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推动亚欧草原民族大迁移、间接促使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匈人与汉代中国所抗击的匈奴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近代以来，一些欧洲学者提出了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后来被国内学者欣然接受。但是，当国外深入的史学研究已经否定这一说法时，国内学术界却迟迟未能正视。在本期推送的文章中，刘衍钢通过对古典史家马塞里努斯所著《历史》中关于匈人、阿兰人、希奥尼泰人等资料的详细分析，辨明匈人与匈奴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并结合中文史料的记载，寻找希奥尼泰人与匈奴人之间的联系，勾勒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希望有助于加深读者相关问题的思考。为便于阅读，分为上下两篇，兹为下篇。
编者：思想的芦苇
▲ Ruler of the Hunnic Empire, Allegorical depiction by 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From Wiki）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下）
刘衍钢
中国史书中有关匈奴的最后记载见《魏书》卷102《西域传》中的粟特国条，这段记载也是中外匈人史学者讨论最多的中文记载。全文并不长，引用如下：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夏特认为：粟特国即南俄草原上的阿兰人政权，这段匈奴征服粟特国的记载实际上正是马塞里努斯所说的匈人对阿兰人的征服，时间为370年左右。 “三世”后约为75年后，与魏高宗在位时间（452年至465年）大体符合。这位匈奴统治者忽倪其实就是古典史料中“称霸莱茵，黑海间的匈王”，即阿提拉幼子艾尔纳克（Ernac）。阿提拉死后，艾尔纳克率众回到匈人在伏尔加河的旧地继续统治。那位与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应该就是这位匈人首领艾尔纳克。这样，夏特认为自己成功地将匈人与匈奴的史料衔接起来，从而证明匈人其实源于匈奴。
夏特对匈人历史的叙述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有关艾尔纳克的记载散见于古典史料中，将它们拼接起来不难了解艾尔纳克的生平。尽管阿提拉对他宠爱有加，匈人也对他寄予厚望，但艾尔纳克本质上是个黯淡无光的人物。阿提拉死后，中欧诸族不再服从匈人统治，相继起来反抗，匈人连遭惨败，霸权彻底瓦解。艾尔纳克被东哥特人击败后率残部南迁入东罗马帝国境内，接受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庇护。此后艾尔纳克及其部众一直作为东罗马皇帝的忠实臣民为帝国效力。关于东罗马安置艾尔纳克部众的地点，古典史料的记载较为含混，但可以肯定位于多瑙河下游南岸。较通行的观点是：位于多瑙河与特斯（Theiss）河交汇处。门琴黑尔芬则认为是在更靠东南的地区，大约在巴尔干西北部。无论如何，这些可能的地区距离伏尔加河都很遥远，到达伏尔加河有超过2000公里的路程，而且从多瑙河下游至伏尔加河之间居住着众多敌视匈人的好战民族。艾尔纳克及其部众正是为了免于被这些民族消灭才迁入东罗马帝国境内，自不可能再长途跋涉穿越敌境去伏尔加河，史料中也没有任何这类记载。纵观艾尔纳克的一生，他从未“称霸”过，也很难被称为“王”，甚至从未涉足伏尔加河。
夏特的说法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魏书》中关于粟特的信息其实早在437年即为中国史家所获取，此时阿提拉在匈人中的霸权都尚未确立。再比如艾尔纳克的前“三世”当为阿提拉之父，其活动时间应该在420年至430年间，不可能在375年前后。后来有学者修正夏特的说法，认为忽倪并非艾尔纳克，而是阿提拉之前最有名的匈人首领巴拉米尔或乌尔丁（Uldin）。这种说法也获得不少赞同，国内有的著作提到巴拉米尔或乌尔丁时直接称之为“忽倪”。不过巴拉米尔和乌尔丁在时间上跟“高宗初”明显无法衔接，这类修正其实同样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夏特理解中国史料的最大问题不在时间方面，而在空间方面，即粟特国不可能位于南俄草原。其实不用看其他史料，只要简单分析一下粟特国条的后半段就可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如此遥远。姑臧到伏尔加河流域直线距离约7000公里，如果考虑到地形和路线，距离就更加遥远。假如再考虑到5世纪时亚欧草原被分割为众多游牧民族势力范围，则中国与伏尔加地区不可能直接通商。关于粟特，史学界传统看法是：中国史书中的粟特即古波斯铭文中的苏格达（Sugda），亦即古希腊人所谓的索格狄亚那（Σογδυανη?），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南部。目前对于该说法尚存一些争议，而且粟特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粟特的位置不可能偏离河中地区太远。河中地区距离姑臧约2000公里，两地间的直接通商早已存在了数百年。因此《魏书》中所说的粟特国，只可能位于传统所言的粟特地区，或者在这一地区附近。
《魏书》这段记载中，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容可能暗示更远地区的话，大概首先是那句“去代一万六千里”，南俄草原距离代地约八千公里。但只需看看《西域传》的上下文就可明白：以现代的直线距离理解古人的记载并无实际意义。古人并无现代人的坐标概念，他们对距离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路径。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距离大多不准确，远大于实际距离。由于古人基于路径的地图概念，不独《魏书》，所有古史的《西域传》都是按照路径来编排国家顺序的。《魏书》的《西域传》中，粟特国之前为洛那国，洛那国条前两句为：“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之后为波斯国，波斯国条前两句为：“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中，粟特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与伊朗高原路途之间。根据所记载的路径比例推知：粟特的大体位置正是河中一带，即传统所言的粟特地区。
这段记载中另一处可能与匈人相关联的是称粟特为“古之奄蔡”。奄蔡很可能就是欧洲历史中的阿兰，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匈奴人征服粟特可能就是指匈人征服阿兰人。奄蔡与古典记载的对应不予讨论，这里只简要分析一下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奄蔡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大略位置在里海与咸海以北。《魏书》中的粟特，即传统的粟特偏西北地区，也曾被这些游牧民族控制，因此《魏书》称粟特为“古之奄蔡”并没有大错。但《魏书》并没有说当时粟特的居民还是“古之奄蔡”。实际上奄蔡早就更名为阿兰，一般认为实际上是阿兰人征服了奄蔡。此事记载于《后汉书》与《魏略》中，但《魏书》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魏书》也并没有说阿兰人居于粟特。因此，《魏书》所说的粟特地区居民不可能是阿兰人，《魏书》也从未提到阿兰。
因为夏特说法的种种缺陷，后来出现了某些折中说法，即：匈奴人先征服粟特地区，然后又向北，再向西迁徙，最后进入南俄草原成为西方历史上的匈人。这种说法同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跟有关匈人的记载错位。中国史料中匈奴人征服粟特地区大体上与古典史料中匈人进入南俄草原同时发生（匈人的活动可能更早），因此匈奴人不可能有时间再度迁徙变成欧洲的匈人。而且《魏书》说得很清楚：匈奴征服粟特后并未离去，而是留在那里“已三世矣”，直到5世纪中期。此时欧洲匈人的历史已至尾声了。
▲北魏时期的西戎校尉府、焉耆镇，北凉、龟兹、于阗、疏勒、 乌孙、悦般等国，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如果说西方有关匈人的史料与中国有关匈奴的史料无法有效衔接，那么西方古典史料中是否记载了其他可能与匈奴有关的民族呢？马塞里努斯史著中所记载的众多民族中确实有一个民族可能跟匈奴有关，这就是希奥尼泰人（Chionitae）。对于这个神秘民族的记载仅限于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在欧洲历史中的影响远不能跟匈人相比，因而长期以来这个民族一直被众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忽略。事实上，马塞里努斯对希奥尼泰人的记录远比对匈人的记录翔实生动，因为马塞里努斯本人与这个民族有过众多近距离接触。《历史》中对希奥尼泰人的记载有以下几处：
第16卷第9章记载：公元350年，正在进攻罗马的波斯沙普尔大王（Shapur the Great）突然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留下大臣与罗马和谈。因为他必须前往远离罗马边境的地区作战，此时这些边疆正遭到几支游牧民族的进攻，其中最强大者为希奥尼泰人。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持续了8年。
第17卷第5章记载：公元357年，沙普尔大王在北方的战争非常成功，他最终与这些“最凶猛的战士”（omnium acerrimi bellatores）达成和平，使他们成为波斯的盟友。希奥尼泰人与其他游牧民族加入波斯军队，前往西部参与对罗马战争。
第18卷第6章记载：公元359年，马塞里努斯奉当时的东方军区司令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之命执行侦察与通信任务，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深入波斯的科尔杜埃尼省（Corduene或Cordyene）侦察波斯军队入侵动向。该省总督暗中与罗马通好，他安排马塞里努斯潜伏在高处岩石上观察。马塞里努斯目睹了沙普尔大王率领波斯与亚洲蛮族大军渡过安扎巴（Anzaba）河的壮观场面。在队伍之前，希奥尼泰国王格伦巴泰斯（Grumbates）身居沙普尔大王之左侧，地位最为显赫。
第19卷的记载可以说是全书最精彩生动的篇章：上述侦查结果使马塞里努斯等人意识到：本次波斯人的战略意图是绕过防守严密的南线战场，通过北线快速迂回穿插，攻击叙利亚等东部诸省。马塞里努斯火速返回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设防重镇阿米达（Amida）向乌尔西奇努斯报告。乌尔西奇努斯闻讯后随即布置各种应对措施。之后，他率随从尽快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打算在波斯军队到达之前毁掉那一带的两座桥梁。但因中途遭遇敌人骑兵袭击，队伍被冲散，马塞里努斯几经周折逃回阿米达。之后马塞里努斯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烈亦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役——阿米达围攻战。其中有对希奥尼泰军队参与攻城的详细描述。格伦巴泰斯的王子在城下巡视时被罗马守军的弩炮射死，《历史》记录了这些强悍的亚洲战士为王子举行葬礼和哀悼仪式的全过程。随后波斯军及其蛮族盟军开始攻城，阿米达坚持了73天终告陷落，城中驻军大多战死或被俘，只有少数趁着夜晚逃脱。马塞里努斯也在这些逃亡者之列，他历经艰险逃往亚美尼亚，在那里与乌尔西奇努斯汇合，随队伍回到故乡安提奥克。
对波斯人来说，攻克阿米达貌似辉煌胜利，实际上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是役都是重大失败。首先，罗马人通过侦查获悉波斯人的战略意图，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其次，阿米达城下两个半月的迟滞使得波斯人的北线奇袭战略化为泡影。波斯人在攻城战中蒙受了惨重伤亡，无力继续进攻，加之冬季来临，阿米达战役后波斯人只得退兵。马塞里努斯有幸参与了决定此次战争的几次最重要行动，这些经历也给他的史著增添了许多光彩。
▲The walls of Amida, built by Constantius II before the Siege of Amida of 359, when the city was conquered by the Sassanid king Shapur II.（From Wiki）
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为何沙普尔大王一定要攻克阿米达？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保持麾下游牧将士的效忠，沙普尔大王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可以说：那位希奥尼泰王子的意外死亡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整个4世纪东方战争的转折点。此事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得事态发展最终脱离沙普尔大王的掌控，彻底挫败了他进犯罗马的最后努力。从这些分析我们能推知：希奥尼泰人的军队一定具有强大实力，在波斯大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否则沙普尔大王不可能牺牲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去迎合他们。根据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希奥尼泰人在波斯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独立，作战时都与波斯军队分开单独行动。比如在上述阿米达围攻战中，希奥尼泰人负责东面城墙，因为王子殒命于此，他们要从这里攻陷阿米达城作为报复。由此观之，希奥尼泰人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亚洲游牧民族。
希奥尼泰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对此说法不一，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他们就是后来的嚈哒人（Ephthalites）。这种说法有很多明显缺陷，主要是嚈哒人兴起的时间比希奥尼泰人晚了近半个世纪，当时嚈哒尚很弱小，臣属于柔然。而且嚈哒人的文化习俗等等也跟希奥尼泰人有所不同。比如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米达城下希奥尼泰王子的葬礼：搭起巨大的火化柴堆，上面放置穿戴戎装的遗体与其他物品。之后7天是宴饮与歌舞以哀悼逝者，还伴随着妇女的哭泣等等。遗体火化后骨灰被装进银瓮，带回故地择日安葬。这种丧葬仪式与嚈哒人以及多数印欧游牧民族有很大差别，但跟后来的突厥人很相似。嚈哒人的丧葬习俗为土葬，跟希奥尼泰的火葬完全不同。
这些有关希奥尼泰人的记载中，很多内容都可能与匈人或者匈奴有关，这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希奥尼泰”显然是一个希腊语民族称谓（Χιονivται）。 “伊泰”（ιται）这一后缀在希腊语中很常见，用于构造部落名称，“希奥尼泰”的意思即“希奥恩部落”。因此这个民族的本来称呼大概是“希奥恩”（Χιον），跟“匈”与“匈奴”都很接近。20世纪初期，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希奥尼泰人很可能是匈人的一支。其中最著名者为德国学者马夸特（J. Marquart）和英国学者塞科斯（P. M. Sykes）。塞科斯在1915年出版的《波斯史》中直接称希奥尼泰人为匈人。《波斯史》是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少数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其中内容。著名学者岺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一文中提及希奥尼泰人，并认为塞科斯称这个民族“显是乌孙人”说法有误。事实上，塞科斯的叙述并没有问题，是岺仲勉误解了书中的叙述。塞科斯的意思是入侵波斯的民族除希奥尼泰人之外，还有乌孙人。这段记述的史料来源即上述马塞里努斯的《历史》第16卷第9章，里面说得很清楚：沙普尔大王与入侵者作战，进入“希奥尼泰人与欧塞尼人（Chionitae et Euseni）的领地”。“欧塞尼”是一个拉丁语民族称谓，原型为“欧森”（Eusen），基本与“乌孙”同音，故而塞科斯认为这个民族无疑就是中国史书中的乌孙。不过“欧塞尼”是否真的就是乌孙，还大有商榷的必要。因为现存马塞里努斯的《历史》来自好几份中世纪手稿，有的手稿中这个民族并非“欧塞尼”，而是“库塞尼”（Cuseni）。如果后一种写法正确的话，这个民族无疑就是贵霜（Kushan，即月氏）。由于这段话是古典史料中对这个神秘民族的唯一记载，因而目前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拼法正确。不过贵霜说亦获得众多学者支持，他们将马塞里努斯的记载视为这个中亚帝国出现于古典史料的极少数证据之一，并将这段记录与之后寄多罗人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果抛开文献勘误不谈，乌孙与贵霜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民族，他们同属印欧游牧民族的东方分支，可能都是吐火罗族或东伊朗族，而且都跟匈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一直跟匈奴关系密切。
在马塞里努斯笔下还有一个跟希奥尼泰人关系密切的民族格兰尼人（Gelani），他们首次出现于第17卷第5章，与希奥尼泰人一同成为波斯大王的盟友。之后第19卷的阿米达围攻战中，格兰尼人也作为波斯的独立盟军参与攻城，负责南面城墙。因为格兰尼人仅出现于《历史》中，对这个民族的情况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们可能就是希罗多德等人所记载的格洛尼人（Geloni）。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后来的章节中马塞里努斯同样也描述了格洛尼人，并没有提到他们跟波斯和罗马有什么瓜葛。而且此后的古典记载中还多次提到格洛尼人，他们伴随匈人与阿兰人迁入欧洲。因此，如果当时格洛尼这个民族真的还存在，他们的移动方向也跟格兰尼人完全不同。大体上格兰尼人应该跟希奥尼泰人一样来自东方，甚至可能就是来自锡尔河东北的康居人，这同样是一个跟匈奴关系密切的游牧民族。
不过如果深入分析古典史料，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即匈人或匈人分支”的说法站不住脚。从上述马塞里努斯的战争经历看，他对希奥尼泰人无疑相当熟悉。至于匈人，马塞里努斯的熟悉程度可能逊色一些，但他对这个民族的总体了解与把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比《历史》中对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希奥尼泰人与匈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两者几乎毫无共同点。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皆矮小丑陋；对于希奥尼泰人的相貌马塞里努斯没有特意介绍，但他们肯定与匈人不同，一些希奥尼泰人还高大漂亮。纵观古典史料中所有关于匈人外貌的记载，没有哪位匈人“高大”，也没有哪位匈人“漂亮”，对他们外貌的描述用语几乎全部都是相反的。因此可以肯定：匈人与希奥尼泰人在种族上有极大差别。而且希奥尼泰人远比匈人文明，显然是一个与明文世界有过长期交往的游牧民族，这从他们与波斯人之间的种种外交与军事活动可以看出来。希奥尼泰人的君主格伦巴泰斯并不孔武有力，实际上非常瘦弱，但他极具智谋，有过无数胜绩，这一王者形象与阿提拉那种粗犷的蛮族统治者截然不同。跟希奥尼泰人相比，同时期的匈人无疑非常野蛮落后，是一个极端原始松散的半开化民族。而且马塞里努斯也从未提到，或者暗示过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如果我假定匈人和匈奴之间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虽然跟匈人毫无关系，却很可能跟匈奴人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匈奴人。这里不妨再分析一下《魏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前面已经讨论过，粟特的大体位置应该还是在传统的河中地区，可能稍稍偏北。希奥尼泰人的大体位置在哪里，《历史》中并未明确说明，只两次提到他们严重威胁波斯帝国“最遥远边境”。而且沙普尔率大军征伐他们时，为了保证国土另一端西部边境的安全，指示当地官员尽力与罗马和谈。以此推知，希奥尼泰人的进攻地点只可能为波斯的东北部边境。波斯的东北边疆传统上是以阿姆河为国界，那么希奥尼泰人所控制的地区正是粟特地区。再看看《魏书》的说法：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北魏高宗元年为452年，那么匈奴人征服粟特的时间大体上应该在4世纪中后期。因此对照中西史料，我们会发现：匈奴人对河中地区大征服的时代，大体上也正是希奥尼泰人兴起于河中地区，威胁波斯东北边疆的时代。这不大可能是巧合。如果说古典史料中的匈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与空间上错位，无法有效衔接的话，古典史料中的希奥尼泰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与空间上则完全吻合，有关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可以非常好地衔接。因此，这些希奥尼泰人很可能就是匈奴人，他们一路西迁来到河中地区，于4世纪中期摧毁了当地臣属于波斯的缓冲王国，开始直接与萨珊帝国交往。联系到《历史》中有关希奥尼泰王格伦巴泰斯征战获胜无数的记载，这位强大的游牧王可能正是匈奴粟特政权的开国君主，那位与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可能就是他的后裔。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目前支持者最多的看法是：匈奴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匈奴人一路西迁至河中地区，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4世纪时，匈奴人的相貌可能已经与其他中亚民族无大异。这可以解释马塞里努斯虽然对希奥尼泰人记载很多，包括描述某些个体外貌特征，但并没有谈到这个民族的总体相貌。
因此可以说，虽然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匈奴与罗马却可能有过关系，而且两者交往的时间比匈人与罗马交往的时间要早20年。无论匈人与匈奴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重大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应该跟国际学术界保持一致，不管匈人与匈奴之间关系如何，至少在称谓上将两者区别开。笔者希望以此文抛砖引玉，使大家对学术界的某些相关问题加以注意。
▲ The Meeting of Leo the Great and Attila, by Raffael (1483-1520) and Giulio Romano (1499-1546).（From Wiki）
原文载《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注释从略，希腊文无法显示，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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