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治愈一种疾病的可能性提高50%，代价是北上广繁华地段的一套房或一个中产家庭的大部分积蓄，你愿不愿意尝试？
50岁的上海人张强的回答是：愿意。
眼下的张强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举牌机会，尽快成功拍到一块上海车牌，好带着全家人旅游。若是之前不认识他，根本难以想象，一年前，他刚刚到地狱走了一遭，如今是真正的“死而复生”。
2016年3月17日，在上海某专科医院，张强被“宣判”患癌。此后几个月内，他又陆续获知自己分别患有三种癌症。最可怕的是，踏遍上海无数专家名医的诊室后，他得知，国内大部分专科医院尚且只能针对各部位额癌症分别治疗，难以给出一套整体治疗的方案。
绝望之中，有人建议张强到癌症治疗技术更丰富的美国医院看看。“不试一试总是不甘心，司马当活马医吧。”他说，好在还有些经济底子，在某海外医疗服务公司的安排下，张强来到一家美国的私立医院治疗，为此，他卖掉了上海市区的一套房。
张强的经历并不是个案。有全球医疗服务机构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富裕阶层仅有3%的人意识到，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到国外治疗，到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暴增到40%。越来越多的内陆高收入人群在身患严重疾病后，把目光投向海外，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佳治疗方法。
在国际医疗机构眼中，选择海外医疗的患者大都具有共同特征：重症患者、治疗费用高昂、普遍没有商业保险以及现金支付为主。为此，许多国际著名医疗机构近年来已经开始积极简化入院流程，努力吸引这类患者前来治疗。
各种提供全球医疗服务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发展迅速。不过，机遇与风险往往并存，由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速度较为滞后，也导致目前内陆对海外医疗行业的监管存在部分真空，海外就医的安全性、规范性以及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等都尚待建立健全。
在业内人士来看，医疗全球化，既给内陆患者带来福利，也给中国医改带来动力，推动医疗机构在提高治疗水平、服务标准等方面加速追赶世界最先进水平。长远来看，对中外公共卫生事业均有好处。
张强的噩梦是从2016年的一次甲状腺结节手术之后开始的。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的一种肿块，原则上大小1厘米以内的良性结节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张强在一次体检中发现了一颗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结节，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摘除这个结节。
手术本身非常成功，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但是之后切除物的检验结果显示，这并非甲状腺结节，而是一个1毫米大小的“微腺癌”。
在翻看术前拍摄的X光胸片时，张强还发现，报告上写着该患者肺部有异常“弯曲”。由于对这个表述感到非常奇怪，张强在医生的安排下又做了一个PET-CT。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同样存在“结节”。医生建议他最好到上海某专科医院治疗，因为那家医院的胸科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在这家医院中，医生起初怀疑张强是肺部发炎，开了药之后，要他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一个月后，看到复查结果的张强感到一阵眩晕：他所患的根本不是什么肺部结节或肺炎，而是肺癌！此时，癌症已经转移到胸膜上。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肾部也被怀疑有肿瘤存在。
突然被告知同时患上三种癌症，张强已感到惶恐无助，同时，他也对医生开出的治疗方案不甚满意。由于国内医院科室划分明确，大多数专科医生只对自己的科室领域有经验，缺少联合治疗机制等原因，医生给张强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针对三个不同部位的癌症，分别治疗。特别是肾脏方面，医生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对肾部有损伤，而我们这里只能负责肺部的治疗，所以你先去治好了肾再来吧。”医生说。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虽然在张强看来，这是关乎自己生死的大事，但几分钟之后，医生还是结束了这次谈话，因为还有大量病人在诊室门口排队。
走出了拥挤的医院，无数的问题在张强的心理徘徊——去哪家医院治肾好？如何托人找到最好的专家？听说肺癌生存期只有几个月，在治肾的过程中，肺癌继续恶化怎么办？这一切问题，张强统统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死神在向他一步步靠近。
曾经听朋友说过美国有医院可以给身患多种癌症的患者进行全身整体治疗的张强，回到家和妻子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出国治病。
2012年7月13日 北海道旭川医院，等待X光检查的中国客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很多地方，医疗全球化早已不是新鲜事，患者在世界范围寻找符合自己要求的治病方式越来越常见。曾有华人专栏作者走进一家墨西哥的私立医院，发现仿佛置身星级宾馆。医院环境非常好，与门外嘈杂混乱的街景完全不搭。环顾四周才发现，医院里满是讲英语的病人—他们大都来自美国。
据统计，每年有上百万美国公民前往墨西哥接受医疗服务，在这里迎接他们的，是优质的就医环境和可靠的从业医生，而价格却比美国低得多。
在全球患者前往发达国家希望接受最先进治疗方案的同时，欧美国家的患者也乐于前往其他国家接受价格实惠的优质医疗。到泰国接受健康体检，到马来西亚进行心脏诊疗，去印度等候器官移植供体，已经拥有固定客户。以至于近年来，医疗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新兴产业。
张强希望去美国治疗也不是头脑一热，本能地认为外国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这个决定源于他此前从一些医学报告和媒体报道中掌握的信息。“统计显示，癌症五年生存率，美国比中国内陆高一倍。”张强说。
据国家癌症中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于2014年公布的一份癌症生存率数据，中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0.9%，不及美国的一半。以乳腺癌为例，欧美国家的保乳率在40%以上，而中国的平均保乳率为5%-10%。
医疗界专业人士透露，造成这一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病理科的孱弱。
目前公认的治疗癌症最佳方式是早发现早治疗。在癌症治疗过程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病理诊断，即对疑似肿瘤标本进行组织学检查，以诊断疾病。这种方法得出结果是肿瘤各种检查方法中最可靠的标准，是疾病的最终诊断，也决定了癌症患者此后治疗的方法和路径。
病理诊断不准确的后果非常严重。2014年，香港联合医院发生一起严重医疗事故，该院一名病理科医生于8个月内，发出118份错误病理报告，包括多次“看漏”癌细胞，致患者延误治疗达9个月，其中17名病人需修改或重新制订治疗计划，3名病人在此期间死亡。
内陆病理诊断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安徽医科大学病理研究室主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目前很多基层医院病理成了“角落科室”，病理人才流失、短缺现象严重，有些基层医院病理医生“几近绝种”。
缺乏利益驱动是病理科被冷落的原因之一。业内人士透露，病理学研究所用的工具基本就是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造价便宜，且病理切片、染色以及耗材等，和很多大型医疗设备相比，更是价格低廉。病理医生辛辛苦苦做一个病理诊断，全国平均收费水平在100元左右。所以，现在医院都热衷做PET-CT等检查，那些检查机械本身成本昂贵，报告价格也水涨船高，而且出的报告简单易懂、责任明确。
缺乏利益驱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病理科医生极度短缺。据国家卫计委统计，全国有执照的病理医生仅有9000余人，按照每100张病床配备1到2名病理科医师计算，缺口高达4万至9万人。因为人手有限，检验难以做到专业细分，往往是一个病理医生需要了解三千多种肿瘤的分型，难免出现无法诊断的情况。
不过，相比外国，国内医院医生也有明显的自身优势，那就是每日门诊所积累的巨大的病例数——因为人口基数巨大，许多疾病在中国的发病人数都居世界第一。看过的病例数多，意味着医生的临床经验丰富。
“在多数情况下，这确实是一种优势，但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一位医疗从业者者告诉记者，理论上来说，手术前主刀大夫需要详细了解病人的一切情况，包括年龄、既往病史、器官状态等，如患者如果患有糖尿病，还存在伤口愈合风险。但是国内由于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著名医生经常要四处“飞刀”，根本没有时间慢慢消化这些信息， 甚至有的医生在手术前病人男女都不清楚”，给手术留下了巨大风险。
此外，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年轻医生临床手术的水平仍待提高。中国目前距建立起成熟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培训体系仍有努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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