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中国人缺少什么——西方哲学接受史上两个案例之研究》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前言的摘录。写这本书是我久远的心愿，从酝酿到完成竟用了十七个年头。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是，我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中读出对中国当今现实的深切关心。
关于本书的出版，我要说一说一个特别的因缘。我的处女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编辑是邵敏，当年他刚走上编辑岗位，《转折点》是他编辑的第一本书，此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岁月流转，本书完成之时，他即将退休，希望我把本书也交由他出版，作为告别编辑生涯的关门之书，我欣然赞同。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我把完成的书稿发给他之时，他被查出患了肺癌。可是，忍受着疾病、手术、化疗的巨大痛苦，他仍以他一贯的作风认真审读和编辑书稿，悉心安排出版事宜。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感动和心疼，唯愿苍天有情，化凶为吉，他能安然度过生命中的这个劫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之真理的新学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有两个人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哲学。严复是引进英国哲学的第一人，王国维是引进德国哲学的第一人，他们的工作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哲学接受史标记了一个明确的开端。
严复和王国维是有眼光的。在当时新学人士的心目中，西学的主干，一是政治学和法律学，二是自然科学，因为二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唯有这二人认识到，西学的根基是哲学，西方社会进步和文明兴盛的秘密是在哲学中。有意思的是，仿佛冥冥中有分工，这二人分别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两个主要的不同系统，即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德国哲学注重形而上学的追问，而这个追问的实质是要为人生建立一种精神信仰。英国哲学注重政治秩序的探讨，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而这个学说正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础。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考察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正是信仰和法治。回过头去看，可以说王、严二位各自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要害，他们的开创性工作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值得研究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二人在接受中的短长，中国知识界对于二人工作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的难点在哪里，明确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在什么地方用力。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严复是第一个重视并且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人。他所推崇的西方思想家，从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到十九世纪的约翰·穆勒、斯宾塞，都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翻译八部西学名著，重点也是放在自由主义理论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在自由主义理论中隐藏着西方政治的秘密，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相异之点。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一是个人自由，二是法治。个人自由的涵义是：凡是不涉及他人的行为，个人享有自由，相反则要按照涉及他人的程度受到社会相应程度的干涉。法治的关键则在于限制政府对人民的治权，其制度保证是把立法权、司法权从政府的权力中分离出来。从严复的著译中可以看到，对于这两个原则，他的认识都是相当清晰的。
如果说严复对个人自由原则的涵义大致是清楚的，那么，谈到自由的根据问题，即为何个人自由是可欲的，他在接受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西方政治哲学家程度不等地都承认个人自由本身是目的价值，个性发展本身是人类幸福的基本因素，这个论点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但是，严复对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其显著倾向是把自由仅仅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究其原因，一是儒家传统的束缚，二是在寻求富强的强烈动机支配下，一种被简单化实用化的进化论先入为主地成了他的主导思想。在严复的案例中，正是这个方面最值得我们深思，由之反省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
然而，吊诡的是，在当时的思想界，严复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引进和误解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新学名流纷纷尊他为“西学圣人”，却是因为他鼓吹和传播了社会进化论。也就是说，恰恰是他在西学接受中的最大误区，竟然成了罩在他头上的最耀眼的光环。他的八部译著，国人只为最早问世的《天演论》这个完全违背原著旨意的改写本举国热狂，从中又只读出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八个字。人们常说，《天演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的确，严复通过《天演论》真正想做的事是敲响这一声警钟，国人分明听到的也是这一声警钟。这一声警钟响彻半个世纪，把《天演论》以及后来严译中传递的自由主义信息完全掩盖住了。
不过，也有清醒的声音。这就要说到本书的另一位主角了，对于严复在西学接受上的实用倾向，最早提出批评的正是王国维。王国维比严复小二十三岁，严复名满天下之时，他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正在孤独中攻读德国哲学。他当时就指出：严复信奉的是英国的功利论和进化论，对纯粹哲学没有兴趣，其学风是非哲学的，因此不能真正触动中国思想界进行反省。
今天人们把王国维尊为国学大师，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他诚然当之无愧，甚至堪称大师中的大师。然而，他在学术上的起步不是始于史学，而是始于哲学。1903至1907年，青年王国维潜心于德国哲学，用五年时间攻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在他担任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中国知识界普遍热衷于严复版的英国进化论之时，他独爱德国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全身心地钻了进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西方近代最重要也最艰深的哲学著作，他是把它读懂了的第一个中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人之中，王国维是唯一的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的人，唯一的领悟了西方哲学和一般哲学之本义的人。然而，与严复之名声如雷贯耳适成对照的是，青年王国维始终默默无闻，他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几乎无人阅读。即使在后来，当人们回顾西学东渐的历史时，严复也必定是强光聚焦的一幕，而王国维则始终落在舞台外的阴影里，他对德国哲学的引进成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在王国维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很早就思考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并且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正因为此，一旦接触到西方哲学中的相应传统，他就立即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可是，他的这种纯粹精神性的关注，既不符合中国文化重实用的传统，也不符合当时寻求富强的总体氛围，显得只像是一种个人的癖好。当然，事实上绝不只是个人的癖好。如果说他因为个人气质耽于沉思宇宙人生的问题，并且在德国哲学中找到了知音，领悟到此种沉思乃是哲学的本义，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所缺失的，那么，当他迫切地想把这样的哲学介绍给国人，让国人也来关心宇宙人生的问题之时，便是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的。但是，他的努力终于失败了，而这个失败的教训岂不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温习？当我重温王国维早年与德国哲学的这一段因缘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孤独。他后来彻底转向了古史研究，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
青年王国维最卓越的地方，还不在德国哲学的引进，而在对本来意义的哲学之精神的深刻领悟。就在研读德国哲学期间，针对国人的误解和轻视，他在《教育世界》上密集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为哲学和一切精神价值辩护。怀着对哲学和一切学术的神圣价值和独立品格的坚定信念，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进行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新学界在输入西方文明时的实用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关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他有两个非常明确的观点。第一，精神文明远比物质文明重要，而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由其所诞生的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代表。第二，和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国文化的缺点本来就是重实用轻精神，新学界偏偏还只把注意力放在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上，我国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堪忧了。
王国维的精辟之论犹如空谷足音，不被时人听取，穿越岁月的峰峦传至今天，我们仍惊讶其不同凡响。在一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中，在举国关注物质层面之富强的时代，出现一个把精神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王国维，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王国维仅此就足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据有了一个光荣的位置。中国只有一个王国维，他只好彻底放弃哲学钻进了故纸堆。中国若有许多个王国维，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也许会改写。在精神优秀的个体与注重实用的传统之间有一种力量的较量，真正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多了，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一定会逐渐发生变化。
一个多世纪前，严复引进英国哲学，试图让国人接受为法治社会奠基的自由主义，王国维引进德国哲学，试图让国人接受为人生寻求和建立信仰的形而上学，由于传统的阻挠或束缚，时代或个人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中国今天处在转型时期，最需要也最缺失的东西正是法治和信仰。王国维和严复是先驱者，我们今天仍然走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但愿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