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当是司马光对他自己看的历史书的读书笔记。而他大量的各种观点，都用特别的段落标注了出来，段落开头都说：“臣光曰”，这跟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有相似之处，都是以议论史事、表达思想的文体。写历史写了一段了，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是啥，就通过这样的段落表达出来，这像是读历史的读书笔记，但跟我们平常的读书笔记并不相同，他的读书笔记在书写之前就已经明白，这是要留给人看的，而以《资治通鉴》这样的成书规模，它一定是打算留传后世的，因此，这些读书笔记的质量是靠得住的，我们读这些文字其实是在读司马光的思想精华，用司马光的原话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进通鉴表》），这一部书写完，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完了。从他的去世年代说来，也确实是用完了。
（《资治通鉴》）
其实，《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一辈子耗尽精力写一部，足矣！
一部《资治通鉴》，据资料载，毛主席一生曾经读这部书17遍，可以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而且他的这部书，基本上让他读烂了，他“一读就是半天，他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郭金荣《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因此，我觉得我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一方面自己替自己梳理一下自己读书时的心得（这也是我的读书笔记），一方面可以给愿意读这部书的朋友一些额外的资料。
一部大书，294卷，写了1362年的史事，这样的大书，我要做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抠出来，因此，成文就会比较琐碎，希望我能把这件事完完整整地做完。
（司马光彩像）
以上是废话，相当于“某某曰”，接下来是正文。
《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就是：
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三国分晋）
这是《资治通鉴》时间轴的上限，就是说，这部书写历史，是从“三家分晋”这件事情发生开始的。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而这个时间点，也基本上被认为是春秋与战国的分界。也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名存实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政治结束，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
其实这跟《史记》中的《六国年表》有出入，司马迁的《史记》把476或者475年这个时间点作为春秋和战国分界线。何以司马光要把另外的时间点作为春秋战国分界线，而这个时间点又选在这一年呢？当然，这件事很重要，重要的甚至可以用来划分时代，但司马光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做为显然额外另有深意。
之前的晋国其实就在魏、赵、韩三大家族的控制之下，国君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但在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就是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晋国的三位国务官（大夫）：其中魏斯担任魏国国君，赵籍担任赵国国君，韩虔担任韩国国君，晋国的广袤国土从此被三家瓜分殆尽，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其实，这三家早就占了大部分晋国土的，只是到这公元前403年这一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
（周天子的封拜仪式）
问题就出现在里，三家分晋国的土地可以，但周天子的分封是实质性的，三家由此有了“名分”，名正言顺地分晋了，“名分”这件事让司马光大发议论，就是紧接下来的第一自然段：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天子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遵守礼教，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官位，官位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官位，官位就是君主、臣民。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在政府中的关系和位置。
显然这才是重点，司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他是坚决抵制改革的，他对变法改革，要做坚决的抵制，因此，他要借史说事，历史上周王朝连名义上的王朝也不存在的原因就起始于“三家分晋”，而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是威烈王分封魏、赵、韩这件事，这件事，周王朝的前任帝五是没有做过的，是威烈王改变了礼，改变了分，改变了名。因此，以史为鉴，我们大宋也不能改革啊。
（王安石变法）
不过在宋英宗让他开始写书的两年之后就去世了，然后是激进的宋神宗继位，虽然宋神宗还让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继续写下去，并供应一切应有的条件，但宋神宗更喜欢（或者是崇拜）变法者王安石，因此，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大部分时间里，司马光都跟他的政敌王安石在做斗争，一部书写了十九年，写完时，司马光已经66岁了，政治生命随着在自然法则的无情之下基本走到尽头，尽管《资治通鉴》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1085年，宋神宗就去世了，王安石的变法也基本由此宣告失败。
但显然，写书的时间段内，司马光的情感基调全是对礼法、对名分，对“成法”的维护，他从骨子里反对变革。因此，司马光拿“三家分晋”这件事说事“起兴”就有的思想源头了。
如果司马光能活得久些，估计他还有可能为保守派多做些事情，只是，当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登基保守派占主动后的第二年，1086年，司马光就精力耗光，终于死去了，他为保守派做的事情就是以保守派的思想（其中以“三家分晋”为开头也是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写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大书。
不过他也不是对保守派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把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迫害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也算继续了他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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