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会馆
清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的一个冬天，天刚蒙蒙亮，广东的樟林港就聚集了一百多名青壮年，港口顿时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这些人大多来自潮州府，因为家中生意难以维持，所以只好被迫下南洋，讨一份生活。
他们乘坐的船只被当地人称作“红头船”，“红头船”多为三桅帆船，长约40米，船头按官府的规定特意涂成红色，用于区分来自不同地域的船只。
比如苏州黑，浙江白，福建绿，而潮州是潮州红。
因为只有在冬季，当地才会刮东北季风，顺风而下方能抵达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所以潮州人下南洋多选在冬季，几百人乘着船最少要在海上漂40多天，才能到达距离樟林港700多海里的越南西贡。
至于要去到更远处的泰国和新加坡等地，一船人这一路上更是风雨飘摇、生死未卜。
他们深知，当自己坐上船的那一刻，就是在拿命赌，就赌自己能安全上岸，博得一个远大前程。
红头船
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么一批批潮州先辈下南洋的历程中，300多年后的今天，潮州商帮竟发展成纵横我国商界的一股巨大势力。
细数潮商中的商界大佬，无论是长江实业的李嘉诚，还是腾讯控股马化腾，亦或是正大集团谢易初、谢少飞兄弟，他们身上都带着潮商那股子敢拼敢闯但又低调务实的劲头。
据统计，仅2014年就有16位潮商登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总身家高达2218亿元；到了2015年，潮汕人登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的人数上涨至34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晋商和徽商在明清盛极一时，但在近代迅速衰败的现状相比，潮商近几百年来一直屹立不倒，商贾巨富遍及海内外，真的是应了那句“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
那么，潮商是在怎样的境遇中起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谈及潮商的起源，就要从移民说起。
潮州人多是来自躲避战乱的中原移民，潮人迁徙的主要路线是从中原迁至江南，再入闽。大约在宋元年间移民大量迁入潮州，最后在地处省尾国角的潮州定居下来，繁衍至今。
此后，中原移民与南越土著在长期的不断融合同化下，发展成现今的潮州人。
关于潮人经商的记录，《宋史》中就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
到了元代，《潮州志·交通志》中记载道：“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由此可见潮商经营足迹之广，古已有之。
明清之后的民国初年，《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一文写道：
“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寥寥数字，就将潮商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经历描述出来。但就算再怎么写，恐怕也写不尽当年潮人下南洋的辛酸。
下南洋的出发地一一樟林古港
放着家眷老幼不顾，潮人为什么偏要下南洋求生活？
原因其实很简单，潮州府虽地处潮汕平原，但随着明清时期移民人口不断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与日俱增，截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统计的数据显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视为生存警戒线，低于0.5亩视为死亡线。而潮州人均可耕面积是0.3亩。
这种情况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变得愈发严重，再加上潮汕平原三面环山，东南临海的缘故，下南洋就成为无数潮州人改变命运的首选。
借着下南洋的契机，潮商不仅养成了敢拼敢闯，商者无域的海洋性格，潮州人也借此广布于东南亚各个国家，并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构成了深远影响。
潮州府三面环山，东南临海
《潮汕大百科全书》记载，潮汕籍的海外华侨有1000多万人，80％集中在东南亚，其中泰国最多，有305万人，其他依次为印尼50多万，新加坡40多万，马来西亚40多万。
据悉，东南亚11个国家约70%的资产掌握在华人手中，而潮汕人更是占据其中半数；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
潮商因海而兴，加上自身勤劳节俭以及天生的商业嗅觉，这才成为我国海外商业拓展史上的绝对主角。
潮商商船
我们都知道，晋商和徽商早期是凭借贩盐起家，前者借着明朝初年开中制的东风，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而后者则是趁着明孝宗时期推行的折色纳银法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潮商和上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晋商和徽商多是借助朝廷的有利政策发家，他们多是通过结交朝廷官府，走官商合流的致富之道。
这一特点，尤以“贾而好儒”的徽商所推崇，而潮商则不然。
潮商多是从贫苦家庭的草衣庶民白手起家，从起步到发迹基本都处于朝廷和官府的压制之下，他们一步步从打工仔做到老板，过程虽艰苦，但胜在主动权一直在自己手中，不会随着朝廷政策的改变而遭到倾覆。
主动权一直在自己手中，这也是潮商为何能够几百年屹立不倒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坚持商界无域，在商言商，不依靠官府走捷径，逐步形成了对于商机的明锐嗅觉和自强自立的经商秉性，这一点从近几年的潮商大佬身上，都可以感觉到。
除此之外，晋商和徽商是贩盐起家，而潮商则是通过贩糖发家致富。
我们都知道，甘蔗在北纬25°以南的地方更适合种植，而潮州简直就是种甘蔗的绝佳之地，除了供人们日常食用之外，甘蔗的最大用途就是用做制糖。
糖，作为一种在各地都有广泛需求且附加值也很高的商品性经济作物，成为了潮商经营的首选。
虽然潮州府三面背山，但好在有一条长达470公里，流经粤、闽两省的韩江给了潮州生机，发达的海运无疑替潮商的腾飞插上了两根翅膀，只要时机成熟，定可一飞冲天。
商品有了，运输问题也解决了，但朝廷的海禁却一直让潮商头疼。
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即禁止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我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明朝海禁
这一情况虽然到隆庆年间有所改善，但明朝覆灭后，清朝的顺治皇帝为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势力，继续施行海禁，并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在这种恶劣的经商环境下，潮商更是苦不堪言，只能默默承受，等待机遇。
公元1684年，即清康熙二十三年，潮商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这一年，三藩之乱早已平定，台湾也于去年被清廷收复，刚过而立之年的康熙眼看威胁已除，于是说：
“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康熙一句话，潮商由此崛起，这才出现了文中开头，潮州人浩浩荡荡下南洋的片段。
海禁解除后，潮商很快将生意做到东南亚，更是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借着这条商路，一代代潮商载着大米和红糖，将自己“东方犹太人”的名号彻底打响。
当然，依靠贩糖发家的潮州人十分注重宗亲，这一现象随着去往异乡谋生的潮州人日益增多，变得愈发根深蒂固。
在潮商眼里，“家己人”(自己人)出门在外，单打独斗可不行，潮州人要相互扶持才能共同进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一观念，深入潮人内心。
这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拿出巨资筹建汕头大学就可见一斑；
2013年潮汕发生的 “8·17洪灾”，也能看到潮州人对“家己人”的情怀，洪灾发生后，大量粤A、粤B牌照的援助车辆出现在潮汕受灾地区，深圳各大超市的食物被扫荡一空。
那是因为身在附近中心城市一一广州和深圳的潮汕人，直接开车把物资送去了灾区。
潮州人300多年前因糖而兴，借下南洋起势，靠“家己人”稳步发展，如今终成气候。
说起潮商低调务实的特点，我首先会想到一个人一一马化腾。
在去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马化腾以2545.5亿的身价位居第二，作为我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的掌门人，马化腾则表现得十分低调。
这一点通过和四处演讲的马云相比就能看出，马化腾几乎很少出席大型的演讲场合。
当然，这和马化腾自身的性格以及他程序员的出身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潮商低调务实的基因，从马化腾身上还是能够看出。
潮商信奉越低调，越务实，就越稳妥，他们深知树大招风，只有谦虚谨慎才能走得四平八稳。
马化腾
笔者在准备此文的过程中发现，网上以及书中对于潮商的发家史以及相关的记载十分稀少，和晋商、徽商丰富的史料相比，关于潮商的文献记载则显得有些单薄。
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潮商低调且务实的特点。
大文豪苏轼曾在《贺杨龙图启》中写道：“举大体而不论小事，务实效而不为虚名。”潮商将这一观念贯彻的很彻底，也颇有成效。
因为深知爱拼才会赢，借助1684年朝廷取消海禁的契机，潮商依靠贩卖红糖和大米等必需品富甲海内，但是因为不依托官府，潮商只能自力更生，不断打磨自己的商业本能。
也正是因为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潮商才没有和晋商、徽商一般陨落，直到今天，商界依然活跃着无数潮商的身影。
相比于晋商重视故土，徽商注重教育，在潮商身上我看到的是主观能动性。
有位哲人说过，把自己能够把握的事情做好，我们就能活得很好，很多人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安排。
晋商和徽商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于依赖朝廷的资源倾斜，换句话说，命脉一直在别人手里抓着，挣再多的钱也不踏实。
潮商则不同，他们没有过多地和官府打交道，而是在商言商，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做好生意上，他们习惯自己把握命运，这放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也是稳定性最高的做法。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格力的宣传语是“掌握核心科技”，因为董明珠明白，不掌握最核心的东西，格力只能在空调业做一个局外人。
董明珠
企业如此，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纵观史上那些有所成就的人，无一不是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将人生的主动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
朱元璋，16岁的时候还在皇觉寺当和尚，如果任由岁月流逝，也就没有了日后的明太祖，9年后，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兵反元，最终建立明朝；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8岁登基，15岁用计扳倒鳌拜，夺回朝政大权，从此开始亲政，此后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终成“千古一帝”。
去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句台词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影片的核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命运还是要自己掌控。
如若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
一一END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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