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北黎事件后所表现的扩大侵略的野心，早已激起中国全民的愤慨；基隆、马江之役更加强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痛恨。早在七月间法国提出最后通牒后，上海《申报》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不可不一战》的社论（七月十六日）中，就大声疾呼：“人心敌忾，薄海皆同”，“我数十年来义愤所激，众志成城，正可借此以纾人心之郁结……。”法军侵犯基隆后，该报更接连发表《论今日之势惟有速战》（八月十五日），《论中国今日当明与法人示战》（八月十七日），《论目下战务愈不宜迟》（八月十九日）等社论，这些标题本身就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法国武力威胁的决心。法舰偷袭马江后，八月二十六日，清政府下诏，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无异是中国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同一天清政府正式
授刘永福官职，“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九月、十月间，沿海各地如温州、福州、潮州、揭阳、佛山等地不断发生“教案”，这都是广大人民被法国的侵略所激怒的反映。
朝廷内的主战派人士立刻沸腾起来，众多的士子也都上书朝廷，要求与法国开战。见到群情激愤，而且法国的要求也的却让清王朝无法接受，
于是，在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大清国又被迫进入了战争状态。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守卫台湾的是刘铭传，他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在了澎湖。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巴黎议会的意愿们拒绝再为茹费理领导的内阁增加军费开支，无奈，法国内阁倒台。
以上就是中法战争的简单过程。需要大家知道的是，当中法战争爆发以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因此，不是在镇南关大捷后，中国政府才向法国政府提出和谈的。
北黎事件发生后，在中法直接交涉的过程中，总理衙门依据中美天津条约，要求美国进行斡旋。一八八四年七月三十日，清政府就 请美国“查明中国究竟有无违约之处，公平评论”。法国自知理屈，拒绝由第三者来对中法所争论的事实加以“评论”。八月五日美国使馆的何天爵对总理衙门说：“我想现时……（法国）断无遽行开仗之理，如果打仗，不但有悖万国公法，且对不起美国。”但是恰好在他说这样话的时候，法国已经在中国本土发动战争了。
中国为了有效地进行抗法的斗争，很想争取英德两国的援助。当时英法因争夺埃及而发生的矛盾尚未消除，清政府根据这个事实，就认为中英对法立场相同，所以想鼓励英国在埃及积极行动，以此牵制法国，减弱它在中国的兵力。至于德国，清政府认为“德国向与法仇”，便估计它可以“设法助我”。这样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实际的情况是：尽管英德两国在国际范围内都与法国有矛盾，并且法国在扩大侵华战争时对这两国有某种顾虑，但它们这时都不可能帮助中国；相反，它们都在伺机扩充自已的侵华利益，例如它们之间对中国军事控制权的争夺，这时就非常剧烈。
在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的“调停”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首先是德璀琳。八、九月间，他一方面委托税务司葛德立在巴黎活动，另方面他自己去上海与巴德诺会晤，企图再一次经过自己的努力以恢复中法间的和平。
赫德这一次不甘再落后，于九月十一日经过金登干打电报给英国造船和军火工业巨头、与葛兰斐尔有密切关系的伦道尔（S.Rendell ），托他转请葛兰斐尔出面“试探”调停的办法。这位英国外相当时就认为赫德的意见“可贵”，表示将“立即考虑”。十八日，赫德更命金登干本人“立刻暗赴巴黎”设法向茹费理直接探和。
在赫德积极活动的同时，德国当局邀李凤苞与驻德法使晤面，有撮合双方和谈的意图；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除亲自往返北京、天津间力促总理衙门及李鸿章倡导和议外；又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巴德诺传达美国愿意调停的意思；日本驻华公使在总理衙门也有调停的表示。
但是，由于法国继续坚持它的扩大侵华要求；而中国受基隆和马江战事的刺激，反抗侵略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不能接受法国的条件；所以恢复中法和平的问题在当时是谈不到的。各方调停的尝试不能成功，战火却在进一步蔓延。
十月十一日，法国总理茹费理列举法国方面的基本条款：中国军队须从北越撤退，这样，法舰即停止在中国作战；中国须批准李福简明条约，并根据该简明条约由中法缔结正式商约；法军占领基隆，直至简明条约完全实行后为止。此外，茹费理还表示可以不用赔款的名义，但“保留据有基隆及淡水的海关及矿区若干年”，作为赔款的等价代替品；关于占领限期，或以付款方式缩短期限的问题，可由他国调停。
这时，法国很希望能够按照它的条件结束战争，十月十六日茹费理电告巴德诺说：“无论如何，要紧的是不应放过任何机会。法国舆论的情况，列强的意向，以及我们在他处应照顾的重大利益，都要求我们，如果可能，应赶紧获取一个光荣的解决。”但是，茹费理的基本条款表明，他心目中的所谓“光荣的解决”，只不过是以改头换面的办法重弹其扩大侵华要求的老调而已。
面对法国的条件，李鸿章不敢接受法国的条款，在十月二十四日与林椿另拟和议方案七款，其中不提法国占据基隆、淡水，允许中国军队暂驻北越的谅山、保胜（老街）等地，中国则同意向法国借款，在建筑铁路时给法国以某些利益。林椿就此去上海与巴德诺会商，法国政府不同意这个方案。
法国所坚持的是茹费理在十月十一日所拟出的条款。由于前此不久葛兰斐尔曾明确地向法国表示愿在中法间担任调停，所以法国就在二十一日将这些条款告知英国政府，企图借助英国促其实现。葛兰斐尔之所以表示愿意调停，第一是因为他不希望因中法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影响到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是因为顾虑到“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的后果”。他基本上同意法国的条款，于是命令驻华公使巴夏礼与赫德磋商，探询清政府的反应。同时，英外相又向法国大使声明：法国如在中国取得任何贸易特权，英国将提出同样要求。
十月中旬，美国政府又一次向法国试探调停条件。十一月初，法国表示希望英美共同出面。尽管从十月二十三日法国对台湾实行封锁以来，英国对于战争的延续益感焦虑，因而进一步希望通过调停结束战争，但它当时在这件事上不愿意同美国合作。同时，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它需要探明中国对法国条款的态度。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十月、十一月间，反抗侵略的情绪仍支配着全国。在台湾，法军并不能深入内陆；在北越，滇军及黑旗军等正图围攻宣光；从全局说，中国在战场上仍处在稳定的地位，而前敌将帅则不断报告捷音。这种情况促使清政府对法国的扩大侵华要求继续抱着不屈服的方针。十一月初，清政府决定断然拒绝法国方面在十月十一日所拟定的条款，同时提出中国自己的八项和议条件，打算委托英国政府转交法国。这八个条件是：一，李福天津简明条约须加“酌改”；二，从谅山到老街划一直线为中越边界，线北由中国军队驻守；三，线外法越通商自便，线内通商各事留待后议；四，法国不得居保护越南之名，不得干预越南政令；五，中法两国应派员会议；六，中法此次订约，应以中文为主；七，北越中国军队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泊船待议；订和约后双方定期撤兵；法国应解除对台湾的封锁；
八，中国理应要求赔款，为和好起见，可以免索。
十二月初，法国经英国政府向中国表明和议的两个基本条件：一，完全实行李福简明条约；二，在简明条约全部执行前，法国占据基隆为担保，“华出偿款则可早退”。但正是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上，中国当时坚持自己的相反立场，即一方面要修改李福简明条约的实质，另方面不能同意所谓“担保”与赔款的原则。中法双方对于议和条件的相持不让，主要是因为当时战场上还没有明显的胜负迹象。英国以危言耸听想迫使中国妥协，但是没有生效。
英国在这一段调停过程中，曾得到赫德的帮助。到十二月初，这种调停已表明一时无法成功，英国政府不得不暂时歇手，于是赫德便考虑自己直接出面。十二月五日，他已表示愿意接续英国政府的调停以促其成，他还说：“如果我能把整个事情抓在手里—单独地抓在我手里，——我早已把这事解决了。”十二日，他同金登干商量“我们即可自己着手”的问题，打算把自己的调停意图向茹费理“直接提出，作为一个新的、有希望的开端”。金登干这时还认为“直接找茹费理，政治上是失策的”，建议促成英政府重行调停，所以赫德才暂缓出面。
就赫德在中国的情况来说，由于连月来他积极参预中法间的谈判和调停，对清统治者的影响已在日益加强。他深知这时中法和议的第一道关键在李福天津简明条约的争议，了推进和议，他替清政府拟定了一个新方案，主张对李福简明条约附加以下三条解释：一，中法订约用三种文字，各以本国文字为准，有争执时按第三种文字决定；二，越南对中国是否继续“入贡”，由越南国王自行决定；三，在谅山以南，东西划线为中越边界，——如果法国同意这三条附加解释，那末清政府即可批准李福简明条约，满足法国要完全实行这个条约的要求。十二月底，清政府通过英国政府非正式地把这个方案提交法国。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茹费理拒绝了这个方案，并狂妄地宣称：“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唯一谈判者是波里也（Bri ère de L ‘Isle，当时北越法军统帅）将军。”法国侵略军这时正向北越增援，准备以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迫中国屈服。英国政府的调停到此完全失败。
正在中法和议的前景非常黯淡、法国一意加强它在北越的军力的时候，日本在朝鲜采取了一个狠毒的侵略行动。十二月四日晚，朝鲜的开化党人举行政变（“甲申政变”）。开化党的主张在朝鲜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日本侵略者利用这次政变，插手朝鲜问题，企图乘机帮助开化党人取得朝鲜政权，以此来实现自己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日本的阴谋，是同法国的侵华战争遥为呼应的；中国方面却因为正在应付抗法的战争，所以对朝鲜的事件更感震惊。
在以上的背景下，赫德采取了直接行动，重新尝试恢复中法间的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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