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想来看看樊院长的门诊，您看过我就放心了！”对于很多肝癌患者来说，见到中山医院的樊嘉医生就等于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樊嘉，著名肝肿瘤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从事肝肿瘤外科30多年，完成了9000余例肝肿瘤切除手术以及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
他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
世界首例“废弃肝脏”成人-儿童部分肝移植、
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
亚洲首例机器人辅助活体供肝移植手术、
中国首例经典劈裂式肝移植术，
首次提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症标准“上海复旦标准”，
率先在国际上揭示了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关键机制
……
今天，樊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尊重病人、感恩病人，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帮助
每周四上午，樊嘉总会早早到诊室开诊，为了能多看几个病人，他的门诊从不限号，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常常是连续看六七十位病人，而他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开与不开、做与不做”之间，给出最合适的治疗建议。
一些没来及挂号的患者还会在门诊前往病区的路上拦截他，樊嘉每次都会耐心地帮看片子、问病史。他说，医生的角色就是给病人提供帮助，这正是一个医生的价值所在。
他遇到过一遍遍诉说病情甚至哭泣着不愿意离开的病人，也遇到过觉得候诊时间过久不停进来询问的病人……“不管面对怎样的患者，我们都不应该漠视或挥手打发。”在樊嘉眼中，是疾病使病人衰弱、痛苦，而尊重病人，是一个医生基本的职业素养。
樊嘉介绍说，肝癌被医学界称为“癌中之王”，手术难度大、死亡率高，全球每年肝癌新发约80万人，其中我国约46万人，死亡约42万人，占全球量的55%。其中绝大多数病人发现时已属晚期或失去治疗的机会。
近十余年来，肝移植技术在我国不断发展，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樊嘉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16年前，47岁的老徐最后一搏，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这也是樊嘉从美国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进修回来完主刀成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如今，63岁的老徐依然健康地活着，他和病友自发成立了肝移植病友会，并成了“中山绿叶志愿者”的一员，而樊嘉对他们的关心也从不间断。
中山医院第二例肝移植患者是一位女性，她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红包，那是手术成功后第五年，主刀医生樊嘉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术后第十年，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又一次收到樊嘉送来了祝福与关怀。
从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刻起，樊嘉就习惯了这样的节奏：由于肝源往往在深夜送到医院，夜深人静时走进手术室，天光放亮后回家，7点半又准时出现在病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0台手术。他说：“选择医生这一职业，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因为，病人是等不起的。”
敢闯“禁区”，凭精湛医术挽救无数病人生命
学医之前，樊嘉是淮南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遇到机器坏了，他就会去琢磨钻研。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20岁的樊嘉开始了学医之路，他生就一双修长灵敏的手，一上手术台就更有悟性，再加上勤奋，被老师们一路看好：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中山医院，开始了肝肿瘤治疗的探索之路。
手术台上，打开的腹腔里，密密麻麻的血管、网膜、胃等，包裹着肝尾叶的巨大肿瘤，肿瘤张力很大，假包膜比纸还薄，肿瘤隐藏在四根大血管中。作为一位肝脏外科医生，樊嘉既要毫厘不差地完整取出肿瘤，又不可损破大血管。
他和团队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手术“禁区”。可以就此放弃吗？他的回答是：绝不轻言放弃，尽一切所能，想方设法救治病人。
在医治肝癌的手术中，肝脏的门静脉癌栓是一个禁区，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因为门静脉癌栓可以迅速从门静脉的末梢长到主干，栓塞血管，许多人甚至熬不过三个月。
针对肝癌伴门静脉癌栓这一世界性难题，樊嘉在国际上最早系统阐明门静脉癌栓发病机制，并首创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他的手术刀'扎'进了这一禁区。完成这一类手术，需要医生有高超的手术技术，将癌栓完整取出，同时考虑门静脉癌栓的发病机制，采取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等针对性措施防止再次栓塞。部分患者因此从“不可治”变成“可治”。
这样的手术靠的仅仅是“大胆”？樊嘉显然不同意。每一次的探索和创新，都建立在对病情的精准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论和经验储备的基础上。
一个外科医生，需要面对太多的惊险。他曾经历过近10例肝移植手术，病人在病肝切除后、新肝植入前突然心跳停止，经过抢救最终化险为夷。
让樊嘉印象最深的一次，他们坚持为病人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体内心脏按压，这不是常见的体外心肺复苏，而是医生用手直接在裸露的心脏上按压。当心脏重新搏动的那一刻，樊嘉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述，又救回一条命！
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科研，所有努力都围绕病人进行
“好的医生不能只低头看病，还要潜心研究；好的医院也不能只做好临床，还要通过科研提升技术水平。”樊嘉一直说，从两位恩师汤钊猷院士和余业勤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思考和领悟，要成为“良医”，必须善于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转化应用于临床，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经过十多年的攻关，樊嘉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一些新的机制，首创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防治新策略。他在国内外率先系统开展肿瘤微环境调控肝癌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研究，揭示了微环境中免疫、炎症、间质等组分间的相互调节机制，明确了微环境在肝癌转移复发中的关键作用。利用该成果构建的肝癌转移复发预测模型，能准确识别转移复发高危人群，指导个体化治疗。
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只有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没有大血管侵犯，也没有淋巴结或肝外转移的病人才能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中国人发现得肝癌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厘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很多肝癌患者就失去了肝移植的机会。
樊嘉带领团队用5年时间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2006年通过多中心回归分析提出了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认为只要肿瘤尺寸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肝移植病人的术后3年生存率达80%左右，肝移植适应证人群扩大了40%左右。
以往肝癌诊断中，传统的甲胎蛋白（AFP）检测手段存在一系列弊端。经过三年攻关，樊嘉带领团队在肝癌病人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对于小于2厘米的肝癌诊断准确率接近90%，效果优于传统的AFP。小于2厘米的早期肝癌往往可以通过切除、射频消融等方法获得根治，5年生存率高于90%。这意味着肝癌病人的生存率将大大提高。
樊嘉在国际上首次检测外周血中干细胞样循环肝癌细胞，发现循环干细胞样肝癌细胞可作为肝癌切除术后复发预测新指标。他和其团队自主研发了CTC分选检测系统，研发并优化了基于阴性富集的高灵敏度CTC检测平台，成功研制了循环肿瘤细胞全自动分选仪原型机。为临床上实现肝癌早诊早治、有效预测复发、疗效监测建立了良好平台，而“早诊早治早发现正是肝癌治疗的关键所在”。
樊嘉说，发展临床科研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是以患者为中心进行的，医学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
为了医治更多的病人，培养一支能独当一面的年轻队伍是关键。樊嘉所在的中山肝外科目前已有7个肝脏手术小组，可同时进行包括肝移植在内的肝脏外科手术。他常常告诫年轻的医生，要感恩病人让医生的技术不断成熟、提升，并促使医生发现疑难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更好服务于病人。
“医学充满许多未知数，很多疾病现在还不能完全治愈。大多数疾病的本质仍未清楚，治疗方法及药物都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成为院士，樊嘉更觉为医之路任重而道远。“我还得为病人看病和手术，还得埋头科研，还要培养更多的人才，继续为攻克肝癌作贡献。
通过以下的视频让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位新科院士、顶尖专家的医者仁心和创新之路——
因为长相俊雅，又掌舵中山医院，
樊嘉被病人、同事和同行亲切地称为“樊帅”。
祝贺樊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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