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理画论】
浅谈“书”与“法”的辩证关系
□张元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次争议，我国的国粹艺术“书法”在日本被称为“书道”，两种称谓究竟孰优孰劣。许多人认为日本的“书道”之称似乎优于我们的“书法”。因为“道”的内涵好像显得更广博深厚一些。“书法”则似乎过于务实了。其实无论“道”还是“法”都出典于《老子》“道法自然”，两者同源共流又谈何优劣？
今天如从现实角度来评判，我倒认为我们的书法似乎更优于书道。“道”之一说出自老子《道德经》：“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其大甚于天地。表面看来高深莫测，实则未尝不给人一种“大而无当”之感（《庄子》）。反之书法则更实在且易于理解，名称的优劣判断正是在于其是否达意。
所谓书法，点出了“书”和“法”两大层面的问题，书就是写，法就是规则。汉字的书写衍生出书法这门独特的艺术，没有规则只能说是写字，不能称之为书法。反之反思我们现在的教学，只要求学生死死盯住“永字八法”的形，不知道“八法”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只有“法”不能“书”这法是死得一无用处。唐孙过庭《书谱》早就说过“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同样不是“书法”。因此“书”与“法”有着一种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现今社会，毛笔早已脱离了实用价值，为钢笔所取代。书法以一门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独立存在，反观现代书法和书法教育的现状，两种极端模式组成了当今社会中突出的现象。一种是，能写却无法，总以为只要拿着毛笔蘸着墨往纸上写汉字就叫书法，因此诞生了一批诸如“丑书”“江湖书法”之流的存在。另一种是，可以模仿古人字帖之形，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写出来的字呆板乏味。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古以来致力于修撰书法基础理论者甚众，他们本意是要提倡和破解书法的内奥。但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导致许多人“闻疑称疑，得末行末”（《书谱》），要全面了解书法，剖析“书”和“法”的互依互存关系，是我们现代书法认知上十分重要的环节。
一、“法”源于“书”
“法”从何而来？法不是某位贤达之人想出来的，它自身就来源于实践。在写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此写就能把字写得又快又好看，日长时久，人们就会把这种实践的总结固定下来称之为“法”。因此毫无疑问，“法”就是简明实用写字的总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要为我们的书法鸣不平。人们都知道上下五千年的文字发展史，但是就是没人注意，文字之所以得以发展正源于人们为了加快书写美化文字，从而改进工具毛笔和毛笔的使用方法间所产生的美好结果。简而言之，在整个文字进化的过程中，书法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原始的写字受制于文字的保存形式，以及为这种保存形式所特制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如甲骨文因篇幅狭小，又要经过刻制才能留存，故甲骨文只能细小且粗细均匀。反过来，刀、笔的使用又制约了书契的过程。说明原始的法就是自然的规律。由此可知原始的“书”和“法”是二位一体的，都肇于自然。
自我国三大文字体系形成之后，“法”和“书”就成了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的两大体系。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曾指出：“规整的字体只能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上使用，在不必郑重其事的场合，一般是使用草率急就的字体。故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这段论述明确指出在同时代中，正规层面的“法”和民间应用的“书”是同举并行的。社会层面的“书”为上层社会的“法”的奠定和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上层社会“法”的建立为民间书写的规则化起到了约束规范作用。
“篆书时代有草篆”，我们现在能见的战国的简书，尽管符合粗细匀称且圆转的篆书法则，但已经有了笔触起伏的变化；“隶书时代有草隶”，现今可见到西汉的草书，尽管存有隶书的波磔程式，但已有大量的出锋取代了隶书的回锋，为“永字八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如南宋张栻所言：“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
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书”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进一步想，为什么草篆、草隶成不了经典进不了大雅之堂，不能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上使用？由此可知民间书写只有经过上层社会的高度雅化、精化，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表率。
二、“法”对“书”的规束作用
文字来源于民间的多方尝试，但是一旦形成文字体系后，文字和文字书写必定会反过来，规束整个社会通用字形和书写方法。这既有民间约定俗成的重要因素，更具有上层社会权力的法定规则。
文字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也是国家机器的权力象征。我国有史可循的第一次国家权力介入，形成法定文字和书写规则出现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书同文”。
晋卫恒《四体书势》记：“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和秦文者。”废除六国异文，法定秦文为天下通用文字，表面看似是文字上的改革，实是国家统一，权力机器的象征。但文字必定涉及文字的书写，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的“小篆”因之形成。一如《四体书势》记：“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小篆既有对周史籀大篆的继承，又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的损益加工，“法”对书的指导规束功用显现无遗，李斯也因之被后世尊为小篆鼻祖。
《四体书势》：“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从这一记载可知，民间的草篆经过程邈的采集损益，使之规则化又经秦始皇的法定化，遂产生了古隶。再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从以上两段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古来写法源自民间草篆，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大因素：一、社会应用的需求，这只有在文字发展变革时期才会出现。二、必须由上层社会的雅化、精化，归纳整理和推广。
综上所述，“书”是源，“法”是支撑书得以成立的中流砥柱。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这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行事准则。自秦以后，强化了书法中“法”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无法不成书的基本准则。
三、“法”的过度渲染期
自东汉后期开始一直到初唐，是我国书法史上对“法”的过度渲染期。这种情形的产生，既有王权支配的作用也有社会层面的利益关系。东汉后期，立碑之风大盛，凡士大夫阶层去世，必大兴工程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故凡著名汉碑大多出自这一时期。由于利益所在，往往把书法说得难而又难，以增加书家地位便于从中获利，这就形成了这一时期的风气，因此过度宣传“法”，把其神秘化就是这一时期的不良倾向。据《太平广记》载：“钟繇尝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座中，苦求不予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发其冢而得之，书遂大进。”《太平广记》是北宋太宗皇帝命人收集前朝轶事汇编而成。实际可考钟繇长韦诞28岁，早韦诞23年去世，怎么可能有钟繇盗韦诞墓的道理。无非是后人为了给“法”增添一些神秘色彩而已。相似的还有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过这次盗墓的人换成了钟繇的学生宋翼罢了。
中国书法历史上有三个高潮期，都与帝王喜好提倡所产生的利益关系有关。第一个高潮期是在东汉后期桓灵二朝，彼时书法上佳者能直接做官，诸如师宜官、梁鹄等。第二个高潮期是东晋，专设“书博士”一职。第三个高潮期是初唐，也是力度最大的，太学设书法学科。因此，过分夸大“法”的作用，正是这部分书法家为确保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凭附增价显示自己掌握的是绝学所致。虽然形成了一时的书法高潮，但如我们的现代教学过分引经据典夸张了“法”的难度一样，很容易把我们学习书法的方向引入歧途。
因此，正确合理地看待古代的书法理论，去芜存菁，把“书”与“法”有机结合起来恢复“法”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
四、“法”的科学诠释和合理使用
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字经历了三大阶段。篆书演变为隶书是一大发展，隶书转化为楷书又是一大飞跃。这两次变更都是基本笔画的写法产生本质变化。自初唐以后，随着楷书程式的成熟我国书法就进入了凝固期，楷书的“永字八法”已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固定程式，隶属于楷书的行书以及由章草进化而来的今草的笔画中，无处不渗透着“永字八法”的内涵。因此宋以后一直对晋唐名家推崇备至，尊重学习古法已成了唐以后列朝的基本准则。也有人为了打破这一格局，尝试“创新”。然而缺乏逻辑，无法形成规则，无法得到社会认同。只是单靠炒作的话，一如当年的流行书风，最终不过沦为江湖书法，或许短时能造成一时的话题，但终究会归于沉寂。其实当下社会主流已经开始回归经典，提倡传统楷书的基本功，那就势必会重新回到“法”的指导地位。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再次走上将“法”神化的老路。因为在信息爆炸、出版业发达的今天，“法”已经被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文献资料、古人真迹在现代化技术的帮助下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我们应该借此机会理性看待“法”，去结合“写”的实践来重新整理剖析“古法”。
近代书法教育先驱沈尹默先生曾直白地总结“学习书法，归总为三大要素——毛笔、人、汉字”。所谓“法”无非就寻诸这三者之间。
毛笔，引申的是“法”。沈尹默先生言“无非笔笔中锋”。此外，经由毛笔特性，要发挥笔毛弹性使“万毫齐力”，还要强调毛笔提起不使笔腰着纸。一如王羲之所说“如锥画沙”。
人，也就是使用毛笔的主体，那自然绕不开“执笔法”。清朝戈守智在《汉溪书法通解》里提出了执笔法有十二种之多。其实无非是将苏东坡“把笔无定法”形式化了而已，其实只要能正常发挥毛笔的特性，能维持中锋用笔即可。
汉字，是书写的对象。提到汉字无非两点，在现有文字体系下，笔画的基本程式是不变的，也就是“永字八法”，在楷书体系不变的前提下“永字八法”已经成了笔画固定的准则。第二就是汉字结字法，也就是汉字安排笔画的规则。
其实自晋以来书法基础理论的文献就层出不穷，如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唐将书法列入应试教育后这方面的文章更多了，如欧阳询《八诀》、张怀瓘《玉堂禁经》，再结合古人真迹墨宝，“永字八法”在书写中的用笔过程自然暴露无遗，一如黄庭坚所说“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中眼目”。
最后须注意的是，与古人相比毛笔的使用环境不同。对于古人来说毛笔就是日常书写的工具，他们的“法”始终是为了“写”这个目的而存在。而到了今天，我们的日常工具变成了硬笔，毛笔没了实用的环境，往往最后“法”迷失了目的。实际上“法”本身就是“写”的提炼和总结，脱离了“写”，“法”无法存在；而不遵“法”，“写”也是终究沦为粗鄙。近代文人闻一多先生把之形容为“戴着镣铐跳舞”，在规则中去发挥，这才是我们对书法学习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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