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数六、分解吸纳。技术上的分解吸纳和政治上的分解吸纳。
技术转移从古至今都存在于人类的经济史。比如说铁的生产硬技术和罗马文字这种软技术的传播，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古代中国向当时日本进行的金融冶炼和丝织等技术的转移。还有在12世纪以后西欧的经济发展中，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技术的转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在吸收来的技术基础上，在实用的思维指导下创造了自身的技术文明，结果在火炮、船舶和航海技术等方面特别发达，赢来了大航海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西欧的矿石精炼和步枪技术初步转移到日本，前者成为了德川时代确立货币制度的基础，后者促进了织田信长之后的国内统一，初步促成了国内的统一市场。到了16世纪，来自荷兰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通过长崎传入日本，但由于实用不力，仅仅成为了一种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现实的产业技术不仅没有转移过来，而且来自日本和中国的陶瓷瓷器生产技术却直接被西欧模仿转移了过去，成为了人家新兴的产业。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英国，蒸汽机、焦炭炼铁法、纺纱机、铁路、汽船等新技术已然实用化，产业革命因此轰轰烈烈。欧洲大陆各国和美国主要通过来自英国的这些新技术的转移也实现了自身的产业革命。19世纪后半期，西欧向日本的技术转移则大规模的发生，日本的产业革命也随之到来。
文艺复兴的心脏——佛罗伦萨、支持文艺复兴的美第奇家族族徽、佛罗伦萨共和国僭主科西莫?德?美第奇
意大利画家提香、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意大利画家乔托雕像
意大利音乐家拉絮斯、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意大利作家马基亚维利
意大利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想象画）、西班牙戏剧家维加
德国宗教改革推动者马丁?路德、德国艺术家丢勒自画像、英国作家莎士比亚
法国散文家蒙田、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法国小说家拉伯雷
荷兰画家博斯、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画像、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
一般的来说，技术转移是通过技术的提供方和接受方双方的当事者的行动实现的。按照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和现代技术转移的惯例，有学者将技术转移分为以下类型：
A提供者的直接投资建厂（独资）
B来自提供国的移居者所兴办的事业（移民）
C合营事业（合资）
D委托技术提供者经营（承包、委托）
E提供者承包工厂建设时签订保证技术转移的启钥式合同（技术辅助转让）
F接受者的企业雇佣提供国的技师和熟练工人（技术学习）
G购买机械和技术情报（技术购买）
H伴随机械进口的物化技术的转移（技术钻研）
I专利使用权合同（专利购买）
J仿制生产
K自主技术开发（自主研发）
这十一种类型是按照对提供国的高依存程度到接受国的高自主程度排序的。流程如图：
日本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存在着一个摸索的过程。幕府时期，幕府和各藩都打算自己制作。有书有知识有啥看不明白地，照葫芦画瓢呗。1845年，幕府按照引进自荷兰的书籍在全国各处建造洋式反射炉铸造大炮，各藩按照书籍制作洋式船只和蒸汽机的模型及纺织品，都建造制作出来了，但是弄出的成品感觉这别扭呢，跟进口的真不一样，感觉是不止打了多少折的旧货，还不如直接进口呢。对呀，原理是原理，知识是知识，实际操作才成经验才形成技术。
但一味的进口，没有自己的东西也不行，心里不踏实。于是幕府采用了D和F模式，进行技术转移。1854年在伊豆户田港开始建造俄国船，一堆日本人在聘请的俄国造船工匠的指挥下建造俄国海军士官设计的木制帆船。在这堆日本人中，一批人后来成为海军工厂和民间造船厂中最早的熟练工人和技师。这就是F模式“接受者的企业雇佣提供国的技师和熟练工人”创造出来的户田经验。而长崎海军传习所则是幕府委托荷兰海军军官完全按照近代荷兰海军的教育模式对选拔出来的167名志愿者进行训练和操作，完全人家做主。这就是D模式委托技术提供者经营的案例。委托别人经营听别人的能收获什么呢？1860-1870年间，幕府和各藩进口了166艘船，使用它们的就是来自长崎传习所和之后幕府创办的江户、兵库（神户）军舰操作所的毕业生。日本海军的基石就是这么打下的！知识技术都是死的固定的，只有人才才是活的流动性的。
如今的户田港、长崎海军传习所（绘画）、神户海军操练所纪念标石
明治维新初期，大量官营企业开始建立，但是技术人才都是处于短缺状态，于是D类的委托经营模式成为了一种大流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能保证有系统的技术转移，然而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技术先进的国家使用的操作方法转移到各个委托车间，结果培养出以前日本社会并不存在的机械工、蒸汽机操作工、钢材滚轧工、电气工程工等作为近代工业骨干的熟练工。然后，正是他们由官营企业转移到民间企业，或者自办企业，普及了西欧技术，使19世纪80年代后本国人经营洋式工业成为可能。技术实际操作的经验力量自发的大汇聚！
到了1875年左右，官营事业中外国人开始大量的被解雇。到了1880年，除了一部分工作现场的技师和熟练工外，几乎已经没有成批被委托的外国人了。D类型变成了F类型。直接原因在于政府改变了对外国人的推崇态度，有意识的缩减外国人的高薪任用空间。根本原因还在于大量的本国的熟练工人和技师已经足以替代外国人的工作，而且成本低。那么明治时代又是怎么培养国内技术人员的呢？
明治时代的技术人员可分为初期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3种类型。
所谓初期技术人员是指大学和高工制度确立以前学习了西欧技术的人员。也是3种类型。一是自学成才、在实际经营中自我摸索、历练成长的技术人员；二是在外国人主导的事业培训操作下成长起来的技术人员；三就是受过欧美技术教育（工学教育）的归国初期留学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欧美的工学教育刚刚正规化。与传统悠久的大学教育不同，此前欧洲的工学教育长期得不到承认，被认为是出卖劳力的很低贱，真正的学历应当只为身份和当官而服务。后来，社会发展了，出卖劳力，尤其是技术的把握人和经验人，能引发生产翻天覆地的革命，更能赢得足够的财富，顺便提高自身的地位，人家真有钱那，所以欧美开始正规化工学教育。而这种工学教育的教育教学机构，一直到19世纪末，在欧美始终是比大学低一级，有些学历还不被承认。而大学教育与工学教育的不同，恰恰就在于一个强调知识理念一个强调实际操作。要而言之，来自日本初期留学人员大部分都受到了与欧美一级技术人员相同的实际操作教育，他们回国后能够直接承接被雇佣的外国人技师的地位和职责。可见，教育中的实用性操作性和经验性是多么的强悍。
日本没有西欧那种所谓的大学传统，确切的说，以前连大学都没有，只是在维新之后，才建立的大学。所以大学设置建立的时候，日本在大学里普遍设立了工学部，也正是大学里的工学部卓有成效的教育，培养出了很多毕业于大学的技术人员。有人说，这是日本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怎么教的，这么牛？
大学工学部的渊源是1871年设立的工部大学校以及理科大学的土木、机械、应用化学课程。关于工部大学校本来是工部省为了在内部培养自办事业矿山、铁道、电信、工程等各部门的干部技师而建立的机构。工部省这些官啊，也没那知识也不知道咋教，所以工部大学校干脆全权委托给被雇佣的外国教师亨利.代尔经营，你得给我保证你教出来的学生到指定职位上就能顺利干活，不耽误事，如果不出活没能力，你自己掂量掂量。所以，工部大学校6年课程是这么安排的。头两年是英语和数学的基础教育，中间两年是理工科的知识讲解课程，最后两年是到事业现场在外国技师的指导下实习操作领悟提升。1885年，工部省自身都被撤了，工部大学校和理科大学的工学课程合并，成立了3年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后称工学部）。明治末期在各地普遍建立帝国大学，从一开始就设立工学部。到了大学里，工学部的教学没有自己的条条框框理论约束，就是专门传播西欧工学实用技术知识的教育机构。教科书全部是外文书。很多授课和考试也都是用外语来进行的，各种学会的会刊的大篇幅内容均被回国报告和外国杂志的摘抄所占据。说白了就是与世界工学体系完全同步。虽然在外语上，日本的学生很吃力，但正是这种知识开放、实际操作和经验同步的教育模式使得19世纪70年代才起步的日本高等技术教育直接利用了在西欧刚刚形成的工学体系，顺利越过和省去了西欧上百年的探索历史和摸索过程。
如果说，大学的工学部通过自由、开放、操作和同步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成批量的高级技术人员。那么高等工业学校制度则培养出了大批量的中级技术人员。在明治年间，大学工学部的毕业生大都担任官厅技术人员、学校教师、财阀企业的技师，而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则成为了众多民间企业的骨干技术人员。因为大学学工部费用高基础要求高门槛高，高等工业学校的费用低基础要求低门槛低，所以后者所培养的技术人员从数量上远远大于前者。但这对于日本社会的紧缺需求而言，已经非常不错了。说白了，社会所需要的主要就是“干活之人”——能干活、会干活、巧干活的劳动力。
工部大学校校舍、亨利.代尔、现今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建筑与布局（两幅）
一个十年过去了，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欧美的新生产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地被开发应用出来，产生了与日本新的技术差距。随着国内技术人员的增加，不断地吸收海外情报，选择技术和掌握引进技术的能力提高，尤其是随着纺纱、造纸、制糖、造船、电话、电力、电气机械等新产业的兴起，技术转移的方式开始变化。明治中期后，G购买机械和技术情报（技术购买）和H伴随机械进口的物化技术的转移（技术钻研）开始成为主流模式。此期间，相关的日本国内技术人员开始对国外机械进行了仿制生产，但失败被退货的居多。咋回事呢？于是，在日本国内诸如三井物产、高田商会、大仓组为代表的国内综合商社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情报技术人员。他们之中很多人派驻或经常前往欧美。这些技术人员与欧美的厂家接触，追踪新技术、新产品的动向，将产品目录直接介绍给国内。在进行这些情报活动之外，他们还代行接受方企业的一部分职能，为国内企业制定企业规划、选择和安装机械设备。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纺纱公司相继成立之际，三井物产作为英国普拉特公司的日本代理，几乎经办其全部设备，人家的设计安装调试人员能不掌握关键技术么。在电气机械方面，美国商社巴格纳尔.海尔斯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日本代理，英国锡林格商会为英国厂家的日本代理，大仓组商会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日本代理，高田商会为威斯汀豪斯的日本代理，西门子有自己在东京的代理公司，三井物产负责芝浦制作所（后来的东芝）产品的销售，他们之间展开了销售电气机械的竞争。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你国外的产品不附带和显露技术出来显然是自找麻烦自断财路。而这正是国内技术人员最好的吸纳提高的机会。这恰恰是模式A提供者的直接投资建厂（独资）和模式C合营事业（合资）的根本目的。
时光流梭。进入20世纪以后，出现了与外国大企业签订技术转移合同的模式I专利使用权合同（专利购买），那么在模式C合营事业（合资）中也出现了让外资控股的类型，但此时的重点在于J仿制生产。G购买机械和技术情报（技术购买）H伴随机械进口的物化技术的转移（技术钻研）I专利使用权合同（专利购买）和J仿制生产四维一体，发挥了国产化的巨大作用。蒸汽涡轮机是1884年由英国人帕森斯发明的。1905年，但日本海军得到英国海军为了提高主力舰速度而采用蒸汽涡轮机的情报后，海军立即从美国进口蒸汽涡轮机，三菱造船厂则从英国取得了帕森斯涡轮机的专利权，并且首先安装了这些进口的蒸汽涡轮机在两艘建造中的军舰上，随后靠自己的研究力量成功国产化。
1901年，日本从德国古德豪夫公司引进技术，将德国钢铁联合生产的工厂全套机械设备原封不动引进的官营制铁所开业了。开始运作，发现按照德国提供的技术操作失败，怎么回事呢，经过国内技术人员对其的调整，最终操作成功。这可是个最大的喜讯，因为当时制造船舶兵器、铁道、土木事业所需的钢材都大批量依靠进口，而制铁所的开业且成功调整操作则直接解决了国产化的问题。这当然归功于国内技术人员长期积累不断增长的能力和实力。
1907年，三井、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和毕卡斯公司共同出资的日本制钢所设立，其目的也是基于国内主力舰装甲板和主炮国产化的这一军事需要。随着装备的到来和技术性操作，来自海军工厂为中心的国内技术人员和熟练工很快掌握了这些技术。技术还是得靠自己的人掌握才成。
随着情报搜集分析体系的形成，紧跟世界的步伐，技术引进的独立性和效能化日益突出，日本的技术人员不仅具备和提高了修改引进技术的能力，而且通过自身操作的实验和实际研究，开始具备了自主研发的潜质。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外对日本的进口中断，开始依仗日本的产品的时候，大量的仿制产品和少量的自我研发的产品开始正式走向世界。而来自世界市场的反应和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日本自身自主研发的潜质。二战过后，这种潜质又充分的爆发了出来，日本产品开始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实力风靡世界。
这就是来自日本在技术上的成功的分解吸纳。
创立芝浦电气工业会社的田中久重、帕森斯和他的发明、官营八幡制铁所、日本制钢所、日本制钢所最初的设备
而来自政治上的分解吸纳，日本做得就更有说道了。
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着手建设“近代国家”，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去欧美考察，带回了诸多的新知识和信息。明治政府的各部门对号入座，比较并研究了这些信息，以判明对日本而言最适应、最优秀、最先进的领域及体制。对情报的准确分析后，决策者决定在不同领域向不同国家学习。例如：1872年颁布的教育制度，是模仿法国的学区制度；日本的国家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复制品；日本陆军非常明显地受到法国陆军的影响；电报和铁路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大学效仿的是美国模式；明治宪法和民法效仿的是德意志法系；刑法则按照法兰西法系。这个时候的着眼点就是体制必须变革，唯有变革整个体制才能带来国家的希望。
我们来关注一下维新政府具体是怎么进行权力体制改革的，从而希望能分析出其分解吸纳之道。
最初，维新政府设“三职”——总裁（由亲王担任）、议定（由亲王、公卿、藩主担任）和参与（在藩士中任命），其下设“七科”——神祗（宗教部）、内国（内务部）、外国（外交部）、海陆军（国防部）、会计（审计部）、刑法（法院部）、制度（组织部），“三职七科制”（1868年2月10日-2月25日）设置半个月就变成了“三职八局制”（ 1868年2月25日-6月11日），加在一起总共实行了半年不到，其实就是为了团结起来对付幕府的力量，只要你支持新政府反对幕府，就有官做，支持越大的，官就越大。后来幕府被打败，新政府就没必要再笼络这些人了，于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重新设置官制。
从1868年到1885年，共进行了三次大的制度变革。1868年6月11日，明治政府公布《政体书》，开始进行官制改革。《政体书》第二条规定：“天下之权力全归于太政官，则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规定实施太政官制度。这三次大的制度改革就主要围绕着太政官制度。
第一次太政官时期（1868-1869），在中央政府设置议政、行政、神祗、会计、军务、外国、刑部七官，后增设了民部（1869年3月）。其中议政部由“二局”构成，即上局（决议机关——决策，设议定、参与和史官三级）和下局（咨询机关——智谋参议，设议长和议员），所以又称作“六官二局”或“七官二局”。 行政官设辅相两名（由议定担任），辅佐天皇、宣奏议事、督国内事务、拥有执行行使权，下设办事史官（其实就是秘书）。神祗官设知事，管理祭祀。会计、军务、外国、民部设正副知事，为行使机关。刑法官为司法机关。官分一到九等，亲王公卿诸侯才有资格晋升为一等官，藩士以下多为二等官。此外，各地分为府、藩、县三种体制，府、县设知事和判事，各藩依如旧制。但最明显的就是议定名额由原来的32名减为10名，参与名额由原来的102名减为11名。如此的精简，对于“过渡性”权力机构而言，不可谓幅度不大。
第二次太政官时期（1869-1871），抛弃了所谓的“三权分立”，开始效仿日本古代的律令制，进一步中央集权。规定天皇亲政，神祗官与太政官并列居首，辅弼天皇。太政官辅弼天皇“宸断万机”。太政官系统由左右大臣（各一名）、大纳言（三名）和参议（四名）构成。其实就是取消议政官，将议政机构精简后纳入太政官系统里。在三职之下置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六省各设长官（卿）掌握实务，为之后部门主导的辖内变革打下了基础。而各省长官以下设置大辅，这是与管理决策层密切相关的智囊机构，笼络了一批拥有变革思想，对民族危机十分敏感，富有行动中的革新精神的有志之士，诸如：大村益次郎、伊藤博文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内，针对藩权进行了有效的先插手再削弱后消除的改革措施，那就是“藩治职制”“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藩治职制”，取消了各藩原来门阀世袭的家老，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体察朝权、辅佐藩主”的执政与参政代之，并设“承奉朝命，代表藩论”的公议人一名，来将藩的行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使得中央政府直接插手各藩的藩政。谁是老大，得弄明白。另外，连你们的地盘都是我的，你们再好使有我好使么？
所谓“奉还版籍”，就是把各藩的土地和支配人民的权力还给天皇。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革新领袖的利诱威逼之下，经过酝酿动员,在平定幕府之后，由萨摩、长州、士佐、肥前四强藩藩主带头联名上表明治天皇,“请求允许”把版籍奉还朝庭。人家实力最强的藩主都主动表态交权，你其他的小藩敢不表态？于是，接着就有231名藩主上表奉还版籍，当然都是各怀心事了。明治2年（1869年）6月,政府宣布批准奉还版籍并实行改革,批准261位藩主奉还版籍的同时任命他们为藩知事（地方长官），对其他16藩——没表态的直接下令奉还版籍，连这点觉悟都没有，藩知事也就不要当了，滚蛋去。同时废除公卿、诸侯的称号，一律改称华族。各藩藩主在形式上还保留着旧日的权力和地位,但已是“昨日黄花了”。
1871年春，明治政府获得了西乡隆盛（此人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为“维新三杰”）的支持，在维新三杰的同心合力之下，征调萨摩、长州、土佐三强藩精兵八千入京，组成“御亲兵”，建立了日本第一支“皇军”，有了天皇自己的直属武装。接下来，本来按议程应该是探讨是建立议会制还是建立君主制，或是立宪君主制的国体，怎么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问题。但此时三个“书生”（山县有朋、鸟尾小弥太、野村靖）的“废藩论”出现了，并且获得了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藏大辅井上馨的支持，凡也是，藩主各自为政，各怀心事，阴奉阳违，到中央这里，更是左一派右一派，争权夺势，为了争自身那点利益，内斗不断，不铲除掉他们，中央不安宁，中央不稳定，中央令出不行，随后由木户孝允组织密议废藩操作事宜，并在议定后通知了政变计划。
7月9日密议的。7月12日，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向三条实美，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向岩仓具视，分别通知了具体的政变计划。7月14日，在京的56藩藩知事被召到御前，被下发了“汝群臣宜体朕意”的诏书，也就是说要求他们接受废藩的计划。与此同时，其他在各藩的藩知事则接到了“着即归京”的通知。面对着完全不声不响地准备事到临头突然的一声霹雳，各藩知事均目瞪口呆。第二天，大臣们、藩知事们都聚在皇城，开始议论吵吵。在嘈杂的议论声中，一直沉默安静的西乡隆盛突然喊个一嗓子：“今后如各藩有异议，必将以兵击溃之而无他途。”纷杂的议论立即随之停止。有八千精兵做后盾，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就这么定了，都闭嘴，要不就是找抽。就这样，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激烈的反抗，最令人担心的鹿儿岛，藩主岛津久光接到废藩通知后，也只是“在邸中鸣放花炮，以泄愤气”。当官的其实都很珍惜自己的——家大业大么，而且非常现实，不像理想之士那么执着、疯狂与不惜代价的，也不像老百姓那样百般算计和歇斯底里。你看，官位虽然没了，俸禄却政府供给了，藩债政府承担，这种废藩置县对既得利益者是考虑得很充分了。所以没有出现什么岔子。就这样，旧藩主一律被解除了藩知事的职务，坐食俸禄，打破藩界，把全国重新划分成3府72县，由中央政府重新且直接任命府、县知事，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幕藩体制至此完全结束。日本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政治割据状态从此寿终正寝，日本历史学家把这一重大的改革称作“第二次王政复古”。随后，维新政府结合“奉还版籍”修改了幕藩平民的身份制度，设置士族和平民两大阶层，废除了“秽多”“非人”的阶层称呼，提倡四民劳力平等和从中机会均等地选拔培养启用需求性人才。
第三次太政官时期（1871-1885），在废藩置县不久，中央再次改组。将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和右院。正院为天皇亲政之所在,内设太政大臣1人,左大臣2人,右大臣1人, 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辅弼天皇。参议20人, 辅佐各大臣，执行一般政务。这些高级官僚相当于日后的内阁成员,是当时日本国家权力的核心。左院为立法机构也是正院的咨询机关,但决定采纳与否需经正院议定，议长议员这都得有。右院由内务、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工商、宫内、神祗（不设卿）、诸省长官（卿）、次官（大辅）组成,进行政务上的横同联系与调整。经过这次改组，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人出现，除了太政大臣1人,左大臣2人,右大臣1人是以前的皇卿把持外，其他的旧亲王、旧公卿、旧诸侯和旧藩主，基本上都被淘汰掉了。改组后的参议中，除了个别的旧幕臣，已无藩权的代表，都撤没了，而且一个都不用，大量的革新人士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偎重信、板垣退助被提升为参议，占据了政府的主导地位。此次改组之后，日本中央的权力机构基本上稳定下来，这意味着明治政权在不断变化已经形成了适应现实的操作机制，构筑成功一统天下的权威和形式，为日后日本政府推行实业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准备了前提的人事条件。
中央和地方的机制改革，日本用了4年，圆满地完成了。之后，由中央各部引导的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出现问题之后，日本政府则一方面有意识的削弱分解中央突出部门，如大藏省的特权；另一方面开始了对士族（武士）的遏制、削弱、镇压和取缔，使得日本的国民阶层由原来的三大阶层华族、士族和平民转变为华族和平民两大阶层，免除了士族势力再度扩张的后患。再后来就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组党、选举和立宪进程，那就是后话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