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慎终追远，重视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历史有着不间断记载的国家，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遗产。然而这笔宝贵的遗产在近代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反而受到无端的质疑和破坏，很多典籍无端地被判为伪书，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强势崛起，西学东渐的影响，国人遂以西方为师，用中国人的脚穿西方的鞋子，虽然貌似光鲜亮丽，其中的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甚者，为了适合西方标准，不惜削足适履。我们固然需要学习西方，但是一定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鞋子。
西方没有系统的历史记载，对历史的研究依靠考古，他们的经验和所制定的标准在中国并不一定合适。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应该是考古和典籍并重。考古能够证明典籍记载的事物存在，也可以提供典籍没有记载的信息，却不能用来证明典籍记载的事物不存在，疑古派用考古还没有发现的理由否定历史记载，这是是非常愚蠢的。我们的考古不断证明着疑古派对历史的否定是错误的，疑古派却一直孜孜不倦地否定我们的历史，这种疑古的偏执已经深入了某些人的骨髓。
其实对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不仅可以用考古证明，历史资料之间的互相印证也可以证明。
本次分析的时间范围是从西周初年武王即位开始，到秦朝灭亡这一时期，原因是《竹书纪年》里周朝的这段历史记载可以和《史记》中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以及《春秋公羊传》的记载相互对照所涉及的朝代和诸侯国报告商朝的后期、周、秦、齐、楚、燕、赵、魏、韩、鲁、卫、蔡、曹、陈、吴、晋、宋、郑等18个，之前的夏和商早期没有相关的史料进行比对，故而没有作为分析的范围。通过对这段时期不同史料的横向比较，可以确定这些史料之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因而《竹书纪年》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期在魏国魏安釐王墓中发现的，这些竹简在埋入墓葬的时候，《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尚未出生，这些竹简出土的时候，司马迁早已经去世，因此可以确定，司马迁没有见过这些竹简，我们通过对比，《竹书纪年》的记载不仅和《史记》的记载在干支对照和周王以及诸侯在位的年限完全吻合，而且所发生的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证。总的来说，纪年和史记能够相互印证的历史事件多达五十余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其所写的《史记》是在参考大量典籍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证明了《竹书纪年》的记载同样是真实可信的。
《竹书纪年》和《春秋》《史记》之间的差别不是史实的差别，是价值观的差别，这个差别不能改变三者皆为信史的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个各个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本国大事、和本国相关的其他诸侯国大事，也记载其他诸侯国的大事，这样，各个诸侯国所记载的时间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要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找出那些诸侯间发生的大事，看看不同史料对事件的记载是否一致，记载的时间是否吻合，如果诸侯之间的事件在不同史料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或者有可以理解的差异，并且记载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里能相互吻合，就可以确定这些历史是真实的。如果诸侯间的史料记载是真实的，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对待历史是严肃认真的，疑古派和疑古余孽的污蔑就不攻自破，也就可以证明这些史料对诸侯国内的记载同样是可信的，因为《竹书纪年》中其他的记载也是可信的。
本次比对分析分以下几步：
1、根据干支纪年、国君在位的时间和事件发生于君主纪年的时间，确定事件发生的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梳理，可以确定的是，《竹书纪年》《秦本纪》《公羊传》《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均能准确地和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对应，和国君的在位时间能很好的吻合。
2、从《竹书纪年》《秦本纪》《公羊传》《齐太公世家》里面找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典籍共同记载的事件，通过逐项查找，一共找出了这样的历史事件105件，这些事件有的是两种典籍共同记载，有的是三种典籍共同记载，有的是这四种都做了记载。
3、从这105件历史事件中，找出涉及《竹书纪年》的一共60件，时间从公元前950年到公元前327年间共624年的时间；涉及《秦本纪》的共55件，时间从公元前857年到公元前327年间共531年的时间；涉及《春秋公羊传》的共68件，时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5年件共238年的时间；涉及《齐太公世家》的共53件，时间从公元前859年到公元前403年间共457年的时间。
4、把这些不同典籍之间的事件进行逐一对比，包括发生的时间，不同典籍记载的异同，并找出差异的原因。
通过对比分析，在涉及周代34王，秦35位君主，鲁国12位君主，齐国25为君主，共计106为君主，除了齐国的齐哀公和齐胡公的在位时间未有记载，根据献公在位时间和《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基本可以确定齐哀公被烹、齐胡公即位和齐献公袭杀胡公应当是同一年。齐文公的在位的时间通过比对，和记载的12年不吻合，应该是21年，其他104位君主的在位时间和干支纪年，大事记载，公元纪年均能吻合。因此可以说，《竹书纪年》、《史记.秦本纪》、《史记.齐太公世家》和《春秋公羊传》可以互相印证，皆为信史。
典籍记载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本国记载简略而相关国家记载详细
前859年
《竹书纪年》：夷王3年 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 《史记.齐太公世家》：哀公不辰 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
关于周烹哀公一事，《齐太公世家》只用了四个字“周烹哀公”，《竹书纪年》则记载为“烹齐哀公于鼎”，这其中的原因如果不是资料散失的话，很可能是齐国人对于这件耻辱的事情不愿多说。
2、本国记载详细而相关国家记载简略
前827年
《竹书纪年》：宣王1年 宣王名靖。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复田赋。作戎车。燕惠侯薨。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公24年 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同样对于宣王即位，《齐太公世家》记载简略而《竹书纪年》记载较为详细，原因是同一件事对于自己和对于别人重要性是不同的。
3、记载者的身份不同
前697年
《竹书纪年》：桓王23年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春秋公羊传》：桓公15年 "二、三月乙未，天王崩。"
同样是周王去世，《竹书纪年》的记载是“王陟”，《公羊传》则记载为“天王崩”，这应该是身份的不同导致用语的差异。微言大义其实是当时宗法制度下，不同人的身份的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孔子只是做了整理个规范，不是孔子发明的。
5、记载的角度不同
前694年
《春秋公羊传》：桓公18年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襄公4年 四年，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 公羊传》从鲁国的角度记载了鲁桓公的死、从齐国回到鲁国安葬的过程。《齐太公世家》则详细记载了鲁桓公死亡的过程、鲁人的谴责和齐襄公的回应，两者讲了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同典籍之间的差异，证明了我们历史记载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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