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强迫11岁幼女卖淫案，需要更大的社会关注。
这起案件，在受害者家属以死相逼后才得以立案。案发已经5年，受害人身心都留下巨大创伤，受害人家庭已千疮百孔。这一案件的恶劣性，不只在于幼女身受多次强暴，而后被胁迫卖淫，还在于受害人要求正义的过程十分曲折。
今天，猎捕幼女的伤天害理行为已不鲜见。今天，遭受任何摧折的人们讨还公道也十分艰难。从这一案件，可以了解社会遭受了怎样的威胁，以及威胁为何不能解除。
2006年10月，受害人乐乐遭受强暴后被拐至休闲中心卖淫，那时她不满11岁。母亲唐娟向警方报失踪后无消息，后接到一名知情人电话，守候10多天，终于将乐乐解救出来。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家属亲力而为，受害者是否能够被警方找到。一名儿童失踪，大概比一笔巨款被盗要轻多了，如果是外国人，那就连巨款也不需要，重视是高度的。我刚看到消息，一个日本小伙子骑车环游世界，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被警察找回。
接下来，有更加不正常的事情。负责乐乐失踪案的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长杨军祥到场后，未采取任何措施离开，110警察到来才将乐乐救出。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对逼迫幼女卖淫不予立案，杨军祥称这是一般治安案件。多次反复后，唐娟声言跳楼，公安机关才作笔录。立案后，休闲中心照常营业，派出所警察还委托看守所照顾被刑拘的老板娘，并多次为之传递信件。2007年2月，唐娟写信至省公安厅后，6名涉案人被立案侦查。案件在地方检察院再次出现曲折，公诉人甚至说：“我没看出来你女儿是被强迫的，她看上去也不像只有11岁”。为了更换公诉人，2008年雪灾期间唐娟在检察院门口下跪18个小时。2008年唐娟还被暴力阻访；2010年又被零陵公安分局拘留37天。
新闻报道中的这些细节，使人不能不怀疑，警察到底想不想找到失踪幼女，公诉人到底想不想追究逼迫幼女卖淫的恶棍的刑事责任？蒙受人身和人格的巨大伤害，不以死相逼，不下跪求情，法律机器就不运转，这样的社会，还能指望什么正义！
2008年6月，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2名被告人死刑，2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另有多人被处有期徒刑。唐娟以量刑畸轻申请抗诉。2009年2月法院维持原判，但除了一名被告人表示悔意，多名被告不承认强迫乐乐卖淫，称“当时看她好像有十七八岁了，我们不是强奸，只是嫖娼”。
现在，此案因证据不足被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此案的走向再次迷离。早有报道称，那名表示悔意的被告人，“父母都是农村的”，而其他诸人，有的是休闲中心所在地派出所所长的铁哥们，有的是零陵公安分局政委的亲戚，据称还有人姨父在永州市检察院当领导。
盘根错节的关系，到底是否属实？看起来哪怕有，这些人也都不是什么高官显宦，然而，对一个只有受害者身份，而与权力搭不上边的人来说，再小的权力也足以构成强大的对比，何况在基层社会，小小的权力也足以只手遮天。我们固然不能期待，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会把一个小女孩遭到的戕害、一个家庭遭受的摧毁，看得比作恶的亲友免受应得的惩罚更重，然而，如果这个社会不去关注、限制和惩罚这样的权力偏差，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幼女遭受蹂躏，正义难伸。那些表现乖张的权力人物，即使暴露，处罚仍是轻描淡写。坚称逼迫幼女卖淫把人找到就算了的“杨军祥同志”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为刑事对象传送信息的“魏晓辉同志”党内警告，暴力阻方的“警察同志”陈某通报批评。为什么杨军祥不是徇私舞弊罪，为什么魏晓辉不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呢，他们的问题真的只需要警告一下就够了吗，这样处理难道不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
2010年6月，就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一起法院枪击案震惊全国，三名法官死亡，三名法院工作人员受伤，枪击者朱军当场自杀。此案被认定为报复杀人，且患有鼻咽癌，报复原因先称是朱军对离婚判决不满，后称对一起房屋买卖纠纷判决不满。尚未广为人知的，永州法院枪击案的作案人，也正是乐乐的义父。
11岁幼女被逼卖淫，未必与朱军枪击法院有什么关联。然而朱军枪击案发生后，报道称“无辜的死者和凶手同时被不同群体称为‘烈士’和‘英雄’”。由此再看11岁幼女卖淫案的曲折，难道在社会背景上说，权力和司法给予人们的一般观感，是没有来由的吗？
唯有足够的社会关注，才可能使一个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这是法治的悲哀。人们遭受荼毒是经常的，而社会对个案的关注是有限的。但关注那些极度恶劣的个案，纵使不能改变法治的状况，至少有望还极少数人以公道。而且，如果人们连最无助的呻吟也不去倾听了，难道法治就能够得到普遍的施行？
关注永州，关注逼迫11岁幼女卖淫案。
201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