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隶书赏析系列（十八）
谁识西湖铁笔臣
赵之琛和赵之谦的名字仅一字之差，其实两人相差48岁，算起来相隔两三代。赵之谦《杭四家印稿序》对赵之琛有评价：“吾家次闲出，变本加厉，俗工万辈效尤以觅食，而古法绝矣。”赵之谦这段评价比较客观。对比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所说：“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对于敏感的艺术大师来说，认知上能够“不断地重新问题化”，恰恰说明其过人之处。不独对于本家赵之琛如此，赵之谦对于吴让之的评价，也是如此。
赵之琛篆刻得到陈豫钟传授，受陈鸿寿影响更大，总而言之属“两陈”嫡传。言及至此，可见“西泠八家”之间的师承关系值得探究。揭示了一点：先有若干个强大的个体，才有流派，先有事实，再有结论——“西泠八家”是后世总结、推举出来的。现今的所谓“流派”通常是先发起的，先扯上大旗，再招兵买马，两者有本质区别。古人为实，今人为虚。“西泠八家”最核心的一点，即传承有序。陈豫钟的风格以平实见长，赵之琛在陈豫钟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结果却是一种褒贬存在的对立评价：一方面，赵之琛强化了“浙派”的风格特征，使得浙派地位得以鲜明和巩固；但另一方面，赵之琛的出现，意味着“浙派”篆刻技法的固化，程式化在所难免。
客观地讲，这是“流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存在的问题，陈陈相因之中，既有技法的推进与成熟，也不免会固化。陈豫钟的印风已经存在“老实化”的倾向，赵之琛在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焉得不更加程式化？尽管如此，仍然要看到赵之琛个人的创造性，他提倡朱文印的方圆并用，在细白文创作上有其个人贡献。
其实不单单是浙派篆刻，浙派代表性篆刻家的隶书创作，也呈现程式化趋势。隶书虽然是他们书法创作的强项，但也无可避免地“走下坡路”。流派发展到一定程度，求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就看个人的才情和胆识能否推陈出新，如果无法开拓新的空间，只能越来越“内卷”。反之，则可能有新气象。流派和人一样，必定有高峰期与低谷期，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对于其中个案的研究，仍然是关注的重点。
赵之琛 隶书周敦汉砖联
话说回来，不独赵之琛的隶书存在程式化，这也是当时的大势，也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个体原因。清隶曾经出现过诸多顶尖高手，从郑谷口、朱彝尊、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人的笔墨来看，各有所据、各有所长，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占领“制高点”，而后诸人，基本是在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以继承为主，即使才气极高者如赵之谦，勤奋如何绍基者，也难以与前辈相颉颃。令人不解是，反倒是桂馥、翁方纲等人平正规严的隶书，逐渐占据上风。这难道是因为“馆阁”肆虐的原因？“馆阁体”从广泛意义来说，不仅存在于楷书、行楷书，也存在于篆、隶、草、行等多种书体，只要存在标准化、套路化的倾向，皆可名之曰“馆阁体”。由此可见，对于“馆阁体”的理解，时至今日，已非专指一种字体，而是一种程式化的审美意识和观念。
回顾赵之琛一生，其多才多艺，久负盛名而无骄然之色，性情平淡，不将世俗纷扰挂于胸怀，一生不仕，闭门创作。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波澜不惊的性格决定了赵之琛的篆刻风格。个性的基础是本性，他注重扬长避短。从赵之琛的创作来看，每个时代的书家求变不仅要突破自身，更主要是要突破其所处的时代。书家时常处于求变的夹缝中，追求个性过于激烈或者过于保守，结果都可能不太理想。对于他们的“难处”，有志于书法、篆刻艺术的探究、实践者，当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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