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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雅集题材绘画背后的文人情思与精神世界

文人雅集题材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中的一经典命题,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以士大夫集团为主要成员的文人集会,集会主要通过宴饮、游玩、谈诗、论画、舞乐、赋文等风雅活动形式进行,所以这一类文人集会被称为“文人雅集”,在中国绘画史上以此为背景出现的绘画命题则被称为“文人雅集题材绘画”。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人雅集活动数量众多,而最为耳熟能详且为后世流传的雅集主要有二,东晋时期的兰亭雅集和北宋时期的西园雅集。兰亭雅集由于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书法与赋文被世人所熟知,西园雅集则由于苏轼、黄庭坚、苏辙、米芾、秦观等文人名士及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而被后世不断描摹、追慕。

图1 李公麟款《西园雅集图》长卷纸本水墨 纵26.5 横406

图2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长卷绢本设色 纵29.5cm 横302cm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不完全统计,除去由李公麟创作、真迹现已无从考证的《西园雅集图》(图一),以此为题材进行过艺术创作的画家还有南宋马远,刘松年、赵伯驹,钱选、赵孟頫,明代戴进、唐寅、朱朗、仇英、陈洪授、李士达、周臣,清代石涛、华新罗、丁观鹏直至近代的傅抱石、张大千、陈少梅等人。据学者梁庄爱伦的考证,可查证的历代著录的《西园雅集》题材画作共四十七幅,她还见过存世的《西园雅集图》四十一幅,共计八十八幅。不但如此明代董其昌、清代八大山人、何绍基都曾根据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进行过书法创作。可见这一题材影响之深、流传之广。至此西园雅集绘画题材成为了一种文人阶层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映射。

图3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长卷绢本设色 纵29.5cm 横302cm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在中国封建历史中,北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达到历代顶峰,北宋文人相对自由、安逸,又基于崇尚风雅、格调的生活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文雅与精致的生活态度,更把书画怡情、诗词酬唱、舞乐宴饮、品茗饮酒的交往视为一种娱乐活动和生活常态,文会雅集则是这种生活的集中体现,因此可以说雅集活动在北宋时期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备、多元。无论是南宋文人、明代文人亦或是元代隐士都对于北宋政治、文化土壤下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无比的崇拜与向往,于是西园雅集作为北宋文人核心人物的集会,亦被不断传颂、神话,亦成为历代文人模仿、描绘的对象,与此相关的绘画、书法、赋文等题材的创作不断产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命题。

图4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长卷绢本设色 纵29.5cm 横302cm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府邸花园,据传北宋宋神宗元丰初年王诜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当代十六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雅聚,是时李公麟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书《西园雅集图记》。苏轼作为熙宁、元丰、元祐时代的士人领袖和文坛盟主,与其父、兄被尊为“三苏”,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是著名文人,四人以苏门弟子自居,时称为“苏门四学士”。从中国艺术史上看苏轼、黄庭坚、米芾是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三,李公麟、驸马王诜也是中国绘画史上顶尖的文人、画家,所以西园雅集可谓是集合了当时,乃至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绘画史上的“神”级人物,这种“偶像”崇拜也是令后世文人、画家心向往之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5 仇英《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52cm 横7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李公麟以降,历代描绘西园雅集的画家均以前人所作《西园雅集图》和米芾所作《西园雅集图记》和为基础,展开演绎与构思进行二次创作的,包括图记中人物情节、情态、动作、服饰,西园中的场景、植物、布置、陈设,乃至细微处的用具、古砚、香炉、瑶琴、羽扇。在此引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节选作为参照:“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环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

图6 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立轴绢本设色 纵152cm 横7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真迹已经不存,马远作《西园雅集图》(图二)(图三)(图四)也是可以考证到现存最早的一件,马远在参照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以及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的同时,更主观的进行创作,再现了西园雅集的情景,马远不但还原了西园雅集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的自然景色,甚至刻意夸大,索性把雅集会场直接由“西园”挪至深山茂林中,别有一番南宋山水画风的清凉萧疏之意。图中湖泊、小溪、远山、怪石、竹林、古松、渔夫、山民等元素的加入使画面更具诗意和自然野逸的趣味。马远以长卷为载体,采用三段式构图,画卷由右至左将观者徐徐带入。第一段由湖畔小路上的几名牵驴农人引入,湖岸边有一渔船,两名童子好像刚刚摆渡过湖,急着为雅集会场送上美酒、茶点。紧接着便是接天掩映的竹林和巨石遮住了视线,深山隐逸之气扑面而来,仿佛雅集之地在一处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

图7 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立轴绢本设色 纵152cm 横7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以竹林、巨石为界,紧接着观者便见到了雅集的主角——正策杖徐行前往的东坡居士,此处已与米芾题记中描写的情节有很大不同,马远营造的这种情节性和代入感更体现了作者的追慕之情和构创的参与感,亦有抬高、突显主角苏轼的设计。跟随苏轼的脚步,观者进入了情节的高潮部分,众人正围桌观看李公麟所作《归去来图》,文人们表情或饶有兴趣、怡然自得或神情严肃、若有所思,间有童子、婢女嬉笑玩闹,远处几名文人或在对景吟诗或临溪濯足。头顶微风拂叶、脚下溪水潺潺,马远的描绘更使北宋文人们添上一丝隐士高人的风采。或许是缘于画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相比北宋文人的热心政治、积极入世,马远笔下的人物更像是对朝政失望,放情山野,隐居避世的南宋文人,所以马远虽然描绘的是北宋西园雅集的故事,但是更多地已经是反映南宋文人的集会情形了。

图8 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立轴绢本设色 纵152cm 横7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以来,在以此题材进行创作的画家反而却并无过多演绎与创造,无论是唐寅、仇英还是朱朗,他们不是以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为蓝本,就是在临摹致敬前人所作,如清代丁冠鹏所作《西园雅集图》即题记曰:“摹仇英笔意”。由此我们反而可以从明清画家的作品中更清晰、客观的了解西园雅集的盛况。仇英作《西园雅集图》(图五)对米芾所作图记的相符程度是非常高的,全画有五组人物。一组簇拥着“主角”苏轼观看他撰文写诗,一组正围观李公麟作画,另三组则散落在图次要位置,一组在奏琴倾听,一组在对石挥毫,最后一组正相对讲经谈禅。画面的中心位置“主角”苏轼端坐在一块太湖灵石之前,表情沉静潇洒,头戴黑色纱冠身穿黄色道袍,手提毛笔在凝神思索的样子。在苏轼的左侧执扇而望的是西园主人、此次雅集的发起者驸马王诜。再侧,倚案而观的是文人、山水画家蔡肇,身后端坐而立的是苏门弟子、北宋词人李之仪。右侧案前手持书本的是苏轼的弟弟,“三苏”之一的苏辙,身后扶杖站立一童子。整组人物呈半环形,突显着中心位置的苏轼,为了形成这种映衬之势,仇英也将在米芾图记中本应散落而坐的苏辙安排在了苏轼同一桌的右侧。(图六)第二组人物则是晁补之、张耒、郑嘉会三人在次桌观看李公麟作《归去来图》(图七) 。这组人物关系参差错落,已无环抱衬托的势能,条案斜置,指向第一组人物的方向,在全幅画面中与后方的第三、四、五组人物对中央的苏轼形成一种“众星捧月”之势。对应在图记中,画面后方部分的几组人物分别为:石壁前,米芾正信笔挥毫题字,右侧是欣赏观看其题字的王钦臣,其左侧是捧古砚侍奉的童子;古松下盘坐奏阮的道士陈碧虚以及静坐倾听的秦观;最后一组是竹林中身坐巨石上讲说佛经的圆通大师和刘泾。(图八)

图9 朱朗《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67cm 横64cm

图中这五组人物共同构成一种文人风雅集会的理想化状态,每一部分都贡献出了文人士
大夫阶级为之神往的文化元素与时代特色。文艺上涵盖了绘画、诗文、书法、音乐;布景中有竹林、古松、芭蕉、灵石;陈设用具古雅考究,有古砚、钟鼎、素琴、美酒;甚至在宗教文化上也汇聚了儒、释、道三家。由此我们可以透过仇英所还原的西园雅集看出,米芾所作《西园雅集图记》描写的是一幅文人阶层向往的精神世界与理想化的交游状态。在《西园雅集图记》中米芾所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完备成熟的价值体系、文人情思与精神世界,不只是政治、文化方面的,甚至上升至宗教、哲学高度。以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元祐文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兼有道士陈碧虚与圆通大师代表的道、佛文化,这其中承载着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合流所带来的影响与推进,自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便完成了其真正意义上的交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释、道”思想不但在中国文学、政治史上相互促进、影响,更在中国美学价值体系上体现的更为明显,《西园雅集图》中这种“儒、释、道”三家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情节表现,正体现了后世文人、画家们理想状态下对宋代自由文化土壤的向往与歌颂。

图9 朱朗《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67cm 横64cm

朱朗,明代画家,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字子朗,号清溪,擅画青绿山水,为文征明入室弟子,仿文征明笔墨极似,所作多为文征明代笔。朱朗这幅《西园雅集图》(图九)题款嘉靖癸卯年,即1543年,人物用笔工细,设色富贵典雅,可以看出明显的文氏风格。与仇英所作《西园雅集图》一样,朱朗所作亦高度还原了米芾所作题记,画面中人物、情节、景致无一不完美还原,与前人不同的是,此作已带有明显的明代山水工细、甜腻、雅致的画风,在朱朗笔下,富丽华美的青绿山石配上白粉渲染的层层祥云,似乎有意为西园雅集的文人隐士们赋予了一种仙风道骨之气,将人物与事迹“仙化”、“美化“,更体现了画家对雅集文人们的向往憧憬之情与雅集本身的传奇色彩。朱朗的笔墨设色风格更加符合除文人以外的市民商贾的审美,这也反映了西园雅集题材此时已不再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欣赏的“专利”,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让他们的审美追求开始向更高层次的雅致、高格调的风雅题材靠拢,而《西园雅集图》正是此类题材中最为文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代表作之一。

图9 朱朗《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67cm 横64cm

西园雅集之所以不断地被后世文人、画家、画工重复模仿、诠释,是因为人们对宋朝文人士大夫风采、精神、格调的向往,亦可以看做一种怀古的情怀。如今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原本早已不存,《西园雅集图记》是否为米芾所作也无处考证,因此有学者怀疑此次雅集究竟是否为真实发生过的事时,还是后世为宋朝文人赋予的传奇色彩。因为通过查证,元丰年间此十六人的活动,不可能齐聚汴京王诜的家中,就连主人公苏轼此时也应该正在徐州任职。另一说法称,所谓西园雅集其实分别为北宋元丰二年(1079)和元祐二年(1087)的两次甚至更多次的集会,李公麟只是后来拼凑性地将数次聚会的场面结合在了一幅作品上,并不是现场完成。

图9 朱朗《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67cm 横64cm

但无论西园雅集史实的争议多大,依旧没有影响后世文人争相追摹的热情。可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也许西园雅集存在与否,真实史料在后世创作者的心目中,已经并不重要。一方面,后世文人群体的创作者崇敬于苏轼、黄庭坚、秦观、米芾等先贤的才华与个人魅力,另一方面更能感同身受于他们作为元祐党人不平的政治际遇,与怀才不遇。所以创作者们的潜意识中更把'西园'创作成一处文人可以“逃避”、“抒怀”、“精神栖息”的避风港。因此以西园雅集为题的书画创作更多彰显的不仅是他们的文化审美更是他们构筑的理想世界,反之他们亦赋予了西园雅集更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使得其成为一种精神格调的追求,并逐渐升华为一种符号化的理想生活与文化环境,最终造就了西园雅集成为中国绘画美术史中的一经典命题,亦让其具有了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

图9 朱朗《西园雅集图》立轴绢本设色 纵167cm 横6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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