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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读什么书因人而异
作者:暮初
  
  每当“世界读书日”,相关媒体总会提醒国人一件事,这就是中国人的年平均图书阅读数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似乎是为了引发国人对于世界阅读量总体贡献的愧疚感。(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
  这也给了书商们一个灵感,他们借势动员一些大学的教授开出各种“必读书”的书单,为书商的牟利造势。而另一些教授则别出心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各种“不必读”的书单,从另一个角度引发对“可读的书“的关注。问题在于,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又有谁有资格去做一个裁判呢?凭什么你的判断就一定具有至高无上的学术权威性呢?历史上一些书籍最终成为经典,归根到底还是由市场所决定,由读者的选择所决定。
  事实上,无论是开“必读书”书单的教授们,或者是开“不必读”书单的教授们,他们的功利心都昭然若揭。
  首先,设立“世界读书日”的本意是让人们重视读书,丰富精神生活,从中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并没有规定应该达到多大的阅读量才算合格。而单纯以阅读数量来衡量阅读水平,本身就没有道理,毕竟各国之间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相互之间也没有可比性。
  要知道,中国人的人均阅读量虽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可见阅读量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还在于阅读的质量。
  其次,大学教授们可谓是阅读量惊人,但除了寻章摘句,以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周易·系辞上》)之外,也不见得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特别的、实际的贡献。何况大部分教授也只会搬弄学问,并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不见得有真才实学。所以关键还是阅读的质量。
  余姚先贤、水户学派的导师朱舜水先生评论宋代俗儒时指出,“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朱舜水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书》)虽然朱舜水先生是在评论宋儒,但这一评论对于当代的许多学者也同样适用。
  那么,什么是“阅读的质量”?这就是姚江学派所秉承的读书原则,即“实理、实学、实用”。
  明末清初的余姚思想家黄梨洲先生在《明儒学案》中曾一针见血指出,“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但是目前众多的“经生之业”究竟养了多少闲人,早已不为人知。而《大学》告诫国家的“生财之道”之一就是要“食之寡”,也就是要少养不劳而获的闲人,省得他们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书去忽悠人民,还浪费人们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当一本书的内容及思想对自己毫无裨益、毫无帮助又毫无乐趣,那么读它干什么呢?当然,在大学学习期间,教授开出一些书单,是为了帮助学生打下编写学术论文的基础,目的性和功利性都很强,因此很有必要。否则必定通不过教授的考试,而无法取得学位。因此这是权宜之计,究竟对于社会服务有多少实际用处,只有天知道。但是,至少对于不做“学问”,无功利心要求的平常人而言,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人生在世,人人皆有选择读什么书的自由,何须别人给出指导性的“权威”意见来。
  也就是说,读书本身就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就是为了实用。当然这个实用性因人而异。并且,阅读与实用之间还存在着轻易无法逾越的知识沟壑,必须要以自身的感悟能力作为必备条件,使得所学的知识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返朴归真。
  基于这一点,对于阅读的数量就完全没有必要去纠结,而是能否取得“有效知识”才是关键。别人所提供的现成知识终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读什么书如同吃什么药,本来就应该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哪能开一个“必读书”的清单或者开一个“不必读”的清单所能讲清楚的。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当初就反对编辑《传习录》。他认为“圣贤教育人,犹如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开出药方,而开出药方的依据在于病人体征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等因素,并对配方中各剂药的药量作适当的增减。关键在于除去病灶,因而并没有固定的药方。假如,偏执于一个药方,很少不会发生杀人的后果。现今我与大家所探讨的,无非是根据每个人在学问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单独会诊。假如,与我探讨的结果,有所改善,那么我之前所过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假如,不顾场合和每个人现有的学问条件,而只执着于我说过的话,今后恐怕要误人误已。假如是这样,那么我的罪过就大了”(引自《徐爱 · 传习录序》)
  现在什么人都想写一本书来出版,殊不知为这个社会增添了多少垃圾文字。这些垃圾文字读得再多,即便阅读量上去了,但又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
  事实上,根据“二八法则”,即使是最经典的书,其中的思想精华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余大都是“糟粕”。而根据古代“轮扁斫轮”的典故,凡是读书不能领悟文字背后所隐藏的“道”,而光从文字字义去肤浅地理解,那么所学的将全部都是糟粕。
  其实,读书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只属于个人的、独立的文化意境,也就是完善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以"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者也"(《明儒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
  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因此如何读书也是一个关键点。先贤孔子也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而除了学术研究,每本书并没有必要都从头到尾去精读,只是选择性阅读即可。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而前苏联做得更绝,专门发明了《整体阅读法》,以科学的方法帮助和指导人们去筛选每本书的精华。
  因此,假如真的要从彻底的功利性出发,聪明的书商可以邀请一些职业阅读者,让他们摘录每本书的思想精华,这样就节省了其它人的阅读时间,也在一定意义上节省了读者生命的浪费。毕竟,每一个写书的人并不是都有高水平。他们也从不考虑如何节省阅读者的时间。
  总之,任何阅读是要有动机的,这个动机就是实用。而实用就决定了读书的因人而异。书商的唯一工作就是如何激发这个阅读动机,同时帮助读者快速阅读,节省阅读时间。否则,既要花钱,又要花时间,又存在可能无用的担忧,就会把一部分潜在的阅读者挡在门外。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阅读这件事本身也要向分享、协作的方向发展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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