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价值是中医药学形成、发展与成熟的主要标志。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等古典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经过历代医家在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深化、细化、发展与创新，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高等中医药院校系列教材编著过程中对其精华的不断梳理与提炼，使中医药学逐渐完善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有力推动了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当前，中医药事业拥有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好的外部环境，但中医药自身则仍然存在诸多有待商榷和提高的方面，面对重大复杂性疾病等临床问题，尤其需要更多中医药学新理论、新原理、新方法的产生。兹值《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从温经典、传师道、重临床、善感悟四个方面，论述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供同道参考。
1 温经典：
开展中医理论研究应溯本求源，宗岐黄理
中医经典中所蕴含的医道、医理与医术，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检验，证明了其具有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但仍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事实上，古今名医无不是在娴熟掌握中医经典的基础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感悟，既能深刻领悟经典，指导临床灵活应用，又能在应用中创立新说，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经典中医最具特色的优势是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强调从功能、运动变化和整体的角度认识和把握生命现象，开展中医理论研究不能背离中医这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辨证方法研究为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对传统辨证方法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探索，但研究方向偏向于对证候客观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研究，后者尽管在中医某些理论和个别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始终未能取得实用性突破，远未能满足当前中医药面对临床复杂性疾病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的客观需求，致使部分中医人对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产生迷茫，缺乏中医理论自信，甚至对中医高等教育模式提出质疑。通过多年来的深入反思，我们意识到证不是疾病的源头，病机才是疾病的实质，从病机理论层面开展中医基本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应该成为中医理论研究的重点。
开展病机研究要注重以《黄帝内经》为源，后世各家学说为流。《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不仅提示了病机辨证的具体思路与方法，还要求“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本文所引《素问》原文均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版《黄帝内经素问》)，《素问·调经论》有谓：“百病之生，皆有虚实”，《素问·六节脏象论》进一步强调：“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皆强调临证要以把握虚实病机为纲，后世名医对伤寒与温病、外感与内伤等病机理论与辨证方法的探索，皆以此为宗。中医辨证的本质是探求病机所属，通过辨识虚实病机所属，才能确立治法方药，此即证因机明、法随证立、方从法出，从而实现治病求本、圆机活法的最高目标。
我们在气为一元的整体观指导下，以藏象病机理论和气血津液病机理论为基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为蓝本，基于朱丹溪、张仲景、金元医家和明清温病学家有关病机理论的核心内容，提出以“病机十三条”为纲，创建中医病机辨证学。主要思路是“以病理因素为主纲，脏腑理论为基础，病机证素为条目，症状体征为依据，病性病位为核心，病势演变测转化，多元辨证为内涵，活化辨证谋创新，提示治则为目的。真正体现辨证论治的灵魂”。
从病机层次解析中医辨证过程，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以免陷于僵化的固定分型，似可解决中医理论研究与临床严重脱节的瓶颈问题。以“病机十三条”为纲的中医病机辨证方法，融汇了古今各种辨证方法，临床实践中既能执简驭繁，又能活化辨证。以此为基础，创建中医病机辨证网络，以示其因果交叉复合关系，使病机辨证从源头上得到活化，体现证是病机单元交叉组合的客观现象，病机单元是证候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我们以病理因素为主导的用意所在。
2 传师道：
要在学术传承中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医理论
由于时代背景、地区差异、社会环境等因素，古今不同医家面对的临床问题各有不同，从而促进了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各种学术流派看似学术观点各异，实则都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内容。《素问·示从容论》提出学习中医要“受术诵书，览观杂学，及于此类，通合道理”，开展中医理论创新研究同样需要对古今各家学术流派进行有效传承。
在学术传承深化中医理论的研究中，要注重师承方式与中医高等教育并存, 业师授受、家学相传、私淑和遥承等多种形式并重。既往以学术传承为基础获得重大理论创新的范例很多，如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二者在概念上都传承于《黄帝内经》及前人所述，但在内涵上皆又有所创新。如对于卫气营血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黄帝内经》已经奠定了理论基础；《难经》《伤寒论》也有相关论述；吴又可、张石顽等曾用卫气营血概念来反映外感热病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在此基础上，叶天士则直接用卫气营血概念，将温病的病理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阐明温病在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及温邪的传变过程，成为有效指导温病辨证的理论体系。吴鞠通通过对《临证指南医案》的深度研读与分析，在对叶天士临证经验传承的基础上，在《温病条辨》中构建了三焦辨证体系。
近现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西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加之临床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术发展迎来了新的挑战。各种学术流派对这些问题都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临床经验，中医人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迎接这些挑战，仍然需要传承与创新并重。
当前，中医所要面对的临床重要问题主要集中在外感热病、内伤难治性复杂疾病（如肿瘤等）。我们在对中医药辨治肿瘤的理论与临床研究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医关于肿瘤辨治的理论与经验在临床中能够得以体现和证实，要使疾病诊断和辨证论治实现有机的结合，有必要借助于现代诊查技术，为我所用。近年来，我们以整体观为指导，在临床实践中反复推求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病因、病机演变规律，通过不断感悟，提出：“癌毒是导致癌病的一类特异性致病因子，是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郁滞的基础上，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成，与相关非特异性病理因素杂合而为病，毒必附邪，邪盛生毒，毒因邪而异性，邪因毒而鸱张，以痰瘀为依附而成形，耗精血自养而增生，随体质、病邪、病位而从化，表现证类多端，终至邪毒损正，因病致虚，癌毒与痰瘀互为搏结而凝聚，在至虚之处留着而滋生，与相关脏腑亲和而增长、复发、转移。从而为应用解毒、攻毒等法治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不能误解为据此可以从实验中找到癌毒的病理实质”，由此提出肿瘤辨治的十二条理念，总结了常用中医辨治肿瘤十法，初步创建了癌毒病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构建中医肿瘤学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3 重临床：
中医理论研究应源于临床，高于临床，回归临床
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历来都是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针对新的临床重大科学问题，深入在对《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理论细化、深化和升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没有理论指导的临床是盲目的临床，在面对复杂性、难治性疾病的过程中必将无所适从；没有中医理论指导的科学研究，也必将与中医理论发展与中医学术创新无缘。我们强调中医理论创新要以“源于临床，高于临床，回归临床”为宗旨，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应对临床重大复杂性疾病的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曾开展了流行性出血热、外感高热、感染性休克、中风急性期和重症肝炎等临床重大难治性病症的研究，在反复温习经典的过程中，发现瘀热相搏证是在急性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病变发展的一定阶段,火热毒邪或兼夹痰湿壅于血分,搏血为瘀,致血热与血瘀两种病理因素互为搏结、相合为患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证。通过以证带病，相继对瘀热阻窍、瘀热水结、瘀热发黄、瘀热痹阻和络热血溢等进行系列研究。实践证明，以瘀热病机理论指导临床治疗多种疾病过程中的瘀热相搏证，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反证了瘀热相搏证的客观存在及其理论的实用性。如提出中风急性期瘀热阻窍病机新说，乃从《素问·调经论》中“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所领悟，研究发现中风之风、火、痰、瘀、虚等病理因素皆为瘀热所派生，瘀热为因，风、火、痰、瘀、虚为果，从而统主风、主火、主痰、主虚于一炉，确定以凉血通瘀为治疗大法。
近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瘀热病机重点研究室”建设期间，通过文献考证、大样本名医病案、临床证候调查、临床疗效评价和临床辨治方案等系列研究，研制基于专家共识的《瘀热相搏证中医诊疗指南》，对瘀热病机的内涵与外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明确了瘀热相搏的含义、病机演变、辨识要点、治则治法及基本方药的应用技巧，使瘀热病机理论系统化，拓展了临床应用范围；同时通过实验研究，初步揭示了其分子生物学基础，诠释了其科学内涵，发展了瘀热病机学说。此间，我们还对湿热缠绵、痰瘀互结、湿热瘀毒郁结等病机兼夹、复合与转化规律进行病证结合研究，提出复合病机新理论和复法制方新思路，有效提高了中医药治疗复杂性疾病的临床疗效。
4 善感悟：
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中医特色的科学思维
爱因斯坦曾把科学的内涵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但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有关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理论不能从观察到的事实自然生长出来，而只能由理论思维创造发明。
中医理论创新必须来源于临床实践，但仅仅有临床实践还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反复温习经典，在实践中不断思考与感悟，用科学的理论思维，确立临床现象与经验事实（如病-证-方、理-法-方-药）之间相互关联，或显性的、或潜在的规律，才能获得新的理论发现。如对厥脱（休克）的辨治，凡厥者，阴阳之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治疗厥脱应以回阳救逆为法，但我们在临床研究中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发现，阴阳不相顺接,必然导致气血失调，而气血失调、气滞络瘀的形成，既可能因于邪实，也可能因于正虚。据此，我们强调气滞络瘀为厥脱的病理基础，创立行气活血法，创抗厥通脉、救阴生脉、回阳复脉三方，较单用回阳救逆法临床疗效更佳。又如，我们在传统七情配伍和君臣佐使制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异类相制相使”理论，发现中药复方的配伍减毒主要通过不同性味、不同功效药物的合理配伍，如寒热相制、异效相制、扶正制毒等，以调其偏性、制其毒性，起到全面兼顾病情、增强药效、减轻或消除毒性的作用，研究充分发挥了中医药原创思维的优势。
当前，有关中医药理论研究的项目多以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指标为导向，忽视了原创中医理论研究的宗旨所在，混淆了中医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二者的主次关系，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回归临床，指导临床。我们认为：在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研究过程中，必须把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明确区分开来。唯有理论研究才能带动实验研究，只有依据新的思想，才有可能设计出新的实验，或者对实验作出新的解释；而当理论思维停滞不前的时候，实验研究常常也就只能在原地徘徊了。开展中医药理论研究尤其要重视临床实验研究，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新规律，据此为中医理论研究提供素材与证据，运用各种科学思维创造新的中医理论。
5 展望与结语
人体生命活动是一个包括人体分子、细胞、组织、器官、整体等多个层次的复杂系统，当今信息技术和系统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研究复杂生命现象带来了机遇，客观上也为中医理论创新带来了条件与机遇，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由于中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在现代背景下开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就不仅要有古典中医学的深厚素养，而且要对现代医学有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既可以从古典中医学看现代医学，又可以从现代医学看古典中医学；既可以从宏观看微观，又可以从微观看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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