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毅平作品《东方红 1961》。
摄影出现之前，东西方用不同的绘画方式记录和表达生活画面。中国画不讲究焦点透视，侧重以形写神，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妙趣；西洋画则讲究画面本身的外在表现，欧洲中世纪肖像油画，在精巧的明暗、比例、色调表现下，如现今照片一样真切。
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摄影家袁毅平，着迷于摄影这种神奇的“再现”功能，更痴迷于将传统中国画的意境融入再现之中。他的影像作品在西洋画的神似之上，融入东方文化推崇的神韵与内涵，从而在有限的画面表达出无限。
袁毅平作品《“四清” 1965》系列之二。
时隔半个多世纪，观赏袁毅平1961年拍摄的《东方红》，会让人忍不住联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易学思维。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哲学取向，当时国家主流价值观、文化观，也都在这幅仅有红黑两色的艺术风景照中闪现。
《东方红》拍摄的是天安门广场的日出，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呼之欲出，漫天霞光，或浓或淡洒在云层中。云高云浓处磅礴豪迈，云低云浅处高亮秀美，地面上的一切在黑暗中如剪影般肃穆苏醒。超过画面四分之三的朝霞与云彩本身又形状不定，可以看作一切具有动感与力量的象征，烈火、海波都在这红黑两色的深浅变化中汹涌着。
袁毅平作品《“四清” 1965》系列之三。
“弄不清自己是在神话般的幻境中还是现实生活里”，袁毅平回忆，当时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因激动而颤抖的手指，而后连连按下了快门。激动是自然的，《东方红》是他等了两年多的画面。1958年，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学会参与筹办《大众摄影》杂志并任编辑组长，他想拍一幅好作品，献给国庆十周年，但一直没有满意的构思。
这之前，他想过拍一幅壮观的日出照片，因为每次看到绚丽灿烂的日出时，总是激动万分，泰山、东海、北戴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日出，为此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不乏壮美的；他也酝酿着拍摄一幅比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因为天安门是中华民族和新中国的象征；但两个愿望都总是不那么满意，“总觉得差点什么”。
袁毅平作品《“四清” 1965》系列之四。
直到一个清晨，他听到电台里播放的《东方红》歌曲，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两者结合起来。接下来两年多，他每天很早骑车到天安门广场再去上班，尝试各种拍摄角度、时机和曝光度，最终1961年的一个清晨，在满天红光中拍下这张经典的作品。
袁毅平对摄影的用功和悟性，在他初接触这门艺术时便体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十三四岁的他进入上海百乐照相馆当学徒，摄影师是个犹太人。他不仅扎实努力入摄影门，还努力学英文，得到洋师傅和老板的赏识，从学徒一步步做到店里的摄影师。1947年后从军、1949年底成为专职摄影记者。摄影对于袁毅平来说，如《东方红》里的红霞，一直浓烈着。
袁毅平作品《“四清” 1965》系列之五。
东方艺术的意境表达融入镜头，是袁毅平摄影的灵魂所在，这种在快门冲动前的思考也成就了其摄影理论家的身份。他曾在谈摄影时引用我国对诗词曲文的古典美学价值观：“凡诗忌浅露而贵含蓄，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
当摄影技术西为中用时，此般融汇古典审美，不满足于简单的景象复制，不一语道破，确实韵无穷。
袁毅平作品《“四清”1965》系列之六。
袁毅平作品《“四清”1965》系列之七。
选自影像东方（深圳晚报 ）
编辑：穆勒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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