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中/文
摘 要：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认为，格高是衡量诗歌艺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格高的内涵是崇高的人格、丰富的学问与瘦硬的风格。黄庭坚诗、书在奇崛瘦劲的风格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瀛奎律髓》；格高；黄庭坚；诗书；瘦硬劲健
一、《瀛奎律髓》中“格高”的含义
今人论元代文学批评，以方回为大家，而方回诗论，首推“格高”。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张泽民《梅花二十首》批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诗以格高为第一，三百五篇，圣人所定。不敢以格目之。然风、雅、颂体三；比、兴、赋体三，一体自是一格，观古自当得之于此心。自骚人以来，汉苏、李，魏曹、刘，亦无格卑者，而予乃创为格高格卑之论，何也？曰：“此为近世诗人言之也。”
当代很多学者对方回“格高”的内涵作了不同解释。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方回的格高指的是人格美和诗歌苍健风格美的统一，这是从美学观念上来阐释的。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基于方回对诗歌的现实性、时代感的看重，认为方回格高强调的是人格与诗歌的关系，要求提高作者的思想品格修养和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写。李庆甲说：“方回所说的‘格高’是指诗歌苍劲瘦硬的风格。江西诗派以具有这样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作为江西诗派后起的中坚，方回所尽力维护和发扬的正是这种风格。他对于‘拗字’‘变体’等手法的总结，却是属于经由炼字炼句以达到这种风格的实践途径。”[1]
其实，无论是“格高”还是“格卑”，都非方回首创，在他之前，唐代皎然《诗式》早有“格高”、“体贞”、“调逸”、“声谐”等说。宋代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一有《诗有格高有韵胜》条云：“予每论诗，以陶渊明、韩、杜诸公皆为韵胜。一日见林倅于径山，夜话及此，林倅曰：‘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此“格高”之说为方回所继承。“格高”说在方回诗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方回倡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祖指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方回对居“三宗”首席的黄庭坚，自是推崇备至。他的《送李伯英》诗曰：“论宋勿论唐以前，文名第一欧永叔，诗名第一黄庭坚，节义第一文丞相，三士鼎峙撑青天。”（《桐江续集》卷二十六）
在江西诗派式微、萎靡诗风弥漫的晚宋及金元诗坛，方回力图起衰救弊，推出“格高”的江西诗派，引导人们通过学习江西诗派而学习杜甫，继承“诗史”的优良传统。但对于“格高”的内涵，方回没有作出具体阐释。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说中大致推知。
首先在江西诗为什么格高的问题上，方回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江西诗人识见高、学问深、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在《刘元辉诗评》中认为，黄庭坚“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而格及天下之高”（《桐江集》卷五）。“无一书不读以养其力，无一息不存以坚其志”，有“数万卷之心胸气力鼓舞跳荡”，方能有“一斡万钧”之力，有“一贯万古之胸”，才会有“一斡万钧之势”（《桐江集》卷五）。所以，江西诗能反映出诗人高深的学问，这是江西诗格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江西诗人往往具有高尚的人格。方回《跋孙元京诗集序》云：“人品高，胸次大，学问深，笔力健……诗如奕棋挽弓，高一着决定高一着；臂力弱者，虽欲强进分寸不可也。”方回在这里直接强调了人品对诗品的决定意义。《张泽民诗集序》又云：“《大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彼尘污俗染者，荤膻满肠胃，嗜欲浸骨髓，虽竭力文饰外，自以为近，而相去愈远。古之人，虽闾巷子女，风谣之作，亦出于天真自然，而今人反是……青霄之鸢，非不高也，而志在腐鼠，虽欲为凤鸣，得乎？”（《桐江集》卷首）这显示了方回对人品的重视。
再次，“格高”又表现为“力”与“劲”。方回评黄庭坚《观王主簿家酴醾》诗“格律绝高，万钧九鼎不可移也”[2]193。
二、黄庭坚诗、书风格“奇崛劲健”的一致性
1．黄庭坚诗歌的奇崛劲健
作为一代文化巨匠，黄庭坚首先是以诗文名世的，由儒而兼佛道，学问富赡，人格崇高，自不待细论，而其在诗、书上的成就也早被世人熟知。其实，方回对江西诗派的大力推崇，所言“格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调诗歌具有奇崛瘦劲的风格，这与黄庭坚书法风格的奇崛瘦劲有明显的一致性。
首先，关于黄庭坚的诗歌风格，从他的同时代人起，论者就多以“奇”来概括。陈师道称“黄鲁直以奇”，“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后山诗话》）。魏泰评其诗“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金人王若虚则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滹南诗话》）清人评黄诗为奇者更多，如吴乔称“山谷专意出奇，已得成家，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围炉诗话》）。陈訏谓“黄山谷诗，语必生造，意必新奇，想力所通，直穷天际，宜与眉山颉颃”（《宋十五家诗选·山谷诗选》）。无论褒贬，都揭示出一个“奇”字，确实概括了黄庭坚诗风的主要风格。“奇”是一种反传统、反流俗的品格，是与众不同、标新立异。黄庭坚是一位有着强烈创新意识的艺术家。他在《题〈乐毅论〉后》中说：“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内集》卷二十八）可见，他于诗歌、书法都持这种观念。诗歌中，他注重句中炼字，尤其在动词的选用上追求新警，在声律上也变化出奇，用韵不拘一格，有时以险韵显示功力。在律诗中或运用不合平仄规范的拗句，或有意使对偶不切，产生奇崛顿挫之感。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也是他翻新出奇的一个重要手段。“以俗为雅”是指在典雅的文言中参以若干方言俗语，打破文言固有的优雅匀称的熟腔滥调，使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在修辞方面，他也以奇制胜，出人意表。如《律髓汇评》卷二十七，《观王主簿家酴醾》一首：“肌肤冰雪熏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输与能诗王主簿，瑶台影里据胡床。”方回评曰：“前辈谓花多譬以美妇人，此乃以美丈夫为比，自山谷始。”
其次是瘦硬劲健。所谓瘦硬就是和唐诗传统的“丰腴”、“熟软”反其道而行之。黄庭坚追求意象的清淡、语言的朴素，拒绝华藻，多用白描。对诗歌意象的描述，多用枯、木、苍、老、寒、瘦等形容词，给人以清冷寒疏、清健瘦劲的感觉。这种美学境界就是他所说的“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黄庭坚在诗歌上学习杜甫，效法韩愈，得其拗健瘦劲精髓。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曰：“山谷所得于杜，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以易夫向来一切意浮功浅，皮傅无真意者耳；其于巨刃摩天，乾坤摆荡者，实未能也。”“山谷之学杜、韩在于解创新意造言不似之，政以离而去之为难能。”
2．黄庭坚书法的奇崛瘦劲
黄庭坚书法之“奇”，反映在他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书学思想上。他首推二王，称“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跋法帖》）。“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右军真、行、章草稿无不曲当其妙”（《题绛本法帖》）。在后来的书家中，黄庭坚认为，能得右军神髓者当推颜真卿与杨凝式。《跋东坡帖后》云：“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禇、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内集》卷二十九）。但是，对黄庭坚书风起重大转折作用的是他中年以后对《瘗鹤铭》和怀素草书的继承和发扬。他告别自己前期钟爱王书的阶段，一反常态，径自入手大字摩崖焦山刻石《瘗鹤铭》，并以篆笔为之，最终走出了一条以故为新的创作之路，开创了一种戛戛独造、奇崛瘦劲且迥异于时代的书风。苏轼赞曰：“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3]明张丑《跋山谷行书〈曹植诗帖〉》云：“真是绵中裹铁，每于拙处见奇。”其草书得张旭之圆劲飞动，徐浩之婉美，但更主要的是取法怀素的狂草，尤得力于其《自叙帖》。黄庭坚曾自述：“晚学长沙小三昧，幻出万物真成狂。龙蛇起陆雷破柱，自喜奇观绕绳床。”（《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其《跋怀素〈千字文〉》有云：“尝见怀素师《自叙》草书数千字，用笔皆如劲铁画刚木。”可以从中发现他于怀素草书的悉心用功。
黄庭坚书风的“瘦劲”，可以用一“健”字来概括。“健”是一种骨感，它的美学境界就是“皮毛剥尽，唯有实在”（《山谷内集诗注》卷十四）。李日华《石砚斋笔记》卷一云：“山谷老人喜书老宿法语，笔力壮健，亦如树古藤缠，水溅石泐，居然衲子风格。”“健”体现了儒家倡行的人文精神。《周易·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严羽的《沧浪集·答吴景仙书》云：“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惟笔力雄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劲健，又气象浑厚。”黄庭坚书法“健”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的行草中：中宫敛集，长画辐射，以特疏与特密构成了巧妙对比，形成辐射式字法结构。这种结构来源于《瘗鹤铭》，又经山谷的自由取舍而独具匠心地成为其书风主要特征。疏宕的长笔支撑在结密的中宫内，既潇洒飘逸，又结体稳重，自有一种峻挺英杰之姿，显得风神摇曳，美不胜收。同时，黄庭坚的行草常常以欹侧取势，跌宕瘦劲。即横画倾侧，左低右高，字的各部多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板取势。此种字形也来自《瘗鹤铭》。笔画劲健洒脱，不拘常态，笔锋爽利劲挺，时有战掣颤抖，故其长笔波势明显。山谷的这种笔法在瘦劲挺拔中又有顿挫的节奏。“在他的各体书法中，无论其体格如何变化，欹侧与瘦劲的特征总是一贯的，它突破了传统的蕴藉儒雅、方正中和的风格，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但劲爽中参以弹性，豪宕中兼具逸韵”[4]444。
可见，黄庭坚于诗歌、书法在审美趣尚上是相通的。清人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一《跋黄山谷书册》云：“双井老人书《庾兰成〈园亭诗〉》笔情闲逸，不为过于遒肆，殆与诗同意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鲁直诗如其字，自以气骨胜，非以格韵胜者。”前人“虽然普遍认识到诗文书画的相融相通，但在实践中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见，尤其能贯通诗、书创作的更是微乎其微，而既能贯通诗、书又能达到相当高度和深度的则首推黄庭坚”[5]171。
综上所述，黄庭坚于诗、书在创作上的相通性，对诗歌、书法及其他文艺创作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他认为诗人应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是创作前的必要准备。其次，把学习前人作品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要求作家必须在熟读和精研前人作品、充分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来创造自己的作品。如他在《与王立之帖》中说：“若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后，然后下笔。”再次，黄庭坚反对因袭模仿古人，强调必须在学古中化出新意，并创造自己特有的风格。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高子勉》），“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不论是‘夺胎换骨’还是‘点铁成金’，都是指学习古人作品，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然后得到启发，以构成自己作品的诗意和境界”[6]36，继而从笔和意两方面做到以俗为雅、以古为新，最终达到“左准绳，右规矩，中玉佩之音”，创造出既得古人真髓，又不同于古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1] 李庆甲．略谈方回的《瀛奎律髓》[G]//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2] 方回．瀛奎律髓[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苏轼．东坡题跋：卷四[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 黄宝华．黄庭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陈志平．黄庭坚书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转自《天中学刊》 2011年第3期 P96-98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