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徐无闻先生的
碑帖研究
口述人：李伟鹏（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馆员）
徐无闻先生的碑帖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下列著述中。
1.《杜甫与书画》，载《草堂》1981年第2期。
2.《〈颜真卿书竹山连句〉辨伪》，载《文物》1981年第6期。
3.《现存秦汉魏晋篆隶石刻表》，载《词典研究丛刊（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4.《褚遂良书法试论》，载《书法》1983年第6期。
5.《篆隶书法简论》，载《书法自学丛帖·篆隶》，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6月。
6.《〈李阳冰书三坟记〉前言》，载《李阳冰书三坟记》，巴蜀书社，1987年7月。
7.《〈寰宇贞石图〉浅说》，载《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又收入《杨守敬集》第九册。
8.《成都西楼苏帖初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9.《〈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序》，载《杨守敬评碑记、评帖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
10.《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11.《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考辨》，1991年“中国秦代刻石书学讨论会”论文。载《稽古拓新集—曲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12月。又载《印学研究（2013）》“邹振亚先生纪念专辑”，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4月。
12.《寰宇贞石图叙录》，载《杨守敬集》第九册，谢承仁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
以上除6和12以外，皆收入《徐无闻论文集》，徐立编，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本文之引文在6和12中者，引自原书。其余引文引自《徐无闻论文集》，所标出处页码为该书页码。徐先生的碑帖研究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立足于书法史的碑帖研究
徐先生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序》中说：“从宋朝到清朝乾嘉年间，研究碑刻者大都以学术考证为主，用以羽翼经史，对于书法艺术只是附带地简略品评；研究法帖者，虽重在书法，但又偏于考辨真伪和记述源流。总之，都没有重在书法艺术，把数以万计的碑帖看作书法史的实体。”（237页）这种偏颇的碑帖研究现象，其实到今天仍然差不多。碑帖作为文史研究的对象且不说，即便在艺术的范围内研究碑帖，较多的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碑帖的版本上，讨论的是“物件”的问题，譬如某字完好或多存某个笔画，或有某人题跋钤印，等等。多存字则拓得早，早拓则稀有。经过名人收藏，则有身份，则名贵。总之，注意力似在拓本的稀罕和身份上。而于这件碑帖的书风、书家和书史的意义，深入探讨不多。
徐先生的碑帖研究不是这一路。他在《褚遂良书法试论》中，列举褚氏名下的碑帖二十余种（包括墨迹），把褚氏的书迹网罗无遗。首先进行的是辨伪存真，二十余种碑帖逐一讨论，得出真正可靠的只有四种：《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然后是对这四种可靠作品从用笔到结构的深入分析，并将其放在时代的坐标上进行比较。“这样一比，就明显地看到了褚书从中年到晚年发展的轨迹。用笔从单纯平实走向丰富多样，结构从方整质朴走向生动多姿，在整个变化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六朝碑版和欧虞的面目，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290页）很明显，徐先生的这个研究路子是要通过对碑帖的研究，探索出书风、书家和书史的存在变化和发展规律。这是徐先生的格局。
在《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一文中，他指出《阁帖》是书法史上出现新局面的一个起点，宋、元、明、清大多数有成就的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钻研过《阁帖》及以下各种法帖。“宋、元、明三代的行草书特有成就，显然是法帖流传的结果”。（307页）“人们对《阁帖》的贬抑，已是清朝乾嘉以后的事了”。（308页）可见徐先生对碑帖的研究是为了建立正确的书法史观。
欧阳修、黄伯思两位在碑帖研究上有重大影响，他在评价他们时，称黄伯思“比之米芾更具有学术性。他不仅论断某帖伪，更指明其伪之所以然。他不仅从书法风格、书迹流传去辨真伪，而且充分运用他渊博的文史知识，援引史传以考证文字内容，根据避讳字、古今字、行文格式和使用词语等，来鉴别某代某家的书风和文风”。（308页）“其见识之精敏，引证之赅洽，行文之简洁有味，都给人以启发”。（309页）在评价欧阳修时亦说：“他不光注意考史，还要论文章，评书法，有议论，有抒情，在他的笔下，千卷碑碣并非枯燥无味的史料，而是足以移情的珍物。我以为这比单纯弄考据的高明得多。”（310页）显然，这样的评价反映的是徐先生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
在这篇论文中，还谈到了宋代有重刻古碑的风尚。《峄山碑》《夫子庙堂碑》《拪先茔记》《吊比干文》等是原碑毁坏之后的重刻，也有原碑未毁，又于他处重刻的，如《大唐中兴颂》《干禄字书》等，“这种重刻前代和本朝碑的情况，反映出宋人对书法艺术的爱好，较唐人更普遍，这无疑更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311页）这种对重刻古碑的积极评价，也说明徐先生碑帖研究所站的是书法史的角度，碑帖是书法史的实体。
二、碑帖研究中纳入书家的见识和书写体验
学术的研究是理性的，因此很多研究者的论述都不谈或少谈自己的主观判断和个人感受。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的碑帖的研究者，并非都很通晓书艺”。（《〈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序》，237页）能如徐先生那样精通书艺并在碑帖研究中纳入作为书家的自身感受者实在不多。
《泰山刻石》一百六十六字本为存字最多本，孤本。第二名的只有五十三字，也是孤本了，常见的是二十九字本。相信一百六十六字本是北宋真本的人很多，但也有容庚、商承祚等学者怀疑是翻刻本。徐先生认为是重刻与原刻的缀合，除与五十三字本相同的字外，其余的一百多字是重刻的，重刻部分依据的是原刻，因此不易发现。他论述的依据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五十三字中，多数字的长横画作微向上拱的弧形，两头较低而中间微高。五十三字以外的字，长横画皆失行笔起伏之意而作直棍状”；（《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考辨》，167页）二是“五十三字的结体，有上密下疏之意，与《琅琊台刻石》相类，五十三字以外的字，则有失此意，不自觉地变为上下均匀”。（同前）这是重要的发现，也只有独具慧眼的书家才会有这样的敏感。
除此以外，徐先生还在文章中指出书者的不逮进而判伪。在指褚遂良名下寸楷《千字文》为伪作时云：“有不少字左支右绌，字的右下部不是显得局促而不开展，便是空虚不稳，这正是由于执笔太低，肘腕不能自由挥运而呈现的马脚。”（《褚遂良书法试论》，278页）
指《倪宽赞》是伪托褚书时云：“用笔变化不多，转折与收笔少方棱而呈圆势，结构过分平顺，缺少欹正相生之趣。”（同前，279页）
也以书家的体验评说《三坟记》是重刻者，“实是临池少功，不知甘苦之言”。（《〈李阳冰书三坟记〉前言》，3页）评《三坟记》：“行笔稳健自然，笔笔中锋，起处锋藏，止处锋回。较长的直画和几经弯曲的笔画，气力贯注，不见怯弱。”（同前）
“有人说李阳冰的小篆笔力柔弱，不足以承前启后，纯是没有实践经验的'黄腔’。”（《杜甫与书画》，42页）
由此看得出，作为书家的徐先生临池之勤和体察之微。他把自己的体验运用在碑帖研究中，独有风貌。
三、直言碑帖书法的不足
“魏晋以后篆法渐坏。《三体石经》中的篆书，虽存规矩而颇伤靡弱。《吴天发神谶》，誉之者诧为'雄奇骏伟’，毁之者诋为'牛鬼蛇神’。虽然别具一格，但亦暗启流弊。南北朝至隋唐间阳文篆碑额和墓志盖，描填肥肿，丑怪不堪。”（《篆隶书法简论》，260页）
《唐太宗哀册》，“摹刻不精，失之疲软”。（《褚遂良书法试论》，278页）
《伊阙佛龛碑》，“说它兼欧虞之胜则不免溢美。笔法少变化，缺乏轻重虚实的对比，结构上因过分追求严整而使一些字显得不自然，乃至呆板而怪僻”。（同前，289页）
“《同州圣教序》不及《雁塔》的灵活飞动，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了《雁塔》笔法的力和势。”（同前，293页）
《信行禅师碑》，“确实很能体会褚的笔意，点画的形态也学得比较齐全，差就差在灵活的变化组合”。（同前）
“唐玄宗的字就写得肥俗，丧失了唐初清俊秀挺的风格，现存的《鹡鸰颂》摹本便可证明。”（《杜甫与书画》，40页）
苏灵芝的《易州铁象碑》“痴肥之态可掬，书品的确不高”。（同前，41页）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文是楷书的典范，可篆额就写得很差。”（同前，42页）
对这些作品和个人的批评，是容易招来“口水战”的，徐先生的直言，除了有真知灼见外，还有追求真理、摈弃错误的理想和担当。这是徐先生的品格。
▲徐无闻 跋汉王稚子厥拓
四、书法与文史交融
《杜甫与书画》《成都西楼苏帖初笺》两篇文章都不是专论书法或碑帖的，但其中对书法碑帖的论述，把它作为专门的论文来看也非常出色。徐先生在书法和古典文学这两个学科上没有丝毫隔膜，就他来讲是没有“跨学科”这一说的。这本不是一个问题，在古代与现代都不是问题，只是到了当代才是问题。书法越来越走向“视觉”而不是走向“心灵”，书法的本质属性——心画，还能否承担这样的使命？每想及此，就想在徐先生那里找答案，徐先生的文章里就有这样的答案。因为他研究的是文人、是书家，探究的是历史、是艺术。徐先生的书法作品也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五、重视刻工与拓工
“褚书的独特成就，不得不首先归功于刻工的精妙。《房梁公碑》和《雁塔圣教序》都刻得极好，尤其是《雁塔圣教序》的刻工万文韶，不愧为杰出的刻字艺术家。他对褚遂良的笔意真能心领神会，非常忠实地再现了晚年褚书变化丰富的笔法。”（《褚遂良书法试论》，290页）
“由于刻工的精巧，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临摹和欣赏，推想出当时书写的情状。”（同前）
褚遂良名下的行书《家侄帖》，黄伯思和王澍的看法完全相反，黄以为优，王以为俗且伪。徐先生以为“这迥然相反的看法，很可能是各自所见的拓本优劣悬殊而形成的”。（同前，275页）
重视刻工与拓工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黄易等人为了追求拓片质量，甚至派优秀的拓工去千里以外的地方拓取。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补充前面提到的碑帖版本优劣的问题。刻工无法选择，拓本摆在我们面前就已经确定了。但面对数以千计的北魏墓志，数以万计的唐代墓志，拓本的选择是要看刻工的。更重要的是拓工，拓工早并不等于拓工好，晚拓胜于早拓的比比皆是，拓工好才是核心！如果说少了几个字是“硬伤”，那么，让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的赵孟頫情何以堪？再说拓本上的题跋，多少不是自诩之言或应酬之语？真的那么重要？这里并不是贬抑那些拓本，只是就书家来说，不要玩得太远。追逐那些本质以外的东西，是商贾乐于见到的。
▲徐无闻 跋虞斋藏砖拓
六、殚精竭虑整理《寰宇贞石图》
从该书主编谢承仁先生的《代前言》得知，徐先生接手整理《寰宇贞石图》是从1985年开始的，直至先生1993年去世，整理工作仍未最终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出版物并不是一本很起眼的书，可能很多书法圈的朋友没有见过。一是该书是《杨守敬集》的一部分，没有单独成册，也不单独出售；二是图片印制较差，不讨喜欢；三是体例是整理，徐先生的撰述中规中矩。徐先生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给图片编序，按年代排列，共收碑刻235种；二是给每一碑刻撰写“叙录”，叙者是关于该碑刻的客观情况，包括尺寸、年代、出土情况、曾藏处、今藏处等，录者是收录历史上有关该碑刻的著录，包括碑主生平、评价，碑刻的书法评价等，还有就是徐先生自己对该碑刻的点评。很多碑刻还附有释文。这本“不起眼”的书，耗费了先生大量的精力，殚精竭虑，病重及临终前也没忘记，其中甘苦非亲历者不能体会。
我曾于1988年至1990年在西南大学进修，时常有机会在先生身边旁听。曾多次听先生与人谈起《寰宇贞石图》的话题，那时的我是不知道这本书的，对杨守敬也不了解。偶尔翻看过先生放在桌上的原书图片，是一些活页状的碑刻缩印纸片，大小不一，毛装成几本。所印图版不精，有的大碑因缩小比例大，连一个字也看不清，一团黑，因此当时是没在意的。书出版后，为了购先生这本书买了全套的《杨守敬集》，第一印象是图版质量差。为了追求图版质量，又买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鲁迅重订本《寰宇贞石图》，也是大失所望。同时还准备买日本的《增订寰宇贞石图》，后经过仔细查看图版，放弃了。再后来，我也开始了拓片的收集购买，这时才大量地使用徐先生整理的这本《寰宇贞石图》。最大的感受是方便。图版虽印得不清楚，但却是全幅图，并多是常用到的著名碑刻，做初步的观察是可以的，在购一些残本、残拓片时尤为方便。如《李玄靖碑》的残石拓片，该书收有14块，虽还不全，但也是有图可稽。徐先生的“叙录”有碑石的迁移、毁损、翻刻、重刻、伪刻的介绍，如颜书《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石为经幢形，八面刻字，其中三、四、五面为颜书原刻，其余五面为毁后晚唐重刻，“重刻之五面竟受当时流行柳公权书风影响，未能尽合于原刻矣”。（《杨守敬集》第九册，506页）
在书中我最想看到的是徐先生对碑刻书法的评价或对他人评价之评价。如《多宝塔碑》，针对前人有谓此碑有俗气的说法，杨守敬《评碑记》云：“若谓有俗气，此语甚有见地，然亦是当时风气。今观开天之际，自李北海而外，碑版大抵多受此病，即徐季海未能免也。然圆美之间，自有一种风骨，断非他人所及，至晚年则摆脱尽净，高不可攀矣。”（同前，475页）这段话这么厉害，到底说得对不对？徐先生的评价是“此评实为精鉴，非深于书者不能领会也”。（同前）徐先生如此高度评价很难得。那么是否可进一步追问，怎样看《多宝塔碑》的俗？这里的关键词“圆美”，是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徐先生整理此书是完全遵从杨氏原著的，原书误收的伪刻，亦仅作说明而不予删除。对杨氏《评碑记》的内容则多予收录，但也不是全部。如李阳冰《怡亭铭》，《评碑记》云：“真是龙蛇飞动，宜其独有千古。”（《杨守敬评碑记、评帖记》，93页）可能评价有失恰当，“叙录”未予收入。
谢先生的《代前言》非常有感情而又实事求是地对徐先生的整理工作作了介绍和赞扬，“它反映了徐先生数十年来研究碑版篆刻的学术造诣，也体现了徐先生对杨守敬这位前辈学者的尊敬、卫护以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叙录’对各碑、志的面貌、历史、内容、价 值，出土时间、地点、收藏、下 落、现状，以至拓本摹拓经过、方法与翻刻、流传情况，无不一一加以叙述和评断。由于'叙录’述评的内容涵盖面很广，涉及金石学、历史学、书法艺术等许多学科，因此使得《寰宇贞石图》这部著作的价值更加神采焕发，更加为人重视”。（《杨守敬集》第九册，12页）
七、碑帖收藏丰富
我亲眼见过的徐先生收藏的碑帖拓片并不多，大约只有几件或十来件。我也不知道徐先生到底有多少拓片和拓本，但我从侧面知道徐先生是有丰富碑帖收藏的。一是整理《寰宇贞石图》时先生有意要对原书印刷不好的拓片进行替换，重寻拓片拍摄，后来出版方也去了先生在成都的家拍摄。谢先生在《代前言》中也记录了这些情况，并说“徐先生收藏拓片甚多”。二是《寰宇贞石图叙录》反映了先生对众多碑帖拓片的熟悉和掌握，那些如数家珍般的见识是要通过长期与拓片打交道才能养成的。三是泰和嘉诚拍卖公司曾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有一场“嫏嬛墨缘—蜀中徐氏”的拍卖会，有多件拓片上拍，不乏“资深”级别的，如《赵宽碑》《禅国山碑》《晋枳杨府君碑》《苏孝慈墓志》无跋本等，于此可见徐先生收藏之一斑。对于碑帖，徐先生是知之者，也是好之者和乐之者，那些在碑帖拓片上的题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讨论徐先生有丰富碑帖收藏的目的，是想说明做碑帖研究，进而做书法史的研究，是需要第一手资料的。徐先生碑帖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他的勤奋和睿智，拓片资料丰富也是重要的一方面。看印刷品和看拓片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得当然也不一样。
徐先生的碑帖研究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以我之浅陋是看不出门径的。仅就前列的十二种碑帖研究著述来说，本文也是挂一漏万。本文不是想作徐先生碑帖研究的导读，先生大作在前，无须饶舌，也不是自不量力地对徐先生的碑帖研究妄作总结或评价。本文是想探究文章背后的人，即徐先生的观念、性情与品格，但显然学力不够，浅薄偏狭如上，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原文载于《大学书法》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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