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修谱简史（一）

桐城  汪兴吾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逐步形成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最近的血缘关系为父子、母子，最远的血缘关系为民族，不同的血缘关系形成规模不同的血亲集团，逐渐形成为宗族，谱牒自此诞生。自商代到民国，上至帝王，下至庶民，从城市到乡村，从汉族到众多少数民族，都十分重视编修谱牒，而且多对谱牒怀有一种极其崇敬的心情。连续不断地编修、续修谱牒，几乎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全民性”文化运动。时至今日，“家谱”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常讲的一个词汇。回顾谱牒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谱牒自身的特点，可以看到谱牒的记录载体和记录对象。汪氏谱牒是众多姓氏谱牒的一种，汪姓修谱的历史与我国谱牒发展史基本一致，但它比其他姓氏谱史更明晰，更具有典型意义。它的修谱历程其他姓氏谱牒相比既有其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拟就汪氏谱牒发展历程作一探讨。

    汪姓起源单一，始祖为鲁成公次子汪侯（生于公元前573年）。所以汪姓源于姬姓，汪姓得姓前的历史就是姬姓的发展史，探讨汪姓修谱史应该从春秋时的汪侯始。

   （一）汪氏谱牒的始创期——玉牒、家传、私家谱。

    1、汪氏最早的谱牒——鲁国玉牒。

    汪姓最早的谱牒应追溯到春秋时的鲁国。鲁国因周公的特殊地位享有许多特权，《易纬?通卦验》云：“鲁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礼乐”；《礼记?明堂位》曰：“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鲁设有同周王室同样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宗伯”是周王室掌管王室宗族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的机构，其他封国只能称“宗”或“宗人”，而鲁国亦称“宗伯”。汪姓始祖既为鲁成公次子，记录汪姓最早世系的当然是鲁宗伯掌管的“玉牒”。

    从中国谱牒发展史看，春秋时已是谱牒盛行时期，鲁国作为周王室下的第一公室，安排专门机构编修谱牒是合乎实际的。但因为谱牒非专门著作，在历代传承中亡佚干净，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就有片断论述。所以，后期的汪氏家谱必然有鲁国“玉牒”的影子。

    2、汪氏家谱的雏形——汪氏家传。

    汪氏修谱最早的记载见于青阳长垅《汪氏宗谱》：五世汪嵩“上表修谱”。这是从鲁国“玉牒”分支而独立编撰汪姓谱的开始。

    公元前249年楚灭鲁，汪氏八世祖汪欣举家奔秦。这正是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时期，谱牒也随着消亡了。但汪姓人保留了记谱的习俗，他们靠记忆和口耳相传、简单的手记，一直把祖先的名讳、德行、官爵、墓茔给传承下来。据汪氏宗谱记载，在汉景帝 (公元前156—前143年间 )时十五世祖汪婴就进行过类似家谱的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其内容应该是仿照鲁宗室编修“玉牒”的形式。直到汪文和渡江，汪姓人始终坚持记录，只是这种记录后来侧重于祖先的业绩，淡化了世系传承。这就是所谓的“家传”。“家传”是最初级的家谱形式，是子孙为表彰对家族发展作出贡献，或做过官吏光耀门庭的先祖而作的传记，以显示后人的身份，正是这些“传记”为汪文和渡江后修谱提供了依据。

    3、汪氏第一套家谱——“汪文和谱”。

    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汪氏三十一世祖文和公渡江而南，生活稳定后开始整理编缉私家谱，桐城《三安汪氏宗谱》记载：“爰自其祖考沂而上之，至于颍川，凡三十世乃修谱牒，悉纪其德行、官爵、墓茔于各代之下。汪氏之谱盖始此而详焉。”“始此而详”说明此前有类似谱牒的“家传”等，这与我国修谱历程相一致，汉末正是大量“家传”出现的时期。“文和谱”的编纂，使汪氏拥有了正式谱牒，奠定了汪姓谱牒的基础。

    汪文和修谱是真实可信的，仅从该谱对历代墓葬的详细记载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始祖颍川侯墓“在颍川城南三十八里伏龙山下，坐坎向离，十五丧合葬”；始祖的碑铭为“稽原后稷，究本周公。司方曲阜，作伯弧彤。绩纪太常，望实岱宗。改封上邑，命氏中都。身先居鲁，其后宅吴。寻流根派，摭嗣鸳雏。式刊元啸，敢颂洪儒。碑平失字，树古无株。空遗令闻，与天地俱。”从碑铭得知：始祖本人居鲁，后裔迁到“吴”地居住，原碑铭“碑平失字”，现碑铭为渡江后重刻。可见文和公为修谱，曾到历代祖先墓地考察、祭祀，并适当修理。由此还可以推断，汪文和前历代汪氏先祖对祖先的坟墓是做了大量的维护工作的。

    汉代家谱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起“明系世、辨昭穆”的作用，因而，记录比较简单，这从汪文和谱简略明了的特点可以看出。必录项目有：①讳、字、谥；②何时任何职、封号；③娶何职、何地、何人女；④生子情况；⑤迁徒分派情况。选录项目有：①生、忌时间；②小传（含言、行、评价）；③葬地、碑铭；④说明。从以上内容看，文和谱是在“家传”、坟墓、世系记忆等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的。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正是谱牒再次盛行阶段。文和公修谱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

 

 

 

 

 

汪氏修谱简史（二）

桐城  汪兴吾

    （二）汪氏宗谱的辉煌期——列入簿状谱状的官修谱。

    1、晋代汪旭的《汪氏大宗血脉谱》。

    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谱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家传”。二是“家谱”，也叫单姓谱，每姓一谱。这是在家传的基础上，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穿起来，注明他们的血缘关系。文和公所修谱属于此。第三种是最高级最典型的“簿状谱牒”，后来又叫《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簿状谱牒”是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具有法律效力。

《汪氏宗谱》记载有《晋淮安侯汪旭上谱表》：

          东晋成帝咸康二年丙申（336年）三月，诏天下索谱。淮安侯汪

      旭，颍初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县）西乡靖仁里《汪氏大宗血脉谱》：

      臣旭谨言：

          臣等千载有幸，奉诏品量，分别姓氏。臣承黄帝之后，元嚣之苗

      裔，周武王弟周公旦，鲁公伯禽之后。至成公黑肱次子汪侯，食邑颍

      川。臣四世祖文和，汉建安二年为会稽令，因官渡江而家焉。子孙遍

      布诸郡，靡不簪绂。不以臣无功，蒙恩擢用护军司马、丹阳太守、淮

      安侯，食邑三千户。索臣由来，谨治旧谱婚室职状，诣阙拜表以闻。

          臣诚惶诚恐，坐罪谨言。

    敕付尚书佐著作郎、知谱袁彦叔。

      袁彦叔曰：

          臣读汪氏家谱，云承周公之苗裔，鲁周公之允，成公黑肱之次子，

      汪侯之后也。谥令族氏观经传子义，实实不虚。汪錡、汪量，名包周

      秦之朝；汪胜、汪晃，德照汉室显著。风烈品流，可谓刚宗胄族者矣。

    汪旭撰的《汪氏大宗血脉谱》是汪氏第二次正式修谱，是在文和谱的基础上修成，谱名强调“血脉谱”，说明是侧重记载血缘关系的谱系，即家谱。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从汪旭上谱表可以看出当时官修“簿状谱牒”的一些痕迹：

    ①汪姓谱牒于东晋成帝时纳入“簿状谱牒”系统。

    ②编纂“簿状谱牒”是由皇帝下旨进行，由各家族提供原谱，再经朝庭知谱官审核认定。

    ③“簿状谱牒”所收谱都是山东大族，朝廷显官，汪氏凭其周公之裔，当然纳入高门之列。此时的山东大族与朝廷显官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官员就是从高门第的山东大族中录用的，所谓“上品无寒门”也。

    ④从袁彦叔的评语可以看出，朝庭设有知谱官，知谱官下设有专门审核谱牒的“族氏”，审核内容是将谱中所记与“经传子义”进行对照，查其虚实。

    2、唐初汪华的《汪氏宗谱》。

    隋唐之际，因改革选官制度，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於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1）贞观元年太宗下令秘阁秘书汪行忠对现有“行世”谱状进行“品藻”（等级评定）：

            贞观元年元月  日敕秘阁秘书臣汪行忠：

                 仰各赍行世谱状投上。秘阁品藻，毋容非类买谱接枝，如有

            犯者削籍。

    此诏中规定，所收集谱状，由秘阁“品藻”，严令禁止“非类”（不同等级间）“买谱接枝”，违背者“削籍”处理。经过半年时间的搜集整理，汪行忠等根据“晋太康条例”整理出“行世”之谱，并上书：

            贞观元年七月十八日，汪行忠，海内各族谱状，照西晋太康中条例。

            臣汪行中顿首：

                 窃君得四海九州八十五都合一百九十八姓，惟有三十二姓与诸

            姓不同婚媾，其谱系相承不虚者，乃可□□□□婚别，有一千六百

            杂姓，史籍所□□□□定事意件录如前。计开

                 沛国朱河间刘 陇西李 梁山姬 上党陈 安定胡 广平程

                 延陵吴中山鲍 太原王 敦煌洪

                 右件十一姓为国之柱。

                 东鲁孔汝南周 荥阳郑 宏农杨 高阳许 陇西牛 颍川汪 河内江

                 顿业葛冯翊赵 河南方 扶风马 河东饶 庐江何 天水贺 武阳潘

                 京南叶并州郭 清河张 武阳贾 京兆杜

                 右件二十一姓为国之梁。

    此上书明显降低了山东士族的地位，基本符合唐太宗之意，故太宗下旨认定为“族望敕”：

                 皇帝贞观元年七月二十下（全宝）

                 圣旨：依奏，天下同定者。

    此“族望敕”中，汪姓凭其历史地位，被列入“国之梁”第七位。

    （2）上面勘定的“族望敕”，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山东士族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丝毫没有降低。一是时间仓促，只有半年时间，二是统计不全，比后期勘定的《氏族志》“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少95姓91家，使得这第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以失败告终。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唐太宗下定决心修《氏族志》。参与修订《氏族志》的官员主要有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人。他们的门阀观念浓重而且传统，但传统的门阀观念正是唐太宗所希望改变的，所以《氏族志》的初稿令唐太宗很不满。在这个初稿中，出身四姓之一的黄门侍郎崔民干被定为第一等，而关陇集团的地位并未被突出。唐太宗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唐太宗的“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这个最终定稿以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初稿中的第一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也“例降一等”。

    汪华的上谱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汪氏宗谱》记载了汪华于“唐贞观戊戌”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上谱表：

            “臣上奉明诏，责臣家状姓谱，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

        懋懋官，功懋懋赏。伏阅旧谱，公封创于姬旦，得姓始于汪侯，枝叶相

        承，代膺簪绂，或腾芳周室，或著义秦朝，冠冕蝉联，悉称良最。暨汉

        建安之岁，臣三十一代祖文和荣膺墨绶，治任会稽，遂居江左，牧守建

        抚之荣，令书握兰之望，源流不惑，代次无疑。如臣得功，再锡信圭，

        授左卫翌白渠府统军，以备宿卫。臣今谨缮写一通，具婚姻、职状，进

        奉以闻。

            “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汪华谱已是一部较完整的汪氏宗谱，也是后期汪氏宗谱的唯一篮本。华公谱以前的谱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根据其蛛丝马迹略窥一斑，但从现代宗谱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到汪华谱的概貌：

    ①保留有汪旭、汪华的上谱表。

    ②汪华以前支派（分渡江前和渡江后）及序言。

    ③汪华以前世系图。

    ④汪华谱及以前称始祖为“汪侯”而非“颖川侯”，颍川是采邑。

    ⑤有《奉籍归唐表》，唐高祖、太宗封汪华诰书。

    ⑥汪华《垂裕录》。

    ⑦汪华前历代祖先遗像及题赞。汪华亲自给始祖汪侯、高祖汪叔举题词。

    ⑧汪华前历代墓图。

    但由於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绩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不得不下《禁卖婚诏》进一步限制山东士族间的婚媾。

    3、唐汪芬编的《汪氏宗谱》

    高宗继位后，崇尚旧族望的习俗重新抬头，为强调新世族的地位，永徽六年，高宗下令重新考定族望敕。

    乾封元年，武则天成为高宗皇后，关陇集团的勋贵们在“废后立武”政治斗争后凋零殆尽，而支持武氏的官员们因而成了政坛的主导。这个时候，贞观《氏族志》显然不再符合新贵们的要求。武氏的羽翼、出身江左二流士族的宰相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为由，提出重修。武氏的另一个心腹、寒门出身的李义府在骤贵后曾与赵郡李氏合谱，但当他被出为普州刺史的同时，竟被赵郡李氏踢出来。李义府深以此事为羞辱，故而也附和许敬宗之议。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在武则天操纵下，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李义府收天下《氏族志》尽焚之。《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寒素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李义府曾求山东婚姻而不得，于是紧接着《姓氏录》的修成，劝高宗对五姓七望十家四十四子实行禁婚，限制山东士族及陇西李氏。这时候高宗苦于头风，政事大多由武氏裁决，故李义府的提议当然被采纳。

随着武氏集团的垮台，人们对《姓氏录》也予以摒弃。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久，士族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求改修。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先天时，玄宗诏柳冲、徐坚、魏知古、陆象先、刘子元等继续修《姓系录》；开元初，玄宗诏柳冲、薛南金等复加刊纂姓系之录；开元五年（717年），撰成《姓族系录》200卷，重新考定的族望敕如下：

            先奉敕旨：四海望姓家，永徽六年考定二十六姓与诸姓不同，各

        得出处远近；其乾封元年君羡考定，至今伊令：

               武阳李  荥阳郑 陇西牛  上党陈  并州郭 河西汪 安定皇甫

               中山鲍  河间刘 雁门夏

            右件十姓为国之柱。

               武阳贾  白水张 扶风马  京南叶  陈留叶 冯翊赵  扶风水

               冀兆苏  京兆杜 河南荀  梁山姬  南山河 岭南庞  安定胡

               高阳许  南阳侯

            右件十姓为国之梁。

            敕旨天下诸州，不同者纳价，不依诏处分者，准敕合徒两年。诸

        余可结为婚者一百五十，改之。主者施行。

                               唐开元五年四月八日下

    从这道敕旨可以看出，玄宗采用的是高宗永徽六年考定的族望敕，该族望敕是依据贞观十二年的《氏族志》认定的“国之柱”、“国之梁”（即一、二等）二十六姓，尽管因武氏掌权于显庆四年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但高宗对《氏族志》的态度有过反复，所以于乾封元年又令君羡（非李君羡）再次推翻《氏族志》的认定，估计此景不长，高宗摄于武氏又废止君羡考定。玄宗即位的第七年（开元五年）重新发布此族望敕，最终核定经永徽六年和乾封元年考定的族望敕。

    此敕中，汪姓排在一等“国之柱”的第六位。

    开元五年的族望敕，与同年汪芬重修汪氏宗谱序可以相印证，序中云：“开元初，诏柳冲等复加刊纂姓系之录，于是乃定柱石之宗，而我汪氏著望河西，故自此声弛江左。敕旨以开元五年四月下，而吾谱亦成，因记其事，冀万古传芳，千年不朽。”

    同魏晋南北朝比，唐代家谱的形式没有多大变化，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迹工整，绘图清晰。

 

 

 

汪氏修谱简史（三）（四）

桐城  汪兴吾      

    （三）汪氏修谱的转型期——从国修谱到私修谱

    开元五年以后，没有再进行簿状谱牒的编修工作了。主要原因有：①唐朝一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门伐观念没有实际用处；②开元后唐朝国力渐衰，没有实力编纂费时费力的簿状谱牒；③统治者除了李姓外，后宫和权臣的姓氏不断变化，“崇重今朝冠冕”的编纂原则赶不上时代的变化。

    尽管政府不再编修谱牒，但人们观念中固有的家族观念还在起作用，于是官修谱牒便转为私修谱牒。汪姓在唐末有记载的私家谱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所修，《汪氏宗谱》记载：“文宗开成间（836-840），歙令都指挥浚，复修其谱，并撰歙令以后诸传，遂考定前代之不同者。”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贵贱变化、更替很快。人们忙于争权夺利，住居无定所。生活不太平，也无暇修家谱，论门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北宋以后，一些学者多次谈到这个现象，如苏洵说：“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谱例序》）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

    到了宋代，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开始兴起。这时的家谱其作用由政治生活转移到“尊祖收族”、“敬宗睦族”上，记载内容亦以宗族内部之事为主，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汪姓在宋代人口发展较快，从居住的中心区域徽州向周边赣东、淅西扩散，曾多次修谱，著名的有：

    ①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修谱，赐状元及第、加常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太子太保、进封莱国公、泾野人吕蒙正序。

    ②宋熙宁七年（1074）苏洵序。

    ③南宋高宗绍兴7年（1137年）修谱，汪万石作序。

    ④据梅城《汪氏宗谱》记载，宋绍兴年间（1131-1162），61世汪机（知及四子，谱名恩四，字君怀，号双松）“从朱文公游学于武夷山，又自信州转至鄱阳……续辑谱牒”。此次修谱是否为绍兴7年修谱，值得探讨。

    ⑤南宋乾道9年（1173年）修谱，范纯仁作序。范纯仁字尧夫，是范仲淹次子，皇祐元年进士。

    ⑥淳熙十五年（1188年）修谱，朱熹（朱熹宋宁宗庆元六年，即1200年卒）作序（英罗《汪氏宗谱·忠孝堂》）并题字“家宝”。

    ⑦宋淳熙十六年己酉（南宋宋孝宗1189年）修谱，平章军国、参知政事、左丞相益公周必大于是年春三月甲辰作序。此次修谱疑与淳熙十五年为同一次。

    此后，汪氏修谱更是是不断，《汪氏宗谱序》云：“暨宋开庆间（1259），十府君延之，又命诸子考订重编。继而鳙溪老人仔，国学致道斋斋长居安坦，翁有闻梅涧先生瑜、梦汶先生友颜，相继而作。”

    宋代不仅修谱又形成一个高峰，而且修谱的体例有“革命性”变革。宋人改造和确定的体例延续到当代。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

    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体例的创新，重在图表的创新。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

    汪姓名人也踊跃修谱，如汪澥、汪藻、汪应辰、汪立信都曾修谱。范仲淹为汪氏宗谱题字：“汪氏遗谱，子孙保之”，就是为汪澥谱所题，汪澥曾师胡瑗，而范仲淹聘胡瑗教授湖州。宋徽宗二年，进士、观文殿大学士朱胜非题字：“忠贤将相，道德名家”，就是为汪藻谱所题，朱胜非拥戴高宗改元建炎，“建炎元年，敕婺源藻公为中书舍人，我谱存宋，敕命曰：“非特取其文章，实使与闻政事。”汪氏在宋时修谱在体例上一直使用“大宗之法”，这与汪氏在宗及以前的先祖大都做官、读书有关；在谱图上迁江南前使用的是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迁江南后采用是殴苏式的五世图。

    宋代名人修谱现象实际是魏晋以至唐代官方修谱的一种精神延续。魏晋南北朝时选官必从“簿状谱牒”，所以官方修谱；唐初、中期为抬高当时“谋士劳臣”的地位，所以官方修谱。隋唐以来，选官以科举，门第不再是选官的基本依据，对谱牒的重视程度就降低了，所以唐中期以后，官方不再修谱。尽管官方不修谱了，但宋代的官员们自己便动手修谱，其动机很明显，一是中国人历来有追根究源的习俗，二是宗族观念使然，三不排除光宗耀祖的本念。所以宋时大凡取得功名或当上大官后，他们都会主动修谱。

    从一些宗谱记载的内容不难看出，汪氏宋代修谱还是以修统宗谱为主。如英罗《汪氏宗谱·忠孝堂》朱熹序中云：“震登天禧三年进士…宗颜登庆历二年进士…谷登皇祐五年进士…藻登崇宁三年进士…愷登政和二年进士…鸿举登绍偿三十年进士…一脉六世，古所未有也。其他鼎为御史丞，世美兼制诰学士；义荣、义端以从兄弟而同登甲第；若容、若思以亲兄弟而并显当时。”这里的“一脉六世”系徽州迁江西德兴的汪藻（68世）家族，为爽公支强公之后；汪鼎（47世）为汪建长孙，汪世美乃汪鼎之子；义荣、义端（62世）与应辰（汪应辰，淳熙三年，1176年卒）同为爽公支仁恭裔；若容、若思为建公支世美后裔。

    （四）汪氏修谱的萧条期——战乱和移民

    1、元代修谱

    历史进入有元一代，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汉族人饱受屈辱和欺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汉人遭到血醒镇压和奴役，所以元朝修谱非常少。但有一定地位的家族名人还是执着地坚持修谱。如元代著名的汪氏家谱有：

    ①大元大德丙午（1306年）修《汪氏旧谱续编》，迪功郎、曹泾清父书叙《汪氏旧谱续编序》：“旧谱所传皆尊所出之祖，如祖之兄弟传之子孙散于四方者，族属疏远迁徙无常，因不能记其年代以致尊卑失序，视如路人者，盖亦多矣。是以讨论旧谱考古访今录其宗支，补其遗阙，上以继其本，下以齐其末，是宗者虽贫不弃，非族者虽富必捐，庶无朱紫之相夺其散而焉。可纪者亦录其所始之祖，讳及原徙之地名，俾后嗣纪之亦可谓不泯矣。”

    ②休宁人汪松寿于元代至治（1321-1323）纂修有《汪氏渊源录》。有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重编重印，木刻活字印本存世。

    ③支谱的出现是汪氏元代修谱的一个亮点，如泰定元年（1324）汪德馨纂修《鳙溪汪氏家承》，至正戊戌（1358年）汪斌重修，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汪泽民作序，序云：“于是访求族家，得谱数本：荘寿所存溶堂翁谱、来安镇梦汶翁谱、高路志悦家藏谱、下坦招孙家藏谱、存心所编古逸民谱、伯卫所叙新谱，与吾睦肥堂谱，合而为一，互相参考”。

    ④元泰定年间刊刻的《新安旌城汪氏家录》。

    元代的谱虽然数量少，但在汪氏修谱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为汪氏后期修谱提供了重要论据。

    2、明代修谱

    因元末战乱，明初实行大移民政策，汪氏家族受这次移民的影响较大，因为汪姓人口主要居住地在皖南、赣东，所以受“瓦屑坝”和“安徽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的影响最大。许多汪姓移民后裔丢失了家谱，且这次移民被政府禁止与原迁出地联系，所以明代许多汪氏家族没有修谱。当然也有一些家族因保存有老谱且出现了相对名人而坚持了续修，更有一些志士坚持修统宗谱，比较著名的有：

    ①嘉靖四十年（1561）汪子仁纂修《汪氏续修统宗谱》。

    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汪湘始篡《汪氏统宗谱》。有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刻本存世，有172卷之多。

    ③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 汪鸿懦等纂修《汪氏统宗正胍》，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 )汪士芳在该谱的基础上纂修《汪氏重修统宗谱》，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有手抄本存世。

    ④隆庆四年（1570）汪云程修《汪氏统宗正胍》。

    ⑤万历元年（1573）汪国言纂《新安汪氏迁派宝录提纲》。

    ⑥嘉靖二十九年（1850）汪镂纂修《汪氏世纪》。

    明代也出现了不少支谱。如：

    ①洪武三年（1370年）汪华七子后裔汪贞一在元谱基础上续修婺源鳙溪《汪氏家承》，弘治九年（1497年）布政使汪希颜准备重修，并请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作序，因汪希颜不幸去世，汪贞一五世孙、巡抚汪奎主持重修。

    ②洪武六年（1373年）汪福三始修《潜阳汪氏宗谱》（潜山黄柏支），至1991年15修。该谱现与怀宁古埂支（康熙三十四年1695始修，2005年七修）合修。

    ③嘉靖十四年（1535）汪尚琳编《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五卷。

    ④隆庆二年（1568）休宁富溪《汪氏宗谱》。

    ⑤万历二十年（1592）汪道昆纂修《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十卷。

    明代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华三子达次子惠因镇巩昌，后代与汪古族融为一体，以至人们对他们的族属莫衷一是，但该支在元代还保存着简单的世系记载，至明朝终于实现了统宗，汪福（字伯升）编成《陇右汪氏宗谱》。该谱有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知国诰国史总裁杨荣作序；清道光甲辰续修，86世孙金铭序。

    明代修谱没有摆脱宋代以来名人带动的窠臼，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了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圣谕六言”，但在没有老谱和没有出现家族名人的情况下是不会修谱的。

 

 

汪氏修谱简史（五）（六）

桐城  汪兴吾      

   （五）汪氏家谱的普及期——从名人修谱到族人修谱。

    1、清代修谱

    自唐开元后由国家修谱转入私家修谱直到明末，汪氏修谱有两个特点：一是名人修谱，前面已有论述；二是修统宗谱，围绕名人家族尽可能将所网罗到的本姓成员收入谱中。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分发挥宗族管理社会秩序的功能，借鉴明朝治国经验，也颁布“圣谕六言”，提倡以孝治天下；康熙九年重新颁布“上谕十六条”，大力提倡民间修谱，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家谱，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这一举措，极大调动了民间修谱的积极性。清代以来的修谱，也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修统宗谱向修支谱转变。由于清初人口发展较快，修统宗谱的难度加大，人们只能寻求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宗族圈中开派修支谱。二是由名人修谱向族人修谱转变。新家族中，一般人口不多，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数百上千人，有的家族中有名人，有的家族中无名人，根据惯例，名人被推举为纂修，无名人者则推举族中文化水平较高者担任。

    清朝是谱牒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至“村村有谱，人人入谱”，家家有谱。尽管清时大量编修的是支谱，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无法统宗的“统宗谱”，比较有名的谱有：

    ①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69年)《汪氏统宗谱》(清)汪元秋等纂修（开化云台大本堂）；

    ②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廷桢纂谱是在汪湘、汪鸿儒、汪象贤诸人编篡的各种汪氏统宗谱版本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续编而成，较为完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然复盖面较狭窄；

    ③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汪氏统宗谱》(清)汪礼纂；

    ④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凯南续修；

    ⑤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汪氏统宗谱》(清)汪德祖、汪肇基纂修；

    ⑥乾隆四十年（1775）(清)汪玑、汪嘉祺等编，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重印；

    ⑦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汪氏统宗谱》(清)胡建昌重修；

    ⑧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汪氏统宗谱》(清)汪杏荣重修。

    由于元代的战乱和明代修谱不够普及，清代许多家族没有或没能找到老谱，他们便从自己的始迁祖起另立支派，编修支谱，所以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支谱。如：

    ①顺治四年（1647）《武进汪氏宗谱》。

    ②乾隆十六年汪浚编修桐城《三安汪氏宗谱》。

    ③乾隆三十七年（1772）汪廷洽重修《汪氏世守谱》；

    ④乾隆四十八年《汪氏义门校正世谱》”

    ⑤道光九年（1829）汪承诜等修《颖川越荫堂汪氏家谱》；

    ⑥汪琳辑《汪氏维新公迁锡家谱》；

    ⑦道光二十年（1840）江熙修义和堂《宜兴汪氏续修宗谱》；

    ⑧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汪氏得罗公正胍统宗谱》(清)汪庾等修。

    清代编修支谱有两种类型：一是有老谱，这种类型的世系承接当然真实可靠。还有一种是无老谱的，这种类型的世系承接成了编修家谱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找到老谱，元代谱甚至宋代谱。

    怎样找？只能从家族记忆中的始祖名找。不外两种结果，一是找到了，一是找不到。找到的当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始祖的名字，一种是与始祖同名。这个同名的结果就导致了世系承接的错误。如“小一、小二、小三”，目前所看到的有十来个版本，如《潜阳汪氏宗谱》载：“小三字皖轩，号绍华，乳讳小三，随父任客居安庆府，生二子：华一，为一本堂始祖；华二，为敦本堂始祖。”汪茂和教授整理的汪氏简谱：“小三：名受，貤封文林郎。见潜邑山奇水秀，遂由婺源大畈迁居潜山县东门，迹载邑志。生二子：强、宾。”显然有一方是错误的。桐城《张家嘴、封门塥》始祖满柱、觉渊和青阳《五溪汪氏宗谱》记载的青龙、白龙都认念二为先祖。

    找不到怎么办？有的存疑，如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一支汪氏，始祖汪兴淑于元末明初“始自江南徵州府婺源县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居二年再迁孝邑郭下乡敦厚会石牛寨居住”，其祖父78世汪允生六子：监、钺、铭、镇、录、铨。汪兴淑为谁所生则不清楚。有的找不到则找近似的、相似的靠上去。这样一靠，自然出现了许多矛盾。如桐城《高林汪氏宗谱》，始祖名汪庙荣，于元末、明初（谱上说法自相矛盾）迁桐，清康熙时始修谱，未找到老谱上的名字，于是就找了一个名汪荣一的靠上去，推算汪荣一生活年代，应在南宋时，比汪庙荣早二百年之久。

    清朝修谱出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姓氏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就是通过类似的修谱活动最终完成了全民族的大融合，所有中国人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了炎、黄二帝的后代。这是继司马迁修《史记》进行的第一次民族大整合以来的第二民族大整合。

    清朝是全国各姓修谱的最繁盛时期，全国所有姓氏、所有家族都有了自己的宗谱，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全国各姓氏修谱都有失真期，有的早，有的迟，但所有姓氏最大的失真期都是在清朝。汪姓也不例外。

我把在修谱过程中出现的胡乱攀祖现象称为“祖先认同现象”。所有姬姓汪氏都成为汪华和汪铁佛后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清朝有两次大移民，一是乾隆移民，一是咸丰移民，这两次移民，一部分迁出的族人还能回归修谱；而一部分迁出的族人另起炉灶重新修谱，如宿松县福一公支下一支族人于乾隆时迁陕西平西三阳镇，就从重新修谱，有道光十年三修谱存世；还有一部分族人一直没有修谱。这两次移民导致了不少宗族的分化。

    家谱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谱序、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宋代以前，由于家谱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家谱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明清代家谱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家谱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类族谱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后人没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

    2、民国修谱

    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百姓还是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仍是修谱的高发期。

    ①续修谱。对清代谱进行续修，是民国时修谱的重要内容。如《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民国十六年汪时鸿编修。

    ②补修谱。一是清时未能修谱的，这次予以补修。如汉阳汪氏，明初74世善庆五子自环溪先后迁至鄂西汉阳，因兵燹失谱，90世汪厚山于清末创修未酬，并请翰林学士李哲明序，民国37年由91世汪明恕成功。二是清时已经修谱，因移民未能与老家取得联系而失修的，这次进行补修。

    ③合修谱。这是清代修谱的新特色。汪姓人口经过明、清的发展，至民国时出现爆炸性增长，编修统宗谱困难多多，于是同一区域的本家有创意地走上了合修之路，如湖北红安民国三十六年由三支汪姓联宗续修；太湖县境内九支汪姓族人于民国九年创修《汪氏会谱》；民国三十二年汪兆翔、汪霖龙等合修的六州堂《武进汪氏统宗谱》，有二十三支之多；桐城汪氏也于抗战前准备共建总祠、合修会谱，因遭境内由叶姓为首的其他姓氏阴挠而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汪葆春还坚持重修了《汪氏统宗谱》。

抗时战争爆发至解放前夕困战乱和贫困很少有汪姓人修谱。

    （六）汪氏宗谱的黑暗期——焚谱与藏谱

    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意志、百姓观念的变化和文化水平的极端落后，人们普遍认为修谱是封建的东西，对于老谱多数人用于糊窗户、作手纸，有的卖掉。

    特别是到了“文革”，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有历史的遗留都作为所谓“封建”残留而毫无例外地遭到破坏，侥幸逃脱“四清”洗礼的历史文物在文革中大都荡然无存。汪氏宗谱同全国各姓宗谱一样遭到毁灭性地摧毁。

    在这个人性极为扭曲，倡导“ 不破不立”，企图割裂历史的非常时期，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与潮流抗争的“保谱”故事。如桐城青草镇青峰村一汪姓村民看到自己宗族的家谱被“造反派”焚烧，竟奋不顾身地冲进大火抢出了两本谱头，因他家成份是顾农，比贫农还要穷，且一字不识，所以“造反派”们没有追究他。同镇钟楼村一汪姓老太，于文革时数年如一日，每天天未亮将本族三十余本宗谱背到菜地掩埋，晚上怕被盗，待天黑后又从菜地挖出背回家；1969年房屋被洪水冲塌，退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扒出宗谱，带领全家页页翻洒。青阳县杜村乡一汪姓村民汪吉祥利用自己是“造反派”司令的身份，事先将自家的谱埋进菜园坝，然后砸碎谱箱，烧一堆纸，宣告已提前焚谱，智骗“造反派”，使宗谱得以保全。潜山汪孟麒与汪孟金堂兄弟抢在红卫兵抄家前将老谱藏到夹壁缝和柴堆里，使老谱逃过浩劫。

    正是这些敢冒天下大不违的贫民百姓作出了功在千秋的伟业，使我国的谱牒文化得以流传。当然，也有一些有见解的政府官员为家谱的保留作出了贡献，人民永远是记得的。所以，现在全国大多数家族还能找出一两套比较完整的家谱，为新时期修谱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