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于兼通，故无惭于即事。（释文）自古以来，擅长书法的人，汉魏时期有钟繇、张芝的卓绝，晋代末年有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堪称精妙。王羲之说：“我近来研究各家名人的书法，钟张、张芝确实绝妙五伦，其余的不足观赏。”可以说，钟繇、张芝去世后，能够继之而来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和钟繇、张芝相比，与钟繇不相上下，或者说超过他。张芝的草书，我是可以与他并列的。但是，张芝为了精准熟练，临帖学书，以至于洗笔的墨黑尽整张池塘。假如我也像他那样刻苦专研的话，未必就比他逊色。”这是我推举张芝，而自认为超过钟繇的意思。考察王羲之书法的专精与擅长，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前人的法则，但是他能够搏采众长兼通各体，因此是无愧于此事的。
（二）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醇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释文）评论书法的人说：“他们四位有才能的人，称得上古今独绝；但是今人的书法总体没有达到古人的水平，古人的书法风格质朴，今人的书法风格妍美。”然而质朴的风格是因循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妍美的风格也会随着风俗的变易而改变。虽然文字的产生，最初是为了记录语言的需要。但随着时代的迁移发展，由醇醨变为淡薄，由质朴变为华美。继承前者并有所变革，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最可贵的就在于，既能继承古人的法则而又不背离时代的潮流；既能追求当今的风尚而又不同流于他人的俗弊。正所谓“文采与质朴匹配，才是君子的风范。”何必放置华丽的宫殿而去住古人的洞穴，舍弃精美的宝车而去乘坐原始的无幅车呢！
（三）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而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释文：评论又说：“王献之赶不上王羲之，如同王羲之赶不上钟繇、张芝一样。我认为如此评论大体上是得到要领的，当是没有详尽说出它的原由。而且钟繇专长楷书，张芝精于草书，二人的的优长，王羲之兼而有之，要用王羲之的草书来比张芝的草书，那就缺了王的楷书。要用王羲之的楷书来比钟繇的楷书，王的草书胜出。王羲之虽然专工差些，但博采众长，涉及面广，综合前后来看，评论者的话不能说没有出入，彼此各有长短。
（四）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本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释文）谢安素来擅长书札，可是他看不起王献之的书法。有一次，王献之写了一封自认为佳字书信给谢安，以为他必会珍存起来。那知谢安当即用来信的后面回复了他，王献之常引以为恨事。谢安曾经问过王献之：“你的书法比你父亲如何？”王献之回答：“可以胜出。”谢安说：“众人的议论可不这样认为。”王献之又答：“他们哪里懂得？”王献之虽然用这句话否定了谢安的评定，但他自称胜过其父亲，不是也太过了吗？况且一个人立身处世，扬名声，首要尊父显母。有条里巷名为“胜母”，曾参就是因为其名不孝而拒绝进入。王献之继承王羲之的笔法，虽然略得一些法则，实际上恐怕还未原原本本承袭家学。何况他又假托是受了神人的传授，以尊崇家学规范为耻，用这个来成就他的学术地位，岂不是和不学无术的人一样么？
（五）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谓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渐。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释文）后来王羲之要到京城去，临走时在墙上写了几行字。走后，王献之暗地里把父亲的字给拭去，然后自己在原处另写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王羲之回来看到，叹息了起来:“我出门的时候真是喝醉了，字写得差呀！”王献之听到后内心深感惭愧。从这里可知道王羲之比起钟张来，那是各有专长。钟长于楷，张长于草，王羲之兼真、行、草三者，这是有分别的。而王献之不及王羲之，这是没有什么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