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历史的特点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指印度历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一、只有神话无信史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和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的历史典籍。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国王……”，至于该国王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无。幸存的极少的史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空想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被认为正宗的史书有两部，一部叫《诸王世系》，一部叫《大史》，但这两部书又都不可靠。
  《诸王世系》被认为是一个叫卡兰纳的人写的，该书记载了历史上的社会状况以及各类人物的活动，但其内容想象的成分太多。整部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弥漫着诗意和感情的气氛。作者不满意以日常用语来平铺直叙事实，而是在写事件和人物时，不断插入神话故事，对人物加以美化。于是，历史成了理想化的产物，人物成了神。这大大减低了该书的价值。
  《大史》被认为是南亚最翔实、最可信的历史著作。成书于锡兰（今斯里兰卡），作者是摩诃男马。该书主要记载岛国的历史。但在对君主的描写中充满了神话、传奇的故事，同样弥漫着神秘的气氛。在读这部史书时，必须用心地鉴别神话故事与历史事实。
  二、历史记载的纪年需要别国来佐证
  印度的历史记载没有统一的纪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纪年。印度使用纪年多达20种以上。搞不清楚每个纪年的准确年代，以及各纪年的前后联系。中国古代以帝王的年号纪年，历史纪年也不统一，但中国各朝代都十分注重历史记载，设有坊门的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能搞清楚。印度则不然，只重宗教，不重历史，宫廷有为皇帝举行祭祀的专家，却没有史官。所以，印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本糊涂帐。幸好自古以来来自外部的世界不断进入次大陆，这些外国人的记载给考证印度历史纪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是靠外国人的记录才大体了解的。例如，印度历史上有个叫戒日王的人，曾建立过一个强盛的帝国，但印度典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可靠记录。在他治世的时候，中国一位叫玄奘的高僧来到这里，并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过戒日王。因为玄奘离开中国，到达印度及归国的时间都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所以戒日王在世的大体年代就可以确定了。
  再如，印度的传说以及佛经等材料，都曾提到印度一位伟大的君主叫阿育王，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曾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具体年代不详。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1—323年进攻过印度西北部地区，遇到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的激烈抵抗。此事清楚地记录在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于是旃陀罗•笈多以及他的孙子阿育王的大体年代也可以确定下来了。
  三、游牧民族征服史
  印度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异民族片服的历史”，印度的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地接受异质文化挑战、不断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一次次异族的入侵带来了印度种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对立、冲突、交流和融合，对印度文化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这是印度社会文化具有无比多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入侵印度的有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可举出雅利安人、塞种人、鲜卑人、贵霜人、土耳其人、匈奴人、蒙古人等。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有一支操“印欧语”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这大概是印度有文字可查的最早的外来民族的征服。他们首先占领了印度“五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同当地的土著民族（据认为是达罗毗荼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雅利安人征服了后者，并逐渐向东扩张，侵入到富饶的恒河平原地区。雅利安人在征服次大陆的过程中，逐渐放弃游牧方式，从事农业定居生活。他们把被征服的土著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从事低贱职业。这次征服可以说是一次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它对印度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教的起源，均与这次征服有关。
  塞种人原是住在伊梨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塞种人受大月氏人的驱赶，向南迁徙，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南亚，消灭了几个希腊人王朝，建立了统治。塞种人的王朝除了北印度大部以外，向西南到达今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地区。塞种人统治了100多年，大约在纪元初衰落，印度现在沿用的传统历法（塞历），就是起源于此时。
  贵霜人也曾在印度（主要是北印度）建立过统治。贵霜人原是一个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民族，我国古籍称为“大月氏”。公元前176年前后被乌孙人击败，向南迁移到今阿富汗境内，征服大夏国后进而向南、向东挺进，建立了个囊括整个北印度的贵霜帝国。同西方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密切交往，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佛教文化出现繁荣。贵霜帝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
  10世纪初，穆斯林开始进入南亚次大陆。1206年，土耳其人在北印度建立统治，史称“德里苏丹王朝”。这个王朝经历了五个时代约320年，是印度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异民族建立的王朝。
  公元14世纪下半叶，一支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势力渐大，首领叫帖木儿。这一支蒙古人虽已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在今塔什干一带，但仍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的特征。后在中亚细亚的萨马尔罕建立了统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凡决定做一件事，喜欢先念一段带激励性的话：“啊！先知，请将战争之祸加诸于这些异教徙及不信仰的人们，并严厉惩罚他们。”当时的印度多数是异教徙，基于这种信念，帖木儿王于1398年渡过印度河，长驱直入，攻占了德里，杀害了10万之众的俘虏，摧毁了当时阿富汗入建立的王朝，将全部财富掠夺一空，并驱使众多的妇女与奴隶将这些财物搬运到萨马尔罕。还将大批工匠掠夺到萨马尔罕，帮助帖木尔王建造宫殿。在他们的足迹所及的地方，留下了杀戳、饥馑和瘟疫。
  四、“分多合少”的历史传统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许多国家历史的规律。具体到一个国家，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合多分少，有的则分多合少。印度属于后者。印度的历史犹如一长河，在它的大部分时段里，都是水流湍急而混乱，只在少数几个时段水面平静而宽阔。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粗略地说，印度历史统一与分裂的时间之比大体是三比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争战不已，相互吞并。印度历史上只有前述三个帝国的统治超过了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其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的版图内。号称统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阿育王从来没有自称过“印度之王”，而只称自己为“摩揭陀王”，并把其广大的领土称作“征服之地”。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分裂的历史传统，使印度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直到英国人统治确立前夕，次大陆上只有许多小的王国。因此，统一的“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在印度出现比在中国出现晚得多。“印度”（India印度）一词来自古语“Sindhu”（中国古代译作“身毒”），意即河流，尤指印度河，没有“国家”的意思。波斯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称印度河流域的土地为“Hind”或“India印度”，但印度人直到穆斯林到来一直没使用这个词。穆斯林称他们征服的次大陆土地为“印度斯坦”。古代印度人使用“婆罗多的土地”来称呼他们居住的土地。“Bharat”是印度神中的一位雅利安国王，因此，这个词的含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今日印度宪法使用两个词来定义其国家，一个是“India印度”,一个是“Bharat”,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历史上的一些王国或地区的名字，通常是用当地居住民族的名称的复数形式命名，而不是以自然景观命名。如古代的阿利迦、羯陵伽、潘查拉等，都是民族的名字。这种情况今日依然。今日印度的许多地名，如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喀拉拉、孟加拉、那迦兰等，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占多数的民族群体、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信仰。这也是印度人缺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和种族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例子。
  五、宗教的凝聚作用
  说印度社会极其杂多样，说印度历史“合少分多”，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复杂、多样、分裂的背后，的确还有一些起着统一和凝聚作用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赋予印度以统一的性质。否则，印度早就不成为印度，印度人也就不成为印度人了。
  古代印度的凝聚力量主要是宗教，宗教以外的凝聚力是较微弱的。
  尽管各宗教哲学派别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几乎所有的派别都接受业报轮回的学说，并都将摆脱轮回达到解脱树为人生最高的目的。知识分子都关心着相同的问题，即探讨纷繁世界背后的统一性和接近这个统一的途径。对印度教经典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少数的哲学家和学者。印度教习俗和印度教精神在次大陆的广大乡村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哪个种族，操怎样的语言，吠陀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的知识分子婆罗门普遍受到尊敬，不可接触者受歧视的地位也都受到承认。印度教经典《吠陀》和《往事书》有许多地方版本，为多数人所了解。古老的宗教能给次大陆各地的人民以慰藉。不管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山之巅，还是在克里希纳河与科佛里河平坦的三角洲上，崇奉湿婆和毗湿奴的庙宇的尖顶高耸着。就是那些在信仰上不崇拜这些神祗的宗教团体也不能不置身于印度教环境中。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被翻译成许多地方语言在次大陆广为流传，由这两部史诗改编的故事、戏剧传说在民众中更是普及。这样，两大史诗不仅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统一印度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操泰米尔语和卡纳拉语的地方的宫廷里，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就像在西旁遮普的旦叉始罗和恒河流域上游的奈米莎林（印度教一圣地，在今锡塔普尔县，相传是古代圣者撰写《往事书》的地方）的知识界中一样被虔诚地研读着。”印度教文化不仅影响了所有的印度教徙，甚至也影响了外来的基督教徙和伊斯兰教徙。
  宗教的统一作用还表现在民族认同上。在印度，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我们中国人把国家、民族看得比较重，正像“国家”、“民族”这两个名词本身表明的那样，中国人把“国家”、“民族”与自己实际生活的圈子——家庭、宗族密切联系起来，“亡国”几乎是“亡种亡族”、“亡教”的同义语，而在印度，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在宗教。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在国家政治上而在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亡国未必等于亡族亡教。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戳人民，却无法改变印度教信仰。国家灭亡而印度教不会亡，印度教不亡民族就不会亡。甚至那些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旃陀罗笈多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成了圣者，希腊人国王弥南陀虚心地向佛教徙请教，残暴的游牧民族首领迦腻色伽王最后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徙，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伟人甘地，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一个圣者。古代印度没有使用武力，其文化却在亚洲广大地区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宗教上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印度屡被征服却未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值得印度人引以骄傲的。
  六、殖民统治带来的副产品
  近年以来，印度出现了新的、跨地区、跨宗教的凝聚力量。西方殖民统治既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在客观上也为印度各势力的联合起了一定的作用。与古代异民族的入侵不同，英国是同较先进的工业技术一起进入印度的。为掠夺印度而修建的铁路、公路以及邮电通讯等设施第一次把次大陆各个孤立闭塞的地区联系起来了。
  印度本来部族众多，语言多种多样，殖民政府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南印度操泰米尔语的婆罗门与北印度操印地语的婆罗门第一次有了交流思想的可能。
  西方式现代军队的建立意义更为重大。这支军队与古代征服者土耳其人和莫卧尔人的军队不同：第一，征服印度之后不是根据作战功劳的大小分封土地，而是实行薪晌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受封者日后势力增大以致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现象；第二，这个军队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军队中既有锡克人，也有泰米尔人。这实际上是在印度第一次建立了超越种族、种姓集团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军队的建立增强了英属印度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它首先是用来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对那些尚未在英国人直接统治之下的各个土邦起着很大的震慑作用，因而地方割据力量受到空前未有的强有力的抑制。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抑制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盗匪受到围剿，以偷盗、抢劫、杀人为职业的“犯罪部落”受到打击。所以，如果说，英国人的征服与统治也像古代异民族对印度的征服与统治一样起到了系结各分裂势力的作用，那么这根系结的绳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粗大更有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人才第一次有了“统一印度”、“印度民族”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后来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英国人的征服所带来的统一结果为前提的。
  以前政府力量弱小，政府的许多职能是由种姓集团和村落完成的。英国人建立统治后，采取了逐渐削弱种姓和地方集团的力量、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现代印度人从英国那里继承了一套弹性较大的西方式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从整体上看符合印度社会复合、多元和分散的性质。这种民主是各阶层、各教派、各种姓集团的“狂欢节”，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渠道或安全阀，从而维系着印度各种力量的平衡，达到了凝聚作用。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各地方力量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基本框架。印度现行的西方式政治制度有许多问题，但它的确起着将印度各种因素凝聚到一起的作用。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适应了印度历史上长期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相对弱小的特点；其次，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享”、“权力平衡”原则，与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权力模式相近。第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符合印度社会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独立后，印度语言、教派、种姓、民族等各种分裂因素一直是对其统一的挑战，但印度一直没有分裂，很大原因在于有了这根带有弹性的绳子，这种政治体制为印度提供了一种“胶合板”式的凝聚，国家、民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