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多得很，却都认为自己的那点学问达到了顶峰，是不可超越的了。那么，古代所谓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呢？回答无疑是：“无所不在。”那么还要问：“人的聪明智慧由何而降？从何而来？”回答只会是：“圣者之神所以产生，王者之明所以形成，都根源于他们真切地领悟了道。”
行事从不背离道的本宗，称为天人；从不背离道的精髓，称为神人；从不背离道的实质，称为至人。以贯彻天意为宗旨，以施惠于民众为根本，以依道行事为门径，又能预测事态变化而采取灵活步骤的人，称为圣人。以爱心对人施恩，以符合道义为行事合理的标准，以礼制的要求为行为准则，以乐声调理性情，故而总是表现得温和仁慈的人，称为君子。要以法律为准绳区分罪与非罪，要以名分为依据评定行为对错，要通过比较来确认事实，要查核落实了案情才能断案，官员对这些要能像数一二三四那样熟练地进行操作，并且百官只在这方面分高下、排名次，从而都以尽忠职事为常务，以满足百姓的衣食需求为主旨，把民众的生产生活放在心上，务求老弱孤寡都有所养：这就是广大民众心中的道理。
古代圣人的德性和才能一定是非常全面的，因为他们配合造化的灵妙，学习天地的榜样，养育万物，和谐天下，造福百姓，深明大道的根本而将之运用于法度了：因此，世间万事万物，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大小精粗，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他们的聪明智慧表现在礼法数度方面的，在过去的法规和前代传下来的史书中还多有保存，他们的言论留存在《诗》、《书》、《礼》、《乐》等书籍中的，则邹鲁一带的儒生们大都知晓（《诗》表达心意，《书》记载事情，《礼》规范行为，《乐》调和性情，《易》说明阴阳，《春秋》则是正名分），其中阐述的道术观点散布于天下又在中原各国得以实施的，现在兴起的诸多学派的学者还常常引用之，称道之。
自从天下大乱以后，谁个堪称贤者、圣者，就很难确定了，谁是有道有德之人，也很难有共识了，于是天下多有得到一孔之见就自鸣得意自我欣赏甚或向人夸耀的人，天下自然也就没有了统一周全的道术，各学派之间，就如耳目鼻口之间的关系一样，尽管各有其功能，却不能彼此沟通；也像是百家众技的关系，尽管都有所长，却都只能在特定的时候和场合发挥作用。因此，虽然不能说哪一家一无是处，但一个学人的理论不完备不全面，终究只是一个执于一端的偏颇之人。割裂了天地的完美，离析了万物的常理，消减了古人的全面，那是很难具备天地的完美，配得上神明的盛容的。所以从那以后，内圣外王之道就暗淡而不明朗，日趋衰微而不能振兴，天下人就都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独创出一套理论了。可悲啊！百家这样地各行其道而不回头，那是会谁都决达不到与古之道术相合的水平的。后世的学者真是不幸，竟不能见到天地的纯真和古人道术的全貌。道术将被天下人撕裂了！
不要生活得太奢侈，以致把应该留给后代人的财富也花费掉了；因此，要不浪费任何东西，不炫耀礼文仪式的排场，要总是勉励自己不做出越规行为，尽量节约物资以应付突发危难：这是古代道术教诲的一项内容。墨翟、禽滑厘接受了古代道术的这个教诲并且很喜欢它，只是他们走了两个极端：提倡什么太过分了，要求废止什么也太过头了。他们写有《非乐》的论文，竟在“节用”的名义下，叫人在生时不寻乐，死后裸体安葬。墨子倡导博爱、兼利，反对争斗，足见他的学说不是教人相互对立；他还好学，轻视只求同不敢立异的治学路径，所以不称赞先王求同的思想，而是对古代礼乐制度抱批评的态度。
（古代圣王一般都留下了乐章：）黄帝有《大韶》，尧有《大章》，禹有《大夏》，汤有《大蓡》，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了《武》乐。古代丧礼的仪式，无论贵贱都有一定之规，而且上下人士享有的葬具有等级差别：天子的棺椁是七层，诸候五层，大夫三层，士两层。现在墨子竟然独自主张“生不寻乐，死不服葬”，棺材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板制作，又不用外棺，还要求把这作为通则定下来。这样教人，恐怕不是爱人；这样要求自己，也一定不会被人认为是爱自己。
我不是要有意贬损墨子的学说，但尽管如此，人们想歌唱你反对歌唱，人们想哭泣你反对哭泣，人们想作乐你反对作乐，这果真合乎事理人情吗？要人在生时辛勤，去世后薄葬，这种主张也太刻薄了，会让人忧伤，令人悲苦的，要想众人奉行是一定很难办到的，因此恐怕不能成为圣人之道。有违天下人的心愿，天下人就不能忍受，墨子即使能够独自做到，又能把天下人怎样呢！背离了天下人心，离王道就很远了。
墨子称道说：“从前夏禹堵塞洪水，疏导长江黄河，结果沟通了四夷九州，大河三百，支流三千，小河无数。为了汇合天下的河流，夏禹常常亲自拿着土筐、铲子劳动，以至于累得腿肚子没有了肉，整条小腿上没有了毛；他经常长时间冒着大雨，顶着狂风工作，终于使天下各地都安定了下来。夏禹是个大圣人，故而为了天下人可以如此不惜劳苦自身。”这使得后来追随墨子的人多用羊皮粗布制作衣服，以穿木屐和麻鞋为满足，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以自苦为最高准则，说：“做不到这样，就不是贯彻夏禹之道，就不配称为墨子的信徒。”
后世墨家学人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以及南方的墨家人物苦获、已齿、邓陵子等一批人，倒是仍然诵读《墨经》，但做出的解释彼此不一致，相互指责对方不是正统的墨子传人。他们用“坚白”、“同异”的辩论相互诋毁，用自身充满矛盾的言辞来回应对方，把自己一方的头儿当作圣人，尊之为领袖，还希望能成为他的接班人。这种派别之争至今没有结果。
墨翟、禽滑釐提出他们学说的意图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只是实际推行时做错了，以致后来他们的追随者必然走向自苦，竟然进行劳苦竞赛，要求腿肚无肉、小腿无毛，并且说这是证明他们归依墨学的唯一方式。这结果是使得墨子学说主要是给社会添乱，而不是促进天下大治了。但尽管如此，墨子本人毕竟是真正的大好人，这样的人将来也必定难以求得，因为他不但是个为了众人的利益不惜把自己累得枯瘦如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大才子。
不愿受世俗舆论的约束，不在乎是否能够获得众人的好评，也不苛求他人，不违逆众情，唯望天下太平，民众得以安生，自己与别人的日用必需品都供用充足，除此别无他求，并且以此表明心迹：这是古代道术教诲的又一项内容。宋鈃、尹文接受了古代道术的这个教诲并且很喜欢它。他们撰写《华山之冠》的文章，表明他们无论对待谁，都首先是把对方看做同自己一样的人，对之怀着宽容之心，并且把这叫做“心的成功”。人若以此心去谐和自己同所交往的人的关系，以至于同全天下人的关系，他的心愿就将一经表明就得到响应和贯彻，人对人就会不侮不辱，从而止息民众之间的争斗；国家对国家就会禁攻休兵，从而避免世间的战争。他们带着这种主张周行天下，对上游说君主，对下教化民众，即使天下人不愿接受，他们也仍然不停地耐心地加以劝说。就是因为这缘故，所以有人说他们是上下遭人讨厌而强行推介自己学说的人。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替别人想得多，为自己考虑得少。他们说：“只要心愿已经表明，那就有五升米的饭吃就足够了。”这样，他们的实际生活恐怕是先生都吃不饱，弟子就只有挨饿了；但他们仍然不忘天下人，还是日夜不休地努力劳作。他们转达民众的呐喊说：“我们总得活下去呀！”他们真是心存高远的救世之士啊！所以有人评论他们说：“君子不苛察于人，不为外物所用，因此他们认为，与其大事争论哪是对天下人有益之事，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总之，对外，争取各国都禁攻息兵；对己，努力修养，务求清心寡欲。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仅仅是也完全是指向这两个目标。
处事公平而无所偏袒，待人平等绝无私心，心中虚空不怀任何成见，看人待人不取双重标准；不用心计，不作谋划，对处境不做选择，一切任其自然。这也是古代道术的内涵之一，彭蒙、田骈、慎到接受了古代道术的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很喜欢。所以他们把“齐万物”当做他们学说的第一要义和待人接物的根本要求。他们说：“天能覆盖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承载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包容却不能分辨万物。”足见他们知道亦即并不否认，万物（呈现给人的样态）是有所可又有所不可的，（亦即是互有区别的），所以他们又说：“进行选择就一定不能周遍，施行教诲就一定不能全面，依道而行则既周遍又全面而无所遗漏。”
因此，慎到就想抛弃智巧去除己见，而且他的愿望不止于此，他还想进到对人冷漠，以至于心中只有众人而无个人的境界，并把这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他说：“智不成其为智了，人就会鄙薄使用智巧（的人），从而进到比反对自己的人更高的层次。”因此，他放荡不羁，讥笑天下的大贤；潇洒自如，非议天下的大圣。（他倡导的生活是：）随物迁移宛转，顺应事态变化，抛舍是非观念：这就可以免于惩罚；不依赖智巧计谋，不顾及前因后果，只求巍然独立于世；总是被形势推着前进，被形势拉着后退，就像飘风那样往返，像羽毛那样回旋，像磨石那样转动。如此生活却安全而不受伤害，无论是动还是静都没有过失，都不会被认为有罪而受到惩处，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无知的人就不会有成就不了声誉的担心，不会有运用智谋不当的忧虑，因此也就无论做什么都自然地合于自然之理，一生都不会受到他人的毁誉了。但既然如此，世人说的却是：“人活到这样子，那就像是'无知之物’罢了，不用说，这时他就会像圣贤一样地完全得道，因为你不好说土块会'失道’呀。”豪杰们则一起嘲笑说：“慎到宣扬的道虽然不能教导活人如何行事，但却达到了死人一定信奉的道理，所以让人觉得怪异是不足为怪的。”
人们对田骈的评价，和对慎到的上述评价一样，因为他也是师从彭蒙，学到的同样是不言之教：彭蒙的老师就说过；“古来得道之人，达到了对事物既不作肯定表态也不作否定表态的修养罢了。因为他们的风教寂然无声，怎么会用言语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呢？”因此，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一定多有违反人之常情的地方，所以不被人待见，但内容也还是教人随物宛转。一个人所谓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他所说出来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就难免实际上是错误的了，所以彭蒙、慎到、田骈是不会懂得真正的大道的。但尽管如此，大道的概要他们还是一定都听说过的。
因为道是（精微无形的亦即）精神的存在，物是（粗糙有形的亦即）时空中的存在，所以积聚了许多财物并不足以说明得道，人有道只在于享有虚静恬谈的精神生活。这也是古代道术的内涵之一，关尹、老聃接受了古代道术的这项内容，并且很喜欢它，因此，他们的学说以常无有为基础，以太一为宗旨，认为人要显得柔弱谦下， 把虚静恬淡而不伤毁万物作为生活的实在内容。
关尹说：“自己不傲慢，该如何对待别人就自然明白了：采取行动时要像水一样甘于处下，不想作为时要像镜面一样干净光亮，对人家的要求作反应则要像回声一样及时而中肯。这时人就会觉得世界恍恍惚惚，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同时又感到恬淡安静，一切都显得清清楚楚。与人均同则圆满和谐，自私贪得则残缺有失。这就是俗话说的从不争先而总是随顺他人的人。”
老聃说：“虽然知道雄性强壮的好处，却仍然保持雌性的柔顺，甘愿处在天下人的最底层；虽然知道光芒四射的优势，却仍然坚守暗昧无闻的地位，甘愿充当天下人的垫脚石。”人人都争为人先，唯独他甘居落后：他说愿意承受天下人怒骂；人人都希望聚敛财富，唯独他欣赏一无所有：他认为无需敛藏正说明他绰绰有余。他要求自己，立身行事要安闲自在，不饶舌责求他人，认为这样无为就有资格嘲笑机巧之人。人人都求福，唯独他甘愿委曲求全，说这样可以苟免犯罪；以深藏不露为根本，以自我约束为纲纪，说：坚硬则易于毁坏，锐利则易于挫折。总是宽容待人，决不挑剔别人：这样做人即使未达修养的顶点（也差不远了吧？）关尹和老聃，可真像是古代的博大真人啊！
恍恍惚惚，渺渺茫茫，无影无踪，变化无常：是在死去吗？还是在化生？天和地是同时并存的吗？这一切都是造化实施的吗！恍惚中向何处去？渺茫中去向何方？万物遍布，可没有谁能够给出回答。研究这些问题也是古代道术的内涵之一，庄子接受了道术的这项内容并且很喜欢它。（因此，）他的学说虚玄高远，议论荒诞不经，言辞不着边际，经常纵情发挥而不直言，但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他认为天下人沉迷不悟，不能听懂庄重严肃的话，就根据自己说的卮言作推演，认为重言表达的当是能让人信服的思想，多用寓言阐发道理。他尽管只是与天地精神往来，但并不傲视他人，不拘泥于人们的是非对错，因而又能与世俗和谐相处。他的书尽管写得奇特壮伟，却同时又宛转随顺，言辞虽然变化多端，同时又异彩纷呈，读来可观可叹。因为他内心充实，感情奔放，往往是不由自主地流露于外。他上与造物者同游，下与齐死生忘终始的得道之人为友。因此，他论述道的根本宏大而透辟，深刻而全面；阐释道的渊源则可说条畅而清晰，直达本宗。惟其如此，他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对人事的阐释，追溯其理据简直没有止境，究问其效益则是连绵不断，两者都茫然暗昧，不能穷尽。
惠施的学问广博，他的书多达五车，论说的道理则杂乱无章，言辞也多有不够中肯之处。他推究分析了很多很多事例之后，最后得出结论说：“一个东西大到极点了，对它而言就没有外边，可称为'大一’；小到极点了，对它而言就没有内部，该称为'小一’。一个东西没有厚度，就不可以累积，但它却能有千里之大。（因此可以说：）天和地一样低，高山和湖泽一样平；太阳正当中时正是偏斜之时，万物刚一生出就已经死亡。大同和小同有差异，这叫'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这叫'大同异’。南方是既没有穷尽又有穷尽的。某人今天才来到越国，可他昨天已经来了。因此，还可以说：连环是可以解开的；我所知道的天下的中央就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泛爱万物，天地就合为一体了。”
惠施认为他的上述这些命题包含着大道理，就以此自夸，经常向天下人炫耀，开导那些善于也喜欢同人辩论的人，而天下的辩士们也乐于和他进行论辩。（这样，他们又一起提出了下述这些命题：）鸡蛋有毛；鸡有三只脚；楚国的郢都包容了天下；狗可以变为羊；马有卵；青蛙有尾巴；火不热；山有口；车轮并不蹍地；眼睛看不见东西；用手指物时手指并未达到物（所以未必指对了），到达了也还要没完没了地不断地改指他处；龟比蛇长；矩尺画出来的方形并不方，圆规划出的圆并不圆；凿孔并未围住榫头；飞鸟的影子未曾移动；疾飞的箭头既不走又不停；狗不是犬；黄马、骊牛加起来是三个；白狗是黑的；孤驹不曾有母；一尺长的木棍，每天截掉一半，永远也截不完。辩士们用这些辩题与惠施辩论，终身辩个没完没了。
桓团、公孙龙等好辩之徒，以巧辩迷惑人心，企图改变别人的正常想法，但他们只能用口舌胜人，不能服人之心。这是他们作为辩者的局限。惠施每天凭着他的智慧与这些人进行的辩论，只不过是和天下的辩士们一起制造怪异之说罢了。但这正是他好辩的根由。
然而惠施却自我欣赏，认为他是最有才华的人，说：“天地真伟大，（竟生了我惠施）！可见惠施是确实有才华有雄心但走错了路的学人。南方有个怪异之人，名叫黄缭，他在探讨为什么天地不坠不陷，以及风雨雷霆形成的原因。惠施毫不谦让地接受了黄缭的提问，不假思索地做了回答，向人家纵谈天地万物之理，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最后还嫌讲得太少，就又讲些怪异的说法。违反人的常情，是惠施好辩的实在内容，他总想强过别人只是形式的方面，因此他很不得人心。可见他轻视内德的修养，看重的是他羽毛形色的辉煌，走的是人生的弯路。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那点能耐和作为，恐怕就如一个蚊子或一个牛虻的劳累一样，对于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他的学说如果只是冒充一下大道，倒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说是比大道更有价值，那就危险了。但惠施不满足于冒充得道之人，以致于不自我约束，竟将才能胡乱地用于多个方面而且乐此不疲，终于只不过以善辩出名。真可惜啊！因此要说，惠施这个大才子是个缺乏德性修养，一生都在忙于诸多杂务的人，一直没有回复到其自然本性，而只是如同用声音止息回响，让形体和影子竞走一样，净做些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真是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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