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媒体热议虎跳峡电站，到今天“金沙江将建24座电站”，事实的发展与环保人士的期望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哪一座电站要不要建，哪一个峡谷是否会消失，而是2300公里河川内，平均100公里不到就会有一座水电站截断水流。
建坝议题包含了诸多可以分别展开的争议点。流域科学研究未能完备条件下，大建水坝是否明智；5大水电巨头分食建坝计划，是否合乎市场公平；建坝只考虑发电而不考虑供水、灌溉，是否适宜；坝区民众利益考虑不周，建坝是否过于仓促……这些质疑都是不无道理的。不过，这些质疑都已进入技术层面，既可以是不得建坝的延伸性理由，也可以是完善建坝方案的补充性意见。
但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呢，是该不该建坝，还是该怎样把坝建好？从环保视角来说，建坝显然不是讨论的前置条件，而是必须讨论的对象本身，并且结论也基本上已经存在的，那就是不应该建坝，其中最为彻底的理由，则是基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然而，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这一伦理不仅在中国经常在发展主义的冲击下败阵，而且在国际会商中举步艰难，典型的例证就是世界气候大会，即使面对据称是“挽救世界的最后机会”，也多次无法完成协议。
发展主义作为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席卷全球，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不发达社会追求的目标。环境主义作为对发展主义的反拨，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讲究。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面对环境破坏乃至环境灾难，发展的步调仍然没有减缓。“先发展再环保”虽然被认为是一条不值得走的路，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实际上更像是口号，发展仍然是绝对的优先选项，人们更愿意忍受不环保而非不发展。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先发展地区向后发展地区转移不环保产业，都是客观事实。这表明环境确实是发展的代价，人类只走过先发展而后解决环保问题的路，还没有实现过无代价的发展，而且解决的办法往往是环保代价的国家间和地区间转移，虽然环境代价的水平也确实可以相对降低。
正如环境主义所指出的，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求取自身解放的整套逻辑，内在地包含了环境破坏的原因。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无限征服的乐观主义，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消费节奏，以欲望兑现为标准的解放标准，构建了现代社会。即使今天，环境主义在伦理上已获得正当位置，“低碳生活”仍然更像是一种环境代价的转移支付，发达社会、现代生活所倚赖的基础，包含着能源与资源的更大消耗，只是供给基地不在当地而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转移而已。这种状况通过“国际分工”、“资源秉赋”等理论得到合理化解释。
不发达社会的人们生活不得不低碳，而产业往往高碳；发达社会的人们则与此相反，生活高碳而产业低碳。吊诡的是，高碳生活的社会树立低碳生活的理想和标准，而低碳生活的社会追求生活现代化也就是高碳化的目标，同时承担生产不低碳的指责，以及不发达状态的不利评价。不发达状态不仅是发展水平的客观评定，而且若隐若现地变成了道德评价，包含着从制度不良、社会失败、思想腐朽、文化劣质到行为懒惰乃至品行恶劣的种种归因，其中一些归因可谓准确，一些归因则属于光晕效应，例如把发展水平与相应人民的人格评价挂钩，主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典型的污名化。
人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但环境主义看到的发展，与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看到的发展，图景绝然不同。环境主义看到的发展，前景黯淡，未来悲观。而科学主义的信念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攻克，经济主义的眼光是发展无止境，人类总可以为问题找到替代方案。环境主义、生态文明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然后才可望壮大为世界观。
就现实而言，环境主义需要面对怎样在一个发展主义的世界建立公正的环境责任。发展主义用无限发展、市场公平确认了秩序的合理性，由此，发展梯次、产业转移，包括污染顺序得以解释。发达社会无一不是经历过严重污染的阶段，而后以“产业升级”、“落后产业转移”而实现“高级发展”。财产权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府（包括国家和地区）都是神圣的，发展梯次意味着财富分配的梯次，发达社会能为不发达社会做些什么、做多少呢？如果资源使用属于一种权利，那么后发社会是否有权像发达社会的过去那样使用；如果环境属于一种人类责任，那么后发社会是否能够从环境责任的分担中得到足够的补偿？
金沙江电站开发绝非水电巨头的一厢情愿，而是水电巨头与地方利益的耦合。地方为何要这样？后发社会是没有体味到环境的宝贵，还是困于不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不利而进行了选择？地方如果不开发水电，是否有替代的发展道路；地方如果致力于保护环境，又能获得怎样的报偿？碳交易，不说还没有实现，就算实现，是否会像历史上各种资源的交易一样，虽然能用市场公平解释，却未能使一个供给资源的社会实现现代化？
虽然人们总在说环境与发展并不矛盾，但现实来看，环境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内在冲突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个社会的全部秩序仍然建立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之上，而环境主义事实上成了发达社会在“生活高碳化、产业低碳化”条件下的奢侈享受，承担环境责任不仅不会得到补偿，而且会承担“发展不够”的诸多不利后果，于是人们纷纷以避免落于“生活低碳”的境地为追求。无论国际之间，还是一国之内，没有环境公正的现实责任体系，环境就会成为“公地悲剧”的又一个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