锐批判，引发了我们对理性（科学）的重新思考。

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基本思维操作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是设置一个可靠的理论起点，这个起点可以是物质的，也可是精神的，但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比如：原子（赫拉克利特）、理念（柏拉图）、第一因（亚里士多德）、上帝（阿奎那）、我思（笛卡尔）、实体（斯宾诺莎）、绝对精神（黑格尔）、物质（马克思）等。

其次，是由这一理论起点，借由所谓公理、公则、原理，按照分析、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方法，建立起合逻辑性和合目的性的理论框架。

最后，根据这一理论框架解释和预测现象世界，并根据对现象的观察和不断的实践或实验，调整原有理论框架。

面对理性主义的这一操作模式，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至少可以根据理性方法作出如下质疑：

一、理论原点的设置合理性何在？

二、精神对物质的本体以及对现象背后规律的设计，合理性又何在？

三、分析所得出的对象的基本单元与对象整体的一致性的合理性又何在？

四、理性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与人自身具有相关性？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哲学家提出的理论起点是不相同的，这说明理性给其操作设置原点的必要性是值得怀疑的。而本体和规律的设计，本质上更是一种主观的联想和想象。在理性哲学家中，少有像康德那样谦抑的人物。对事物背后的本质，康德坦率的承认，这种作为事物背后本质的物自体是理性无法认识的。康德在哲学上的谦逊招致了不少对理性绝对信仰者的批判。在理性主义思潮中兴起的科学对规律的把握，本质上乃是精神对现象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设计。无论是观察的方法还是实验的方法，都无法改变科学的这一实质。

正由于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假设（人为设计），因此才会出现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到爱因斯坦到现代弦论的嬗变。这种科学认知体系的嬗变贯穿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科学招致了尼采等生命哲学家的强烈批判。分析方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直至全体中的最小部分）”，这样就找到了事物的根源，而“从事物的根源来考察，对于这些事物就像对其他事物一样，我们将获得清晰的认识”（《政治学》）。这一方法隐含着一个假设，即：部分的本质等于整体的本质。显然这一假设是成问题的。由分析得来的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很难说揭开了事物本质的秘密。尽管一切理性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强调理性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因此无论他们的理论起点距离人自身多么遥远，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总是想方设法奔着人自身的目的而来，但是，这样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一个错误的前提认识：那就是人是理性的对象化。这显然不符合人自身生命实践所产生的领悟。只有人才是一切文化的唯一出发点和唯一目的。毋宁说，理性乃是人的生命实现自我的工具。而人的丰富而深厚的生命内涵显然是理性方法所难以措手的。这是直观智慧的领域。

我们看到，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秉持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顾其作为工具的局限性和缺陷，必然会越出理性和科学的合理运用范围，成为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主义者，那就走向了理性和科学存在价值的反面，给人作为向死而生的种类带来异化的风险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