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孔、曾、思、孟的学说为依据，结合《五行》的相关内容，旁参庄子的“坐忘”“见独”，从心学的角度阐述了孔孟的慎独观，同时，也指出了郑玄以来的以朱熹为代表的“谨慎独处论”的偏颇之处。第一，《大学》《中庸》谈论“慎独”之处，皆无“谨慎独处”之谈，所以，“谨慎独处论”的慎独观，脱离了孔孟“慎独”的原义。第二，《大学》《中庸》谈论“慎独”之处，皆是对“心性道体”的指示，所以，孔孟的慎独观，是回归自性之谈，《五行》证实了这一观念，所谓慎独，就是“舍夫五而慎其心”。然而，这个作为“心性道体”的“心”又是什么呢？本文依据孔孟典籍，皆作了如实说明。
儒家 慎独 心学
“慎独”是孔孟文化中的非常重要的修养方法，然而，经过后人的解释与发挥，这种修养方法却远离了孔孟“慎独”的本义，形成了冠之以孔孟之名的“谨慎独处论”，所谓“慎其闲居之所为”“恒慎其独居”。郑玄、孔颖达、朱熹等诸多学者皆持这种观点。为了显发孔孟“慎独”的本义，今依据孔、曾、思、孟的重要典籍，结合帛书《五行》的相关内容，旁参《庄子》的“见独”和“坐忘”，试从心性哲学的角度阐述孔孟的慎独观。
汉代以来，郑玄、刘昼、孔颖达等，把孔孟的“慎独”解释成为：谨慎独处，扼制邪恶”。这种慎独观，我们称之为“谨慎独处论”。宋代朱熹之前，这种“谨慎独处论”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到了朱熹之时，由于他显赫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对儒家文化和“谨慎独处论”的特别主张，“谨慎独处论”也就几乎成了诠释孔孟慎独观的定论。
孔孟之后，直接阐述孔孟慎独观的，当属东汉时期的郑玄。针对《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下注云：
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1]
《中庸》的这段经文，明明是说“君子慎其独”。可是，到了郑玄这里，却成了“小人慎其闲居之所为。”可以说，郑玄的这段注释，既改变了《中庸》原文的主语，也改变了《中庸》原文的宾语。《中庸》原文的主语是“君子”，郑玄释文的主语是“小人”。《中庸》原文的宾语是“独”，郑玄释文的宾语是“闲居之所为”。郑玄对原文主、宾成分的改变，导致了慎独原义的根本改变。
对于这段经文，[唐]孔颖达作了相同的注释，也犯了相同的错误。
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2]
按照孔颖达的解释，君子内心深处，潜伏着许多罪恶，因此，君子在独居之时，应该特别地谨慎，以防其罪恶彰显。我们认为，“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的人，不属于孔孟所说的“君子”。“恒慎其独居”“谨慎守道”的功夫，也不是孔孟所说的“慎独”。下文将作详细论述。
北齐刘昼说：
善者，行之总，不可斯须离也。若可离，则非善也。……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显，昏惑之行，无有隐而不彰。惰操于明，行悖于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则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则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盗钟掩耳之智也。[3]
刘昼所说的这个“善”，既不是“行之总”，也不是“不可须臾离”的。若言“善”是“行之总”，那么，“善”也应该是“恶行之总”。若言“善”是“不可须臾离”的，那么，正作恶时，善又在何处？显然，把“善”当作“不可须臾离”的“行之总”，这是错误的。这种所谓的死守善道，不是孔孟所说的慎独，反而违背了孔孟的慎独。
综上所述，“谨慎独处论”所说的慎独，是慎其“独处幽居之时的恶念”，而不是慎其“独体”。恶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慎“恶念”便是慎“多”，而不是慎“独”。独者，本也。多者，末也。孔孟的慎独是慎“独体”，慎“本源”，而不是慎“现象”。
朱熹解读孔孟经典之时，凡是遇到形而上学之处，他皆以猜测的方式进行推理。因此，导致了朱熹对孔孟慎独观的误解。朱熹《大学章句》云：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恶而卒不可掩，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
朱熹《中庸章句》云：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朱熹所慎的这个“独”是什么？朱熹认为，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那么，这个“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又是什么呢？朱熹认为，就是“人虽不知而己独知的恶念”。我们认为，恶念是生发出来的，因此，恶念属于“末”，而不属于“本”。恶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恶念属于“多”，而不属于“独”。朱熹所说的慎独，是慎“恶念”，慎“多”，而不是慎“独”。
孔孟的慎独，就是返本还原，就是《五行》所谓“舍夫五而慎其心”。君子经过一番“舍五慎独”的功夫，体认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根本”，也就完成了君子修行的第一步，所谓已经“明明德”，所谓已经“知天命”，所谓已经“致良知”。至此之后，更作“亲民”的功夫，所谓事上锻炼。通过事上磨练，圆满人格，所谓“止于至善”。
朱熹到了晚年，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孔孟之道的误读。朱熹《答张敬夫书》云：
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勿自欺”处，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间，其亦误矣。方窃以此意痛自检勒，懔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讲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作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4]
旧时，朱熹注释孔孟经典，只是依文解义，至于经典宗旨，则全不相应。今时，朱熹体人圣人之道，已经稍有相应，故将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并且特别地指出了自己对孔孟“慎独”的误解，且告诫后人，切莫再犯“推衍文义”“屋下架屋”的错误。可见，朱熹晚年之悟境，及其悲世之仁心。
孔孟的慎独观，不是“谨慎独处”，而是返归这个“独体”，契合这个“独体”，所谓回归自性。试看《大学》《中庸》是如何说的。
依照《大学》的观念，“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者，体也，道也，独也。末者，相也，器也，多也。万事万物，同一本元。这个本元，绝待无对，独一无二，故称之为“独”。《大学》所说的慎独，就是“慎”这个“独体”，就是“慎”这个“大本”。《大学》云：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段经文，从二个方面说明了慎独。第一，勿自欺。香即香，臭即臭，善即善，恶即恶，自家良知见得分明。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正是昧却自家良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第二，诚于中，形于外。这个“中”是指什么？《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时，又是个什么？只是这个生发喜怒哀乐的“中”，只是这个空寂圆明的“独”。君子之慎，唯在于此。
《大学》接着又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朱熹的解释是：“虽幽独之中，而其善恶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5]我们认为，“十目所视，十指所指”，这是个比喻，比喻人之良知，昭昭明明，善恶之念，是非之行，皆无可逃其照察也。
我们要了解某一概念的内涵，便不能脱离开它的语境。因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借助于其语境而显示出来的。我们试看《中庸》是如何说慎独的。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第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说“道是不可须臾而离的。第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说“
以上这段经文，根本没有提及“独处”之事，更未提及“独处之时的善恶之念”。既然如此，以朱熹为代表的“谨慎独处论”，便是与这段经文毫不相干的。
在中国文化里，只有这个“道”才是“不可须臾离”的——永恒常在的。只有这个“道”才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无形无相的。只有这个“道”才是“独”的——独一无二的。君子之慎，唯在于此。
孔孟所谓的“内”，乃无形之体。所谓的外，乃有形之用。既有其体，必具其用，即便是“行之在心”，此“行”也属外显之用。孔孟的内外本末之说，皆属此意。
《礼记·孔子闲居》中的“三无”之说，显示了孔子的“独体无形”的观念。
子夏曰：五至[6]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三无之名，假事而立，归元至本，唯是一心。此心非声，乃诸声之母。此心无形，乃诸形之根。此心无相，乃诸相之本。何以故？若无此心，何以能乐？若无此心，何以能礼？若无此心，何以能丧？此心是万行之本也。
对于孔子的“三无”，孔颖达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他说：“此三者，皆谓行之在心，外无形状，故称为'无’也。”[7]行之在心，已属有形，所谓心理现象，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无”义。孟子说：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8]
孟子所说的这个“性”，即是君子所慎的“独”。这个性体，虽大行而不能加其分毫，虽穷居而不能损其丝发，虽在圣而不曾多得分毫，虽在凡而不曾少得丝发。这个绝待无对之“性”，内生仁义礼智之德，外现仁义礼智之相，所谓“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孔颖达的“行之在心，外无形状”与孟子的“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再看《五行》〈经9〉：
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
《五行》《说9》释云：
金声而玉振之者，动□而后能，形善于外，有德者之□。[9]
“金声而玉振”，正是“形善于外，有德者之□”。金声而玉振，德性而外显，岂是孔颖达所说“行之在心，外无形状”？君子之德，成于内，形于外。内者，德之本也。外者，德之相也。有其内，必有其外。有其本，必有其末。内外一如，本末不二，君子之德，和乐之相也。
人之德行，总名为五，所谓仁行、义行、礼行、智行、圣行。五行之德，源于一心，若欲达本，当须返归，所以《五行》云：“舍夫五而慎其心。”《五行》不说“慎五”，唯言“慎独”——“慎其心”。《五行》不但不“慎五”，反而说“舍五”。为何“舍五”呢？这是因为，五行是独体之末，独体是五行之本。君子之行的第一步，当须舍末归本。若着于末，则难悟其本。若不悟本，则成循规蹈矩之盲行。所以《五行》令人“舍夫五而慎其心”，缘夫末而识其本，所谓“返本还原”是也。
“慎”，从“真”，从“心”，是指特别地认真，特别地追求。“独”就是“只有一个”，独就是“唯一”。我们的念头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不是“只有一个”，它不是“独”。那么，这个“独”又是指什么呢？它就是指这个独一无二的“心体”，是这个“心体”生出了这许许多多的念头，是这个“心体”生出了这许许多多的行为。《五行》〈说7〉可以作个证明：
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10]
按照《五行》的观念，所谓慎独，就是舍夫五而慎其心，就是舍夫多而慎其独。“谨慎独处论”却恰恰相反，而是舍夫心而慎其五，忘夫独而慎其多，结果，只作了个扬汤止沸的表面文章，未达釜底抽薪之根本解决。
《五行》〈经22〉也说明了“心”的统领地位。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后，莫敢不后。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11]
心是耳目鼻口手足六官之君，也是耳目鼻口手足六官之主。君者，独也，主也。六官者，多也，臣也。君之与臣，何者为独？何者为多？答曰：君为独，臣为多。心与六官，何者为独？何者为多？答曰：心为独，六官为多。按照《五行》的慎独观，慎独便是慎乎其心。为何慎乎其心？这是因为，心是六臣之君，心是德行之本。达其本，摄其末，君臣合道，本末一如，此乃人格的圆满完成。
按照《五行》的观念，君子的修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善”的层次。二是“为德”的层次。
“为善”的层次，即符合规范的外显行为。外显行为，有始有终，所以《五行》云：“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
“为德”的层次，虽有善行之相，却不落有为之迹。摄万行于一心，汇妙德于独体，所以《五行》云：“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
对于“为善”“为德”这两个层次，《五行》〈说8〉作了解释：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言与其体[12]始，与其体终也。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13]
“为善”，是指外在的善行。外在的善行，有其开始，也有其终结。“为德”，是指内在的德性。内在的德性，它不会随着某一善行的开始而开始，也不会随着某一善行的终结而终结，它是一个恒定的内在规定。君子之行，显乎肢体，归于一心，见乎有为，汇于无为。有为者，末也。无为者，本也。本末一如，原本不二。然而，人之所行，多落于末，为末所障，故须暂舍其末，暂离其五，返观自鉴，神会独体，故《五行》云“舍其体而独其心也”。
《五行》〈说7〉也说明了“流于形式，忽视根本”的危害性。
差池者，言不在哀绖。不在哀绖也，然后能至哀。夫丧，正绖修领而哀杀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14]
欲见其独，当观其心，明见其心，谓之见独。若舍其心而逐其末，那么，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必然会君臣失位、天下大乱。
总之，所谓慎独，就是“舍乎有为之相，慎乎无为之心”，就是“舍其体而独其心”。“舍其体而独其心”的功夫，虽有取舍之嫌，然而，也初始功夫之必然。
孔孟之言礼，有“以多为贵”之谈，亦有“以少为贵”之说。多者，独体之现象也，德性之发扬也。少者，现象之源头也，发扬之根本也。有体有用，即少而多，大礼之相，原本如是。可是，后人只取“以少为贵”，而不知“其多也美”，拘于少而避乎多，实为取一端而为中庸，实非真儒家之行也。《礼器》言礼，分为二义。一者，礼相之谈，所谓德性之发扬。二者，礼体之论，所谓万德之根本。
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
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15]
礼之以多为贵者，便是就相而言，也是据外而论。君子遵道而行，举止有度，进退有节，皆德性之发扬，也心体之妙用。德性之发扬，心体之妙用，生生不息，无穷无尽，故君子之德相，岂不“以多为贵”？若死守内寂，固执少寡，而不知“以多为贵”“以多为美”，则非君子之行也，故君子之行，当乐其发也。
礼之以少为贵者，便是就体而言，也是据内而论。万德之行，诸礼之显，皆独体之作。这个独体，独一无二，至简至易，假名为少。少者，一体也。多者，多用也。一体多用，原本如此，故《五行》云：“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唯取“少之为贵”，而不知“多之为美”，非内外一如君子之行。迷本妄举之人，执偏以为全，摸像以为真。然圣人之道，依本而统末，据理而成事，故有内寂外乐之德，故先圣之礼，非内外多寡之假名所能表也，所谓“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
君子乐其发也，明体而发用。君子慎其独也，缘用而悟本（独）。和乐发用，归宗致本，乃心之全体大用。
孔孟文化中有“慎独”，庄子文化中有“见独”。孔孟文化中有“舍五”——舍仁、舍义、舍礼、舍智、舍圣，庄子文化中有“忘四”——忘仁、忘义、忘礼、忘乐。今试旁参庄子的“见独”和“忘四”，以说明孔孟的“慎独”和“舍五”。
在孔孟典籍中，描述慎独的章句，寥寥数语，未尽详细。面对这寥寥数语，初做功夫的人，难免会有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就需要借助于庄子的“见独”而旁通孔孟的“慎独”。
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16]
庄子的“朝彻”，这是个比喻，比喻明德之性，朗然现前，犹如平旦之时，迷梦初醒也，光明朗然也。功夫至此，方可见独。庄子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的过程，相当于孔孟的“舍夫五而慎其心”的过程，见到了这个独体（见独），即是慎独过程的完成。孔孟的慎独，便是要体认到这个“独”，便是要回归到这个“独”。这个“独”，生发万相，量绝古今，佛家谓之“佛”，道家谓之“道”，儒家谓之“明德”，谓之“天命”，其实，乃一事实而假多名矣。
《五行》中有“五舍”之说，所谓舍仁、舍义、舍礼、舍智、舍圣。《庄子》中有“忘四”之谈，所谓忘仁、忘义、忘礼、忘智。今作个对比，以旁通孔孟之道。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7]
仁义礼乐之教，乃圣人化民易俗之作，百姓依而行之，自然受益无穷。然而，若不明圣人制教的本怀，而是死板地执着在五行之相上，那么，这种死板地执着，也就成了通达圣贤之道的障碍，故当化解之，故当忘却之。化解了固执，忘却了行相，此时，空旷包含，通达无碍，这便是“坐忘”，便是“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慎独，就是“舍夫五而慎其心”“弃夫末而归其本”的过程。详而论之，就是追究仁、义、礼、智、圣等五行的源头，就是体察仁、义、礼、智、圣等五行是从何而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心”。仁、义、礼、智、圣等五行是从心而起的，是心的现象，心是仁、义、礼、智、圣等五行的本源。若无此心，眼则不能见，耳则不能闻，意则不能思，行则无由发，所以，“慎其心”就是慎乎五行之本。实际地体认到了这个本，便是“知”了“天命”，便是“明”了“明德”，便是“致”了“良知”，便是“见”了“独”。慎独而后见独，见独（悟心）而后“能为一”。所以，见独之后，不可死守独体，当发起五行，于人事上锻炼，这便是《大学》所说的“亲民”。待得德行圆满时，这便是《大学》所说的“至善”，也是《五行》所说的君子的“以多为一”的境界。《五行》〈经7〉云：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五行》〈说7〉云：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仪者义也。言其所以行之义之一心也。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
君子慎其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18]
君子经过一番“舍五慎独”的工夫，便能体悟到这个“独”。体悟了这个“独”，便能逐渐地达于这个“一”。然而，这个“一”，却不是一个“独悬之一”，而是一个“一多相融，万相一如”的全体，简称为“一”。
总之，孔孟所主张的是“慎独”，而不是慎多。独也者，便是这绝待无对的“独体”，也叫做不可须臾而离的“道”，这是万行的本源。多也者，便是这各种各样的“作用”，也叫做生生不息的“事相”，这是独体的现象。一心是五行之本，五行是一心之用。借五行之用，返一心之本，便是孔孟的“慎独”。明一心之体，发五行之用，便是孔孟的“能为一”。由五行而慎独，由慎独而见独，由见独而能为一，此乃孔孟所指示的君子进道之阶。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中庸》卷五十二。
[2] 同上。
[3] 《刘子校释》卷二，傅亚庶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106页。
[4] 朱子《答张敬夫》书，参见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5]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6] 五至：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
[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孔子闲居》卷五十一。
[8] 《孟子·尽心上》。
[9]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35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0]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31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1]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60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2] 体：肢体行为。下同。
[13]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34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4]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32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5]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52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6]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17]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18]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31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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