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的“幸福”是一种现代人津津乐道的单纯而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用数学方式计算的。比如两次快乐所制造的幸福总是大于一次快乐。以此类推，两次恋爱带来的幸福肯定大于一次恋爱，两个女人给一个男人带来的快乐总是大于一个女人。所以，当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弗朗索瓦在邮局邂逅美丽的艾米丽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这额外的“幸福”。他躺在艾米丽美丽的身体旁满意地说，“她（他妻子）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现在我又遇见你，你也让我满足，我也爱你。你们两个都让我享受了足够的快乐，幸福随之而来。”艾米丽的幸福感也类似于此，在回答弗朗索瓦“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也很幸福过么”时，她回答，“是的，曾经。维持了三个月，后来他离开了我，我就继续等待下一个幸福……”后来弗朗索瓦的妻子得知丈夫爱上别的女人后自杀了，于是艾米丽“既高兴又不高兴”地接替了她，弗朗索瓦的幸福指数降低了不少，但至少幸福感仍旧保持着。

法斯宾德在谈到瓦尔达的《幸福》时说，“这部电影里有一群尚称快乐，凡事却总得再述一遍的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他们来说快乐是可以替换的。”法斯宾德所没想到的是，快乐与幸福的当代品质中最首要的就是它们的可计算性和可替代性，这一点在电影艺术中就可以找到不少例证。比如，在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中，爱情脱离了任何制度与传统的存在结构，成为一次发生在无名荒岛的生命“奇遇”，同样，这种奇遇般的爱情处在不停地变异与替换之中。桑德罗在小岛上寻找失踪的女友安娜期间，似乎“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克劳迪娅，当他与克劳迪娅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他很快又被一个妓女性感的身体所吸引。对桑德罗和本片中的弗朗索瓦来说，爱情的发生、转移、替换只是一个自然的情感过程，遵循的是生命本身的欲望法则，具有自然正当性，因此它并不导向某种“罪”。

建立在身体欲望基础上的人的自然情感的解放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种解放使人的情感得以从传统宗教—宗法伦理的制约下逃逸出来，成就一种“轻逸”感。所谓自然情感指的当然是人在自然状态下的情感，无论是卢梭式的“高贵的野蛮人”还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的自然人，都受着性的欲望法则的支配：性欲只要求不断地满足，而绝不会限定满足的对象。爱情当然不等于单纯的性欲，但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出发点的爱情的满足对象却和性欲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就像现代人在电影和生活中经常经历到的那样。吊诡的是，既然文明多少是某种压抑的结果，人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观察到的人的自然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仍旧是“自然”的就很值得怀疑，反过来说，自然情感的正当性并非不需要论证。十分可能的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之上的爱情观，就像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民主政体一样，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有产物。作一个历史的对比，《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讲的那个通过爱欲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人的神话，还有传统天主教有关“婚姻的盟约是造物主所创立”的教义，都认为爱的对象是唯一的。这种“史前”的爱情观在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怀旧而浪漫的人还保持着，他们认为一个人尽管可能会对许多人发生感情，甚至谈好几次恋爱，但真正的爱只有一次，真正爱的人也只能是一个人。

通过恋爱的次数来弥补爱情的品质的丧失，把幸福分解为可加减乘除的单个的快乐，这一切都很符合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哲学基础的功利学派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教义。由于认定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真正的“另一半”的几率几乎为零，现代人转而追求等而次之的替代品，于是情感的价值便大大地贬值了，这是《幸福》一片伦理出发点，而它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的是中产阶级社会。

《幸福》拍摄于1965年。三年前，美国作家理查德·叶茨发表了《革命之路》。这部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小说描写了以单调、平静、而乏味的郊区为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通过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的反抗及反抗导致的悲剧来达到批判的目的。这种反抗是典型的美国式的：直觉、冲动、急切、暴烈。受60年代革命精神和新浪潮双重鼓舞的阿涅斯·瓦尔达的反抗则隐晦的多，她的批判是无形的。尽管真正的悲剧就在眼前，一个女人因丈夫移情别恋而自杀，片中却没有人为此而感到不安，丈夫顺利成章地娶情人为妻，情人也很快地扮演起妻子的角色，这仍旧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阿涅斯·瓦尔达赋予了这部电影配得上“幸福”这个标题的欢快节奏和温馨影像，背后却是一股赤裸裸的寒冷，一如阿伦·雷乃的《夜与雾》，影像和叙述都温柔到残酷。电影开头一段乡间野餐的场景所流露的普通法国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明显的回应了雷诺阿的《乡村一日》，只是与后者一样，表面的诗意后暗藏着危险和残忍。莫扎特的乐曲几乎贯穿着整部电影，它们与自由的跳切、画面中丰富的色彩感一起共同奠定了本片欢快的节奏，这种节奏保持了整部电影，在弗朗索瓦的妻子自杀前，观众看不到电影中有任何悲剧的暗示和隐喻。当悲剧发生时，这种欢快的节奏只中断了一小会，很快又继续下去。这种中产阶级式的“欢快”终究会抹平并遗忘一切痛苦，因为它为了自我延续可以不断寻找替代品。

以轻松欢快的风格来讲述一个真正的悲剧，这是《幸福》一片反讽力量的真正来源，批判也因此有了深度。而改编自叶茨小说的好莱坞电影《革命之路》则连一个简单的故事都讲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