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典籍，最古老的当属六经，即《诗经》、《尚书》、《周礼》、《乐》、《周易》、《春秋》。除了《乐》之外 ，其他五经直到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流传本，这就是说，其中的《乐》因为亡佚而失传了。那么，《乐》究竟记录的是什么内容？它为什么会失传呢？
《汉书·艺文志》称“周衰而乐亡”，将《乐》经之亡归罪于周衰；后来东汉的应邵、南朝宋沈约等将《乐》经之亡归罪于暴秦。但他们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失传的偏偏是秦始皇焚书名单中所没有的《乐》呢？
实际上，《乐》的亡佚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
《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意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不在隐匿中被发现的，没有不在细微之中突显出来的。因此，只要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典籍，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我们的思路正确、方法得当、不被表象所迷惑，不为假象所误导，就一定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让我们一起来解开《乐》的亡佚这个谜吧！
一、《乐》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
文化史上一直有一种疑古思潮，尤其是古人那些在今天看来都显得不落后不过时的思想，总觉得古代人的思想不可能那么先进、那么发达、那么严密、那么超出今人的想像，总觉得古人肯定不如今人，根本就不可能比今人看得透、看得远，古人的任何成就也绝对不可能比今人还大。所以，他们觉得古人所重视的那些东西多半是假的，或者是后人伪造的。所以，对于《乐》的亡佚，并没有几个人觉得是中国文化的损失，似乎它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怀疑可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的存在过，也就没有人去关心、去研究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事物不了解、不知道，那么即使它具有再高的价值也得不到认可、发掘和发挥。对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乐”也是如此。或许因为它的亡佚，我们失去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此，非常有必要去研究一番。
要解开《乐》的亡佚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就需要确定《乐》经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曾经存在过？
《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许多人对此就不相信，理由是《庄子》中记载了很多寓言故事，所以其关于孔子修篡六经的内容都不可信。而搞笑的是，他们却相信这些寓言故事，很重视《庄子》。
他们不相信《庄子》没关系，证据其实有很多。《国语·楚语》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定太子傅时曾咨询大夫申叔，其中提到“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等内容，再次证明了《乐》的真实存在。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的楚简即所谓“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六德》，文中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的次序与《庄子》完全一样。由于这些文物早已被深埋在了地下，从而避免了人为的篡改，所以它的价值也就更高。这就通过实物直接证实了《乐》至少直到春秋中期仍然存在，也印证了《庄子》关于六经的说法真实可信。
二、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从内容上来看，《诗》、《书》与《易》、《春秋》其实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讲礼与乐；从表面顺序上看，《乐》在六经中排在《诗》、《书》、《礼》之后，居第四位，不过这应该是依据难易程度规定的学习六经的先后顺序而非依据其重要性来排序的，就像四书一样，越后面的越高深；从中国古代排序习惯和对“中”的重视程度来看，天子居中，居中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么，《礼》、《乐》的地位则要高于位于左右两侧的《诗》、《书》与《易》、《春秋》而居于核心地位上。
很自然地有人会问：这样的理解有没有证据？
找证据其实并不难，只要看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认识乐的，就会明白乐在中国古人心中的地位。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乃至诸子著作中几乎都有乐或者与乐相关的描述，显示出乐在中国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是古籍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社会生活事实上的证据。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理论上的证据。中国古人认为：音由心生而形于声，而乐则是音产生的源头，其根在人心对物的感应（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是与伦理相通的（乐者，通伦理者也）。这就是说，中国古人把乐看作是声音的根源，而声音是语言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同时，乐又与伦理相通，而伦理则是社会生活一刻也不离不开的，这就把乐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像衣食住行同等重要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像。
遗憾地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却把如此重要的东西忽略了，这表明我们一直以来并没有真正搞懂我们的古代文化，要真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人看来，“乐由中出”而“由天作”；“礼自外作”而“以地制”。这就把乐与礼提升到了天性的高度，属于“自然”范畴了，因此，重视礼、乐，不过是古人“顺其自然”的又一例证罢了。这表明，中国古人重视礼乐，是发自内心顺其自然的，并非外力所强迫。这就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礼乐是孔子所极力鼓吹宣扬而古代统治者借以作为统治万民的工具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才得以推行的观点，为我们重视审视与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而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过去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古人对乐的认识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认为，普通人只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君子才有能力真正知乐（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认为：①审声可以知音，审音可以知乐，审乐可以知政，能做到这些的话，管理之道就完备了（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②知乐就接近于知礼（知乐则几于礼矣）；③礼乐刑政四个方面都完善了，那么王道就完备了（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总结一下就是，中国古人认为，礼、乐是顺应天性，而刑、政则是圣贤帝王为了保障顺应天性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四者皆完善了，就是真正的王道。
这样看来，礼、乐实际上的确是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位。
然而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礼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显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和误读。那么，《乐》的亡佚必然就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乐的亡佚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乐》都记载了些啥？
既然《乐》的确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而乐又与礼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那么，其中记载了些什么内容呢？
从发展心理学上讲，人的思维发展的过程可以通过个体思维的成长过程来体现。这就是说，我们用今天的思维来思考，不仅可以基本包括古人的思维，而且要超过古人。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和思维来看，不外乎如下内容：①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②乐的理论（即乐理）；③乐队编制、分工；④乐曲乐谱。那么，中国古人所编辑的《乐》，不会超出这一范围。因此，我们就以此来研究《乐》的内容。
关于①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内容，我们已经从《周礼》、《礼记》、《诗经》、《尚书》、《易经》等古籍中和出土文物中都发现了部分相关内容，例如关于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宫、商、角、徵、羽，不仅在文献中有记载，在出土的编钟上也发现了明确的标注；许多乐曲名称、乐器名称在《周礼》、《礼记》等著作中都有记载。这表明，亡佚的《乐》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通过其他古籍文献得以流传了下来。
关于②乐的理论（即乐理、乐德等），同样也有记载，比如《礼记·乐记》就详细介绍了音、声、乐的关系，乐与王道之间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乐与秩序的关系，论述了乐的产生和乐与礼、社会、人的关系以及乐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等等，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关于乐的理论的著作。考虑到《礼记》原本就是对周礼的解读和释义之作，因此，《礼记·乐记》应该涵盖了《乐》中乐理部分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乐》虽然亡佚，但其中关于乐理的部分内容却通过《礼记·乐记》得以流传下来了。
关于③乐队编制、分工，《周礼·春官·宗伯》中有着完整明确的记载，因此，这部分内容也并没有失传。
关于④乐曲乐谱部分，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应该就是所谓《乐》亡佚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认为《乐》亡佚的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莫大的损失和世人莫大的遗憾了。
这就是说，所谓《乐》的亡佚并不属实，亡佚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内容为中国古代的乐曲乐谱及乐器知识等。因此，《乐》的亡佚不可挽回的最大损失就是《周礼》等古籍中提到的那些古代著名的乐曲都失传了，而关于乐的理论尤其是核心内容则得以保留了下来，这实在中华民族的幸运了。
四、《乐》亡佚于何时？
《乐》究竟亡佚于何时？
最早提及这一问题的是东汉的班固。这表明，亡佚时间应该在东汉之前，而且不会太久，否则最早发现的就应该是其他朝代的人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乐》随着周的衰落而逐渐亡佚，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且所指的时间跨度太长，因此，这一观点属于真理性的废话。
后来东汉末期的应邵、南朝时期的沈约等都将《乐》亡佚的原因归罪于暴秦。由此可以确定，最早在东汉早期班固生活的年代，《乐》已经见不到了。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乐》的亡佚的时间离东汉非常近，应该就在秦至西汉期间。
将《乐》的亡佚归罪于秦，其实是源于人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与阿房宫大火的联想。不过，据《史记》记载，秦丞相李斯说的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请注意，李斯说的是“《诗》、《书》、百家语”，六经之中只有《诗》、《书》二经上了黑名单，而禁止的原因则是这些书“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要知道，春秋时期的孔子宣扬礼乐就被认为是不合时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返古之道，因此，到终结战国时代的秦始皇时期，更不会有人关注礼乐了。所以，《礼》、《乐》未上李斯的黑名单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连上了黑名单的《诗》、《书》都得以流传了下来，那么，没有上黑名单的《乐》的亡佚也就更与秦始皇的焚书无关了。
据《汉书》记载，当初刘邦先于项羽攻入咸阳后，从“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此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那个时候，秦尚未灭亡，不但楚汉之争尚未开始，就连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也还没有筹划呢，萧何已经将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走了，秦哪有什么机会毁灭《乐》呢？又有什么理由毁灭《乐》呢？
事实上，鸿门宴结束后刘帮“归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阿房宫”或者称作“火烧秦宫室”事件。然而这已经是萧何将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走许多天之后的事情了，又怎么可能与《乐》的亡佚扯上关系呢？
再者，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后来几经辗转“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就在这篇石刻碑文中有“人乐同则”一句，意思是“人与乐实行相同的规则”，这与《周礼》、《礼记》中关于礼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自秦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对乐有如此高度的认识了，所以这话不可能是秦以后的人加进去的。这清楚地表明，秦始皇之时，《乐》是仍然存在的，它的亡佚一定是在这以后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证——编钟。编钟是中国古代乐器的代表之作，所以，《乐》的亡佚不可能早于编钟的消失，而应该是与编钟一起消失的。而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晚的编钟正是西汉的编钟，例如云南出土的滇王编钟和哀牢编钟，经考证其使用年代应该是战国中晚期到西汉中晚期，大致相当于哀牢国存续期。这表明，至少在西汉初期，《乐》应该是存在的，否则，西汉的编钟做什么用？怎么演奏？演奏什么呢？
《汉书》在总结刘邦的功绩时这样写道：“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请注意，这里只有“礼仪”而不是以往古人所重视并习惯于连在一起表述的“礼乐”，既不符合“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惯例，也不符合“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的标准。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中沿续了几千年的“礼乐”到了西汉刘邦这里被割裂开来，“乐”没有了，而只剩下了“礼”。这样看来，班固在《汉书》中其实是用了极其隐晦的表达方式明确告诉人们：礼乐分开始于汉高祖刘邦，暗示了《乐》的亡佚就是在西汉。
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刘邦对于《诗》、《书》、《礼》、传习六经的儒者|甚至连儒者们的服饰打扮内心都充满了反感、厌恶和排斥。例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不仅一般的儒生要挨骂，就连那些重要的谋臣刘邦同样毫不留情。比如因为陆贾在自己面前常提到《诗》、《书》，刘邦就曾经对陆贾暴粗口直接自称“乃公”。
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一提起来就破口大骂，可见刘邦对于传习六经的儒者的厌恶程度之深。尽管在陆贾的影响下，刘邦对《诗》、《书》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那也是因为精明的刘邦迫于治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并非发自内心。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也明确记载：面临登上帝位，刘邦不得不考虑礼仪的问题，但他仍认为那不过是花架子没什么实际用处，要求负责礼仪制定的叔孙通“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简单说就是越简单越好。叔孙通了解刘邦的为人，所以并不反驳，也没有辩解，而是言听计从。结果一大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这才意识到礼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刘邦仍强调制定的礼仪必须“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这表明刘邦对礼的认识还远未达到古人的认识高度，对礼的要求仅限于能帮助自己及其子孙坐稳皇帝位子、有助于统治国家而已。因此，他不过是放宽了一点儿对礼仪的“简单化”的苛刻要求而已。由此可知刘邦内心对于这些东西的厌恶之甚。
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刘邦对待《诗》、《书》、礼的态度都是愤怒、反感和排斥，都是在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后才不得不改变的。
从情理上讲，秦始皇家族历经多代国君，又称王多年，按照周礼，秦始皇及其上几代秦王都是贵族国子，肯定是进过国学学过乐理、乐德甚至乐器使用及欣赏的，怎么可能会让从小就熟悉、接受教育熏陶并下过功夫的《乐》消失呢？与之相反，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而且是个不务正业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关于《诗》、《书》、《礼》《乐》等的高级别教育，从刘邦对《诗》、《书》、《礼》的态度上看，刘邦才更可能因为被人耻笑而愤怒、反感和排斥这些东西而将其消灭。
从心理学上讲，对于那些曾经非常需要却由于某种原因极度缺乏而得不到满足，或者渴望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人们会因为心理上的过度补偿而对之产生过度的偏爱，或者反感甚至厌恶、排斥；而通常人们在受到侮辱时会感到愤怒。因此，虽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我们依据心理学仍然可以基本确定，刘邦在接触《诗》、《书》、《礼》、《乐》的过程中遭受过沉重的打击，造成了心理创伤，在心中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则让他感到愤怒、反感和排斥。
据《史记》、《汉书》记载，刘邦曾经在为父亲祝寿时说：“当初您常认为臣（刘邦在太上皇父亲面前的自称）没有赖以生活的技能，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刘仲有能力。今天您看我所成就的家业与刘仲比谁更多？”虽然这是当作笑话来说的，但反映的却是刘邦内心的满足之情，洋洋自得之意溢于言表。这表明，在父亲的眼里，老二刘仲家业上的成功曾经是兄弟们的榜样，是压在刘邦心中的一块石头；但当上皇帝之后，刘邦反超了刘仲不止多少倍，这块石头自然就没有了；也许，刘邦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并且对此一直是信心满满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刘邦内心的极度愤怒、反感和排斥？并因为心理上的自我防御机制由此产生了对《诗》、《书》、《礼》、《乐》等的极度愤怒、反感和排斥？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刘邦的内心世界，找出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的内在动力，进而揭开《乐》的亡佚之谜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要深入了解刘邦的内心世界，找出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的内在动力，我们就必须了解刘邦的成长经历和他的亲密关系人。
亲密关系人，是一个心理学专用语，指扶养人（一般是父母或养父母）、兄弟姐妹及成长伙伴。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刘邦的亲密关系人：史料中对于刘邦的大哥刘伯只提到了名字而没有其他信息，表明老大刘伯一事无成；老二刘仲善于持家治业，是刘邦父亲眼中孩子们的榜样；排行老三的刘邦上面有个姐姐，后来封为宣夫人；老四刘交早年从名师学《诗》，后来成为刘邦的得力干将，文武双全，入关之后，受封文信君，后来又晋封为楚王，是汉朝的缔造者之一。当然，毫无疑问的，不论是刘仲还是刘交，最终都没有刘邦的成就大。
刘邦的父亲应该是比较随和，否则就不会任由儿子，而且不只一个儿子不务正业；刘邦与父亲的关系也应该是比较随意不受礼节约束的，这从刘邦对礼的反感和排斥上可见一斑。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刘邦这样子与父亲相处显然是一种不孝。在项羽以烹杀刘邦的父亲作要挟时，刘邦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咱俩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也得分我一杯羹。”刘邦表现出的是烹不烹随便你！世人也因为这句话而骂刘邦一副无赖泼皮嘴脸。
其实不然。刘邦这话显然让项羽没有了杀刘太公的兴趣，但这并不是重点，也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是一半；重点是刘老爹在听了刘邦这话后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激起项羽杀人的欲望，那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知道，项羽可是有烹人前科的，那可不是吓唬人。
事实是，项羽最终却让刘老爹健康的活了下来。这就是说刘老爹当时的表现同样让项羽没有了杀人的任何兴趣。这意味着关键时刻，刘邦父子俩的表演可谓配合默契天衣无缝。这表明，刘邦父子平时肯定是开玩笑习惯了的。我们艺术化的展示一下当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刘老爹嬉皮笑脸的对项羽说：“好儿子，快烹了我吧！你一向说话算数，又这么讲义气，一定会给你兄弟分一杯汤。只是我有些心疼你，担心你将背上个杀父的骂名，而你兄弟却白白饱了口福。”项羽一听，心想：我可不能让刘邦这小子讨这么大便宜！偏不杀你，我要让天下人看看我是怎么孝顺老子的，而你刘邦是怎么孝顺老子的。后来刘邦做了皇帝五天去看一次父亲，很难说与这段经历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刘邦的成长经历：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另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壮，在古代指的是三十岁。可见，刘邦是将近三十岁才开始发愤“学书”。古代学习的顺序是先学《诗》，后学《书》。从刘邦对《诗》、《书》、《礼》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推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年近三十的刘帮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打算跳过学《诗》而越级直接“学书”时，才发现因为自己早已臭名远扬致使没有人愿意教他，甚至有人讽刺、挖苦他，说以他的品行根本不配学《书》，只配当个非正式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而且刘邦能够参加学习很可能是靠了卢绾的关系。而正是这段经历给刘邦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让他从此对《诗》、《书》、《礼》、《乐》等产生了极度的愤怒、反感和排斥。因此，刘邦“学书”，指的是学习写字，而不是学习《尚书》，或者虽然有人教他学了，但不承认他的学生身份。
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老四刘交从小就投师荀子的门徒浮丘伯学习《诗经》，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才被迫各自分手离去。这可能也是成为了刘邦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或者加重了他的心理创伤。
在学会了写字之后，刘邦终于具备了当官的资格。借助于自己原本的臭名远扬，加上年近三十开始发愤学习的正能量，刘邦再一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人。于是就有人推荐刘邦“试为吏”，从此开启了他的发迹史。
那么三十岁之前的刘邦在做什么呢？史料记载，三十岁之前，刘邦没有一个可以赖以生活的固定职业，“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所以刘邦没有钱。偏偏刘邦“好酒及色”，更要命的是，他崇拜信陵君，模仿信陵君“喜施”、“仁而爱人”，“常有大度”，整天带着一帮子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胡吹海嗙，常常从邻居家的酒店赊酒喝。往往酒钱涨了数倍到年底也还不上。酒店老板碍于情面，又怕这帮人闹事，往往消帐了事。可见，刘邦有点类似于今天那些混社会的小混混。就这样，刘邦从一个十足的问题少年逐渐成长为了一个问题青年。
从心理学上来说，在刘邦的成长过程中，老大刘伯、老二刘仲显然都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显而易见，刘邦没有学习到二哥的持家治业，倒是学习了大哥刘伯的不务正业。因此，走上正道后的刘邦对于这个大哥显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这也就可以理解史料中为什么会对刘伯一提而过了。
直到快要三十岁了，刘邦才突然开悟，正像歌中唱的那样“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于是开始发愤学习，逐渐走上了正道。这样的社会经历，使刘邦在收获了十足的社会经验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系统的学习《诗》、《书》、《礼》、《乐》的机会。
在刘邦的亲密关系人中，有一个人不能忽视，这个人就是卢绾。据《史记》记载，卢绾与刘邦父辈相亲；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都是快三十了才开始“学书” ，是比一般发小更加亲密的那种。虽然我们看不到关于二人学书时的经历的史料记载，但刘邦对《诗》、《书》的反常态度表明，他们在学书的过程中一定有过对刘邦来说不同寻常的痛苦经历，并让刘邦感到了愤怒、反感和排斥。而这段经历刘邦是打死都不会说的，至于卢绾会不会说，刘邦心中没底。后来卢绾不过是图以自保而已，却被刘邦认定为谋反，表明刘邦对卢绾内心原本就有嫌隙，或许正与此事有关。
对于独步天下的刘邦来说，他虽然在经济政治上的成就远远盖过了老二、老四以及一事无成不值得一提的老大，但在学问上，特别在《诗》、《书》上，永远都无法与老四比肩，甚至都比不上卢绾，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更让刘邦无法接受的是，这个文武双全的弟弟竟然是父亲在外面养的情人所生，而卢绾又是自己的下属！这让刘邦感到异常的愤怒，或者深深地感到自卑，对《诗》、《书》充满了仇恨。在刘邦看来，要消除这种自卑和仇恨，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诗》、《书》、《礼》根本没有用，所以他就时时处处贬低、漫骂、排斥，以至于将这种情绪扩大到了传授这些经典的儒者以及所有的经典，心理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作“泛化”。
但陆贾、叔孙通却用事实让刘邦认识到了《诗》、《书》、《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邦自己设计的消除自卑的路被彻底堵死了。所以，即便后来当上了皇帝，这种自卑或仇恨也仍然是压在刘帮心头的那块最大的石头，说不出口，又放不下。正是这种深深的自卑感或仇恨，让刘邦对《诗》、《书》、《礼》、《乐》等产生极度的反感和排斥。
——历史所留下的零星的信息碎片中，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可以更合理的解释刘邦为什么会对《诗》、《书》、《礼》、《乐》等有如此的反感和排斥了。
由于乐的实用价值远不及礼与《诗》、《书》，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机会让刘邦感受到离开乐不行的现实压力。因此，《乐》也就成了唯一可以证明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乐》是正确的证据了。因此，刘邦必除之而后快，籍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这又是心理学上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乐》的内在动力，也是刘邦一定要让《乐》消失的心理动力。
另外，从时间上来说，秦从统一六国开始到结束用了十年的时间，从统一到灭亡总共不过十四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内让一部极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消失呢？而西汉长达二百多年，却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一部书消失。这样看来，《乐》的亡佚时间在西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还有一点就是，班固从私撰国史差点儿被处死到受诏修史，中间经历了一次死劫，他的历史观必然是站在维护当朝皇帝的立场上的。因此，即便他明知道《乐》的亡佚就在西汉，也知道亡佚的原因，却未必敢讲实话。说乐因周衰而亡，既保全了皇帝家族的脸面，又远离了现实，在有限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不违背真实的历史，为后人探求真相留下余地，更保全了自己，这实在是一箭三雕的明智之举。至于班固之后的应邵则很可能也发现了《乐》亡佚的的相关证据，作为当朝官员同样投鼠忌器不敢明说，又碍于证据不能睁着大眼说瞎话把事情扯得太远，只好归罪于前朝的秦了。虽然这其中也有年代已久压力相对减小的因素，但比起班固的观点毕竟也算是一个进步了。及至再后来的沈约等，则不过是因为接受了秦暴的历史定位而沿袭了应邵的说法而已。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认为《乐》毁于秦的说法实在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不足为信；《乐》的亡佚其实就是在西汉年间，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最早注意到《乐》已经消失的是东汉初期的班固而不是之前的某个人。
事实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乐》亡佚于西汉笼统地说成是“周衰而乐亡”并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最多只是时间跨度太长、过于笼统、不够精确而已。这反映出了班固的高明，表明在经过了生死大劫以后，班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谨慎起来，已经具备了一名真正的儒者的大智慧。
综上所述，史料能给我们提供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乐》的亡佚缘起于汉高祖刘邦，最终消失于西汉。
五、揭开《乐》的亡佚之谜
人们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乐》的亡佚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根据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线索，借助心理学相关知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还原这段历史：
刘邦从小就不爱学习总是跟着大哥在外面乱跑，整天胡吹海嗙，喝酒吃肉不务正业，一晃就过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整天在耳边絮絮叨叨让刘邦向二哥学习，刘邦很是不以为意，因为他心中有比二哥这事业大得多的梦想。四弟刘交从小就从名师学习《诗经》，成了当地有名的文化人。他很是瞧不起这位庶出的四弟，却又实在踏不下心来学习，这让刘邦心里很不爽。他自我安慰道：学习《诗》、《书》、《礼》、《乐》这些东西，既不能打仗建功立业，又不能换酒，真的没有什么用。
到了该服徭役的年龄了，因为老二操持家业，而老四则从师学习，所以不务正业的刘邦就常被家里人推荐去服徭役，希望借此锻炼一下他；而刘邦也乐得到外面见世面、交朋友。有一次，刘邦被派到咸阳服徭役，可以在咸阳随便转转，意外地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队，这让刘邦在开眼界。他感叹道：“啊呀，大丈夫就应当这样生活啊！”
与秦始皇的这次偶遇，成了刘邦人生的转折点。刘邦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做官！
而要做官首先得会写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刘邦开始四处拜师从文。然而，由于他的坏名声早已远近皆知，加之他已经年近三十比初来求学的其他孩子大得太多，更没有人相信他是真心学习，也没有人相信他能坚持下去，所以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是刘邦遭遇到的第一次人生挫折，也为刘邦的心理创伤埋下了种子。
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卢绾帮忙。这时，卢绾已经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尚书》了。因为两家属于世交，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从小就玩得好，所以，卢绾表示非常愿意帮这个忙。老师听完卢绾的介绍，沉吟片刻，表示浪子回头主动来学习是好事，可以作为你的学伴，但他这样的人品不配学习《尚书》。我只教他写字，不教他《尚书》，出去也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来学习可以，但只能当卢绾的伴学，不是我的正式学生，没有正式文凭。卢绾看到解决了好朋友学习的难题非常高兴，就兴冲冲地告诉了焦急等待中的刘邦。而刘邦听完这个好消息，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屈辱。正是这个伴学身份，让刘邦感觉到了低人一等，觉得是受到了老师讽刺、挖苦甚至是侮辱，在刘邦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给刘邦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从此刘邦对《诗经》、《尚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排斥。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刘邦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选择了忍耐，表面上他看上去非常开心。所以卢绾对此毫不知情。
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点委屈算什么？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之下，刘邦坚持了下来。年近三十岁的人，只要自己主动学习足够用心，不管学什么，掌握起来都是很快的，加上刘邦本就天资聪慧，所以，没两三年的功夫，刘邦就学会了写字、写文章，而且文采还很不错。这从刘邦初起事攻沛县，仅凭一封书信就发动城内的百姓杀了县长主动出来献城一事上已经得到了体现；另一个体现刘邦文采的作品就是《大风歌》。
一个混迹社会多年、不务正业的著名小混混，居然一下子成了爱学习的模范，成绩还不错，这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刘邦的名声再一次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与上次出名不同的是，刘邦这次得到的是鲜花、掌声和赞誉。于是，有爱才、惜才的乡绅就向官府推荐了刘邦，刘邦成为了一名试用小吏。
第一次出名虽然是因为不务正业，但在刘邦看来，这是人生观的差异，他并不在乎；而第二次出名，则让刘邦真正品味了人生贵贱的巨大差别，那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深深地印在了刘邦的脑海之中。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清洗这次的屈辱！没有学习《诗经》和《尚书》，我这不一样可以做官吗？加上身边那些学习过《诗经》、《尚书》的人的腐、酸、臭、空，让刘邦一看见读书人打扮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压不住内心的无名怒火。学了《诗经》、《尚书》又有什么用？随着事业越做越红火，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刘邦的这种情绪也越来越控制不住，以至于听见手下谈论《诗经》、《尚书》便破口大骂，甚至看出读书人打扮的人也大发雷霆，早年养成的流氓脾性又表现了出来，干脆拿下人家的帽子当尿壶。这些报复性行为，给刘邦带来了巨大的快感，让他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满足感，就像上了瘾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
做了皇帝以后，刘邦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自己做了皇帝高高在上，虽然自己超过了父亲眼中的乖儿子二哥，可是一想到《诗经》、《尚书》、《周礼》、《乐》，刘邦就会有一种被人压迫到窒息的感觉，感觉到无尽的屈辱。因为《诗经》，自己在四弟面前永远也挺不起腰杆；因为《尚书》，自己在卢绾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因为《诗经》和《尚书》，自己在陆贾面前永远都是小学生；因为《周礼》，自己在叔孙通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因为《乐》，自己在所有死去的帝王面前、在那些上层贵族面前永远都是一个粗陋无知的下等人。我可是皇帝啊！怎么就改变不了这四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
终于有一天，刘邦想出一个奇妙无比的计策：效仿秦始皇发起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改革沿袭下来的周礼，销毁让人玩物丧志的编钟，收缴误国误民的《乐》经，将其中不适应新时代精神的腐朽内容全部销毁，将《诗经》、《尚书》中不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腐朽内容全部删除……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场运动，也没有人确切知道这场运动持续了多长时间。只要看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文化运动，我们就会明白，要在全国范围内毁灭某些书籍和文物古迹有多么容易，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别忘了，西汉可是有二百多年的时间足够慢慢去消化这些的。
虽然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提起过，但刘邦还是偶尔会担心当年的这些颜面丢尽的事情会被人说出去，所以内心总有一丝担心挥之不去。随着一个个昔日的功臣的反叛、被杀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刘邦心中的这种恐惧感与日俱增。
而眼看一个个异姓王侯被剪除，刘邦的小伙伴燕王卢绾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如今活着的异姓只有两个了，下一个不是自己，那么下下个一定是。出于自保，卢绾一方面与匈奴联络，一方面劝说叛臣陈豨率军逃亡与刘邦指挥的剿叛大军转入游击战，使匈奴、陈豨叛军与燕形成“连兵勿决”的假象。
当听说卢绾与匈奴、陈豨联络时，病中的刘邦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卢绾会不会把我当年的事情说出去？于是马上派人召卢绾进宫。而卢绾深知刘邦的为人，害怕有去无回而不敢奉召。听到卢绾不来面见，病中的刘邦更加害怕当年所受的屈辱之事会冲毁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加在自己身上的神秘光环。这种恐惧感让刘邦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本有的清醒，加上吕后等人在耳边不停地诉说异姓王反叛的必然性，身心疲惫的刘邦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卢绾这位铁杆伙伴真的反叛了，并马上派兵攻打燕王卢绾。
而卢绾听说刘邦生病的消息，却带着他的家属、宫人、亲信等共数千骑，在长城下等候，希望刘邦病愈之后，亲自入长安谢罪。然而四月卢绾却得到了刘邦驾崩的噩耗，卢绾知道，已经永远没有机会与这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解释其中的误会了，家是回不去了，于是带领众人逃亡匈奴。
刘邦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发起的那场文化革新运动却在他的继任者的关照下继续进行着，《乐》全部被销毁。除了其中与《周礼》或《礼记》中重合的部分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以外，还有那些零散地记录于其他古籍文献中的少部分内容也得以幸存下来，这就是前文中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内容。
六、《乐》的亡佚标志着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被彻底阉割
对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古籍经典的解读明明有许多质疑和漏洞，二千多年来文人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大儒名家出了一辈又一辈，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更正，解读除了在无关紧要的细微之处争论不休外，核心认识依然大同小异。难道是历代的文人们真的低能到都没有发现问题吗？或者问题和漏洞真的隐藏的太深难以发现吗？
当然不是！
对于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以前都一边倒的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具有特别重要的先进意义的大规模的文化改良运动，具有完全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实际上，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并不只是统一了文字的写法，同时被统一的还有字义；而在字义统一的过程中，某些带有敏感信息的字义便被悄悄篡改了，而这种篡改实则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倒退，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阉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却被现代的研究者忽略了。
被篡改了字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庸”的“庸”与“问鼎”的“鼎”（关于这些因涉及内容太多，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作赘述）。而对这两个字的字义的篡改，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对中国古代政权象征的礼器的认识，为曲解这些优秀的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历代文人的推波助澜逐渐阉割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并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开始的历次文化运动在其先进性和革命性的同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式的负面影响。过去，研究者一直强调其革命性和先进性，而将这种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地归结于时代局限性，显然不准克、不恰当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倒退性，才是一种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不受误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在发展中探索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准方向、开拓视野、创新方法、提供无尽的动力源泉，真正实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
下面我们用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例子：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与“焚书改书”、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乐》的亡佚以及随之对礼乐文化进行的阉割，分别来认识一下这种倒退性。
1. 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与“焚书改书”
前文已经大致介绍了秦始皇“书同文字”时对部分关键字的字义作了篡改，其实，这和秦始皇的焚书、改书一样，都只是一个系统的篡改工程中的不同步骤而已。秦始皇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焚书是所说的“以愚百姓”以便于统治。经过笔者多年的研究发现，秦始皇为了实现“书同文字”的宏大目标，实施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秘密组织了一批文人编写了一部“书同文字”所用的标准化文件，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具书，这部工具书就是后世不知出自何时何人之手的《尔雅》。
第二步，在全国多个地点根据秦始皇关于改书的指示精神，运用《尔雅》作为标准化工具，秘密地进行着改书的工作，而篡改的主要对象就是《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以及截止到秦始皇之时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
以上两步，进行了至少八年的时间。上述工作基本完成以后，秦始皇不动声色，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实施他的第三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祝寿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颂祝寿辞，结果仆射周青臣和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于如何治理已经统一了的天下观点相左，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秦始皇吩咐大臣们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秦始皇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李斯借机建议收缴民间所藏图书归官府所有，禁止民间私藏，并颁布了严酷的刑法对违反规定者进行严厉的制裁，对于官府放不下、用不着的图书全部予以烧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
其实，收缴图书、“焚书”只是秦始皇改书这一系统工程所必需的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将民间所藏图书全部收缴才能保证不会有遗漏，只有将绝大部分图书烧毁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需要篡改的图书数量便于改书，只有大张旗鼓的烧书，才能给世人制造原版古书已经全部销毁的假象，才能为篡改后的图书打着私藏原版古书的旗号得以流传创造条件，以便于篡改后的图书在民间主动传播。整个计划可谓天衣无缝完美无缺。
在第二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个改书小组的主持官员在对原版文章的理解上有分歧，对于秦始皇改书的指示精神的领会上有差异，尺度把握上有区别，又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又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这就是所谓多个版本的《诗经》、《尚书》、《春秋》。后世不明所以，为了哪个版本是正版而争论了二千多年，至今不休……其实，这些版本都是秦始皇授意下的篡改本，核心思想上都是一致的，而分歧则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自从秦始皇自立为始皇帝以来，一直到世袭制的皇权被彻底打破，哪一位（代）皇帝不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永远做皇帝呢？既然如此，又有哪一位（代）皇帝所做的文化运动不是为了“以愚百姓”便于统治呢？二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大儒、名家本质上都是皇帝的御用文人，也是皇帝集团中的一员，都在帮助皇帝实现“以愚百姓”的目标，以维护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不管他们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本质上他们内心的需求是一样的，都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而已，暗地里他们与秦始皇一样，并在秦始皇开启的篡改模板基础上，继续推波助澜，在篡改着历史、篡改着文化。
换句话说，历代的皇帝和御用文人嘴上在骂秦始皇焚书改史，实际上却都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勾当，没有一个真心去发掘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会让人人都积极进取，而且方向明确、方法得当，这样下去，一定会形成贤能者上愚者下的社会风气，那么天下将一定是贤能者的天下，如此以来，自己的皇权怎么可能世代相传？又怎么可能长久？所以，必须将这些东西深埋起来，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平民百姓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被秦始皇篡改以后逐渐尘封在历史的深处得不到发掘的原因。
很显然，只有到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贤能者上愚者下”的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是说，只有在高度民主、真正实现了贤能者上愚者下的时代，中国古代的这一优秀文化思想者才有机会重见天日、发扬光大！
2. 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
前文提到，“庸”和“鼎”是秦始皇篡改字义的重点对象，因为“庸”和“鼎”分别对应着秦始皇篡改字义前后象征最高权力的礼器之最。具体来说就是，秦始皇篡改字义之前，庸，本意是指庸器，是最高级别的乐器大师之悬、悬鼓、玉磬、笙的合称。因为这些乐器只有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天子或帝王才有权使用，诸侯及以下是不允许使用的，否则就是僭越。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庸，象征着最高权力，可以指代帝王、天子、圣人、天等至高无上者，所以引申为最高的、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等等。庸器比较特殊，它虽然是乐器，属于乐官管辖，但同时它们也属于礼器的范畴。作为礼器，庸器的地位与天子之器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的地位相当。而秦始皇篡改字义以后，庸，则变成了平常、普通、碌碌无为，或者解释为用，与最高权力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反而成了人人厌恶的平常、无能，再也没有人愿意与庸沾上什么关系了。而这正是秦始皇所希望的，他就是要彻底撇清庸器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让百姓不再和最高权力扯上关系。
在篡改了庸的字义以后，就需要有另一个字来补上庸原本所代表的意思。于是，篡改者们看中了“鼎”。在秦始皇篡改字义以前，鼎，只不过是日常做饭用的大锅而已，属于天官管辖。所以它连礼器都算不上，更别说代表什么国家权力了。篡改者之所以看中了“鼎”，是因为天子之器当中有两个带“鼎”的礼器——崇鼎和贯鼎。实际上，崇鼎和贯鼎是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鼎，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楚子问鼎”的故事中，楚王所问的“鼎”，指的就是崇鼎和贯鼎。对于篡改者来说，选择“鼎”来代替“庸”十分便于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来偷换概念，而且很难被人觉察。于是乎，篡改以后，本来用于做饭的鼎，就替代了本来的庸，摇身一变成了国之重器，而真正的天子之器崇鼎和贯鼎却被人为的忽视，渐渐被人们遗忘。
受秦始皇对这两个字篡改的牵连，受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本来，在孔子时代，在包括孔子时代在内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庸器，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东西，尽管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平庸”，就是与帝王平起平坐，而这自然是人人努力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妇孺皆知，受到乐的启发，出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考虑，所以孔子这才将自己所总结的“大道”命名为“中庸”。所以，孔子时代直到秦始皇篡改字义、改书之前，人们都可以非常轻松地理解“中庸”的内涵，非常容易记住其核心意思。当然，虽然理解起来记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却仍然很难把握。所以《中庸》中才说，到了极致，圣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
然而秦始皇篡改字义认后，不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平庸”了，人们连“中庸”什么意思也看不懂了，只能听那些文人来胡编乱造。于是乎，中庸就成了不左不右、不走极端、走中间，甚至和稀泥、当老好人、随大流……这明摆着是愚弄人嘛，算什么“大道”？从此孔子思想被彻底曲解和误读了。
3. 《乐》的亡佚标志着礼乐文化彻底被阉割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六经中其他四经其实都是在从不同角度讲礼乐，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乐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中国古人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乐通伦理者也”。如果说伦理是内涵，那么礼则是形式，因此乐与礼相通的。“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及其次序的认识。中国古人的传统是“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人对德的评价标准是“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治国之道则主张“礼乐刑政”四驾马车并驾齐驱，“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强调“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古人还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由此可见，这是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
然而，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只制礼仪，乐被悄悄删除了，致使《乐》亡佚，从此，中国文化就成了只有礼一条腿走路的独行侠，而这个礼也被僵化、教条化，成了愚忠愚孝，中国文化被彻底阉割了。
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参照前一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学乐，无以成”。圣人孔子的自我评价是“成于乐”，其圣人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屹立二千多年不倒，至今仍在吸引人们的心，而且大有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重视的趋势。
那么，被阉割后的中国文化没有了乐，还能走向成功吗？
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化中“乐”思想的研究，还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貌，发掘其中的优秀部分，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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