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近代名人李劼人的祖上曾以医为业。到李劼人这一辈时李家已不再行医，但祖传下来了一张秘方——硃砂保赤丸药单。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41岁时即去世，留下了15岁的儿子李劼人以及李劼人的曾祖母、祖母、母亲，时全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出售自制的硃砂保赤丸。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在《一张“秘方”的故事》中回忆，小时候家中曾供有祖上留下的药王菩萨像，父亲曾讲他在28岁去法国以前，除开每月除从商号领取五两六钱银子利息外，家里生活就基本靠出售保赤丸的收入来维持。李劼人在1956年写的《自传》中说到：“我又设法把我家多年未制作的一种极有效验的硃砂保赤丸的方子找出来，由祖母制作出售，不到三个月居然卖开，每月有七八元钱的净利，这不但把必需生活费用解决，甚至还节余出来。”
为宣传硃砂保赤丸，1926年7月下旬，李劼人在《国民公报》上购买了多天广告版面，称硃砂保赤丸为“李氏独家秘制，行世八十余年”，“专治小þ（缺字，应是“儿”字）急惊风症状及其他风热等症”，并特别强调“慢惊风不治，购者注意”。所谓急惊风，《实用中医学》（1930）描述症状为：“急惊之候，身热面赤，抽搐上视，牙关紧硬，口鼻中气热”，其得病原因为“热盛生痰，痰生惊生风”“宜用凉剂”；而慢惊风症状为：“慢惊之候，多因吐泻，或因久泻，或因久疟而得之。身冷，面或白或黄，不甚抽搐”，其得病原因为“脾土极虚，中气不足，故寒痰壅盛”，需要“温中补脾”。按照传统中医学的说法，急惊风与慢惊风，一为阳盛一为阴虚，二者病理不同，用药也有差异。故李劼人在宣传硃砂保赤丸时特别注明慢惊风不治，以免错误用药。
硃砂保赤丸的广告中标明：“每大瓶二□二颗（缺字，应是“十”字），售价四千文钱；中瓶十一颗，售五二千文（注：原文“二”字前有“五”字，疑有误，应是二千文）；小瓶□颗（缺字，应是“五”字），售钱一千文；零售每颗钱二□文（缺字，应是“百”字）。”为方便读者对其价格有所认知，现将同期《国民公报》（1926年7月22日）刊登的露天电影广告中的价格：“男宾一千六百文、女宾一千文、幼孩八百文”进行对比，中瓶硃砂保赤丸的价格大概等于女宾看一场电影的费用。
由此看来，硃砂保赤丸的价格能被大众接受。价格虽然低廉，但硃砂保赤丸的药效不错。李劼人的女儿李眉曾写到：“小时候我们家在磨子桥（今状元街）和指挥街住时，我几乎每天都听到大门外时不时有人高喊：'买丸药！’我母亲（即李劼人妻子杨叔捃）问明病情后，就用干净白纸视情况包几粒或十几粒丸药卖给来人。”由于销量甚佳，李劼人还“定制了一批小玻璃瓶，封口仍用秫秸秆，但用蜡焊封。同时，李劼人还写了约两百来字的说明书，印在五寸见方的嘉乐纸上，用来包裹药瓶。”后来全家搬到郊外菱窠住的时候，杨叔捃也未停止制作硃砂保赤丸，并在城内找了一家中药铺代售。
硃砂保赤丸的“总代售处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内华阳书报流通处”，此处原为清末傅崇榘开设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专售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新潮书刊杂志，为当时成都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傅崇榘后赴松潘任知事，便将该处交与江安人陈岳安打理，改名为“华阳书报流通处”。李劼人与陈岳安交往甚深，李劼人等人创办的《星期日》周刊发行人即为陈岳安，故朱砂保赤丸放在这里销售也就顺理成章。
李眉也记录下硃砂保赤丸的配方：“按以前十六两市制计算，有：雄黄一钱（飞净）、浆子（巴豆）一钱、胆南星一钱、麝香五分、牛黄五分、朱砂一钱（飞净），以上各药加干面糊一两和匀，其中巴豆要先用面裹后再微火上烘烤，然后剥去外壳，再用纸包起来将油榨干。药丸颗粒比绿豆略小，做好后再汆一钱朱砂。”
1950年，李劼人将此秘方送给长顺街一家老药铺，用以造福更多百姓。此举与宋代文豪苏轼公布“圣散子”秘方异曲同工。苏轼在《圣散子叙》中详细描述过此事。朋友巢谷获得“圣散子”秘方珍视万分，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授，在苏轼多次恳求后才传授于他的儿子（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但传授秘方有一个前提：要求苏轼发誓（指江水为盟）不再将此方外传他人。苏轼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后遭遇瘟疫（谪居黄州，比年时疫），为救助百姓才“违约”将该药方传给名医庞安时，因此而救活无数百姓（所活不可胜数）。
两位四川籍文人都可凭借制药秘方盈利，但却都毅然公布药方以造福百姓，事隔千年，二位文人风骨与善举，当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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