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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民粹主义的陷阱 | 《我们的历史》
       

    历史学家尼古拉·克斯托马洛夫首次提出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民族”:专制的北方人(俄罗斯)奉行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而南方人(乌克兰)则是自由的,诗性的,奉行个人主义。他赞美哥萨克的传统和对强权的反抗,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全民精神。这就是乌克兰民粹主义史学的创建,它将对乌克兰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文/曹然

  自2013年12月以来危机爆发,全球媒体再度聚焦乌克兰。

  自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以来,类似的危机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主题似乎永恒不变:东部和西部的历史性对峙,欧洲道路和独联体道路的分歧,背后欧美和俄罗斯的角逐使其更加复杂。

  眼看曾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国蒸蒸日上,乌克兰是否真的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乌克兰能否摆脱独立二十年来对立阵营反复混战的悲剧循环?这背后是乌克兰长久以来的民粹主义困境。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发展

  这要先从乌克兰的独特历史说起。作为一片长期被称为“边境地带”(Ukraine一词的本义)的土地,这里自13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灭亡至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共和国成立,从未存在过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波兰、奥地利、俄罗斯轮番统治这片土地,他们造成的社会压力导致斯拉夫农民逃离土地,组成了松散的军事组织,以烧杀抢掠为生。这些人就是哥萨克,意为“自由人”,独立于这个地区的任何政权。部落议会选举产生盖特曼(首领),自行立法,发展了一种初步的民主制度。随着势力越来越强大,哥萨克军队多次起义反抗波兰统治,试图建立独立的国家 。

  乌克兰人认为哥萨克象征着独立民族意识的崛起。但好景不长,俄罗斯帝国又将乌克兰地区占据。直到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人并无独立统治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经验。但与此相反,乌克兰民族意识一直在外族挤压中蓬勃发展。19世纪欧洲浪漫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壮大之时,乌克兰人也有了自己的启蒙者:历史学家尼古拉·克斯托马洛夫(Nikolay Kostomarov)。他首次提出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民族”:专制的北方人(俄罗斯)奉行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而南方人(乌克兰)则是自由的,诗性的,奉行个人主义。他赞美哥萨克的传统和对强权的反抗,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全民精神。这就是乌克兰民粹主义史学的创建,它将对乌克兰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再回到20世纪。俄国革命时期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两度为独立而反抗苏联,皆被扑杀。苏联时期,乌克兰人经历人为的大饥荒和大清洗,反抗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东部矿区则因为工业移民和同化运动,愈加俄罗斯化。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宣布朝欧洲式的民主国家迈进,压抑多年的反抗精神一朝倾泻出来:乌克兰人是被历史辜负的一群,几个世纪以来遭到强权镇压盘剥,被剥夺了创建伟大事业的机会。复仇的激情肆意燃烧,民粹主义在此土壤中大行其道 。

  民粹主义并非民主主义。虽然二者都强调人民的主权, 但在民粹主义者眼中,精英阶层都是腐败自私的,要加以抛弃;被压抑的全体平民的价值要得到体现,他们应该直接参与政治进程,发起激进改革;政府要绝对顺从全体民众,因为他们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在实际操作中,政党往往以此拉拢民心,从而操控大众、获取权力。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度过了一段混乱凋敝的岁月。直到2000年,恐慌的东部寡头们将经济学家尤先科推上总理位置。他很快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甚至不惜触动寡头们的利益:大量商业优惠条款被取消,寡头寻租行为被整治,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同时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这一度造就了乌克兰的经济起飞:2004年,乌克兰GDP增长率最高达12.1%,在全欧洲领先。不过,寡头们害怕尤先科走得太远,在2001年就把他扫地出门 。

  但是,乌克兰社会的深刻变化已不可逆转。日益好转的经济已经使民众注意到了自己和寡头们之间的巨大贫富差异——这些人在私有化进程中以超低价侵吞国有资产后暴富,民众生活的改善却很有限,人均月工资仅有一百多美元。正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次又一次证明,在经济好转时期,民众更不愿意忍受社会不公。这一次,反抗的对象不仅是虎视眈眈的俄罗斯,还是所有盘剥人民的人。他们相信,乌克兰人民有权享有更好的生活。

  橙色革命为何失败

  轰轰烈烈的橙色革命看似使人民如愿以偿。曾带领乌克兰经济起飞的尤先科如愿成为总统,中西部新富阶级和民族主义力量战胜了亚努科维奇和他的东部寡头阵营。至今人们仍回忆当时基辅充满乐观希望的氛围:示威者彻夜在独立广场上呐喊、歌唱,坚信美好的生活近在眼前。但这场革命最终失败了。自由民主的承诺坠入了民粹主义陷阱,将国家引向灾难。

  尤先科竞选时做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改善公共服务,反腐,减税,等等。一切首先依赖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是贫穷大众的最大期待。政府将受到约束,充分保障私有财产权,并且改革税制和金融系统以刺激经济 。

  一切看起来完美无缺,他的方案得到了欧美各方的赞许。新政府上任后,以总理季莫申科为首的政府开始备战将在2006年进行的议会选举。由于议会中充斥着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当政时期的旧寡头势力,一切复杂的改革和政治敏感的立法活动都必须留待新议会履职之后。脆弱的新政府为了赢得支持,让己方阵营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关键问题:重新私有化。

  新政权伊始,各方激辩是否应该进行重新私有化:库奇马时期低价买到产业的企业家应该补足巨额差价,或是政府干脆没收企业,转而卖给出价合理的买方。某些巨型企业如克里沃罗格钢铁厂2004年被阿赫梅托夫集团通过关系以8亿美金拿下,但专家估计它的实际价值应该在30亿美金左右,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单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企业目前蒸蒸日上,重新私有化势必扰乱正常经营、打击经济发展。

  在竞选期间,尤先科并不主张重新私有化,而是希望柔和处理,“企业家应该补足差价”。但上任后,他不断受到季莫申科等人的影响,摇摆不定。季莫申科认为这个策略一石三鸟:一方面清算与库奇马政权有关的寡头势力,另一方面让其他企业家从中获利、从而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此外这一民粹主义路线还能讨大众欢心。她在各类媒体上大声疾呼:“所有非法私有化的产业必须彻底收归国有,重新私有化!”她甚至提出应该彻查过去几年中的三千多起私有化案,这将使几千人卷入其中。

  这一提议很快收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200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0%的民众认为重新私有化是正义的,“人民公敌”应该受到惩罚。只有10%的民众认为应该既往不咎、赦免相关人员,以换取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鉴于此,尤先科的态度也转向强硬。

  这场重新私有化的激辩很快给刚复苏的乌克兰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不安的情绪在商界蔓延,外国投资纷纷止步——谁也不确定投资的企业是否会被没收。到2005年,GDP增长从12.1%跳水到3.9%,投资急剧下降。既然政府权力肆意横行,害怕被波及的企业家自然纷纷寻找新的政治保护伞,反而加剧了腐败,几乎使尤先科的政府改革功亏一篑。

  谁是经济滑坡最大的受害者?并非寡头,而是寻求清算的普通民众。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小撮人独占改革成果,大众却往往承担其代价,不计后果的群众运动往往因此爆发。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乌克兰人的民主政治经验和全局观依然少得可怜。社会上出现了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质疑,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怀旧情绪。绝大多数民众受激昂的民粹主义情感影响,依旧遵循前现代时期的逻辑,将推翻强权寡头视为争取幸福生活的唯一方式。却没有意识到,社会和解在国家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在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在南斯拉夫战争结束后的西巴尔干半岛,都是如此。

  见大势不妙,尤先科在2005年6月叫停了重新私有化,宣布政府保障私有财产权利。从头到尾,大规模重新私有化并没有真正实施过,但仍然对乌克兰经济产生了持续性影响。不难想象,如果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将造成怎样致命的震荡。

  这只是尤先科政府民粹主义转向的一个最突出方面。选举后政府不顾巨大财政压力将工资大幅提升、发放大额新生儿补贴等,从而不得不压缩医疗和教育支出并试图增加税收,但很快导致小企业等团体游行示威,最后又再度给他们减税;他们给石油大幅压价,逼退俄罗斯石油公司,下令乌克兰石油自给自足,很快面临能源短缺并不得不回到市场调节的道路上来;对于肉类供应也是如此 。

  很快,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之间产生了不可弥补的分歧。尤先科指责季莫申科试图建立总理专政,橙色阵营最终分裂了,国家的美好未来无处寻觅。2010年,亚努科维奇最终偕团结一致的东部阵营凯旋,从当年的人民公敌一跃成为总统 。

  如何打破民粹主义循环?

  民主运动转变为民粹主义陷阱,就是如此轻易。当年的橙色革命极大地激发了民粹主义极端化情绪,胜利者们不专注于改革整个系统,却热衷于报复清算个案。而后人们发现,革命的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新政府原本合理的建设计划被扭曲甚至撕毁,最后自我毁灭。随即,曾经被打倒的势力卷土重来。

  如今,相似的场景在基辅市中心上演,这一次还染上了血腥。愤怒的民众发表着激情洋溢的演说、控诉:“我们想脱离独裁政权,脱离自私的政客,他们伤害人民……只为了保有权力。我们的政府像野兽……我们要自由!”千篇一律的语言背后,还看不到未来的清晰轮廓;无论是坐轮椅复出的季莫申科,还是刚出任过渡政府总理的阿尔谢尼·亚采纽克,还是前拳王克利奇科,都无法回答“娜拉走后怎样”。反抗只是第一步,治理总要艰难得多 。

  一些示威者认为,这一次和橙色革命不同,一定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基辅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万·帕特里亚克表示:“橙色革命之后,很多承诺的改革并未实施,橙色阵营就内讧分裂了。这一次我们会彻底战胜独裁者,然后全面底改革政府,使它服务于人民。我们会稳定经济,让人民享受成果。我们也要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保护和发扬乌克兰传统文化,同时又在观念上变成欧洲人,更文明、更守法、更有责任心。我相信乌克兰人能完全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这番言论听起来似曾相识,并不能使人消除疑虑。如果支持亲西方阵营的美国和欧盟认为胜利就此达成,不妨回忆一下橙色革命失败的历史。亚努科维奇的东部盟友会不会再一次遭到报复清算?若是如此,俄罗斯将作何反应,夹缝中的乌克兰要摆脱它的进逼谈何容易?它的产品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市场,虽然靠近欧盟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希望,这个漫长过程中的代价如何承担?从这个角度而言,全国企业主都是东部亲俄势力的潜在盟友。能源等问题自然更不必提。经济若不能改善,在人均月工资400美金的乌克兰,其他都是空谈 。

  如果美国和欧盟希望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除了必要的经济援助,还必须协助这个国家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性政治经济政策,使理性彻底代替民粹主义,而非只是从外部提供一些建议。苏联时期,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只需要执行莫斯科的政策,并且不用顾及公众感受。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政府改革方面,乌克兰能力还严重不足。欧美若是像十年前一样,在背后推动了革命又不做好后续工作,乌克兰将很难跳出这种悲剧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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