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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光|新出洛阳曹魏墓、西高穴曹操墓石牌

 

2016年发掘的洛阳曹魏墓出土众多文物,其中有石牌180件,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8厘米多,上有穿孔,隶书阴刻。这类石牌在前几年发现的安阳西高穴曹操墓中也有出土,这种石牌上刻的是陪葬物品清单,其作用和汉代墓中常出土的遣策作用一样,木制的又称木楬、签牌等。这两地出土的石牌形制、功用等一样,只是书刻水平有差异。

以上为洛阳曹魏墓出土石牌

对于前几年面世的安阳安丰乡西高穴2号墓石牌(简称曹操墓石牌),学术界曾争论不已,或认为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墓主(曹操)身份,或指责石牌为赝品。从石牌刻文特征看,其与汉魏间碑隶发展变异情况基本吻合,应为汉末魏初之物,西高穴墓应为曹操墓。

西高穴曹操墓石牌

有研究者认为曹操墓石牌具有汉代简牍“遣策”性质,笔者赞同此说,比如一部分石牌就类似简牍遣策之“衣物疏”。秦汉墓葬出土大量遣策,乃记写陪葬物品的清单,曹操墓石牌刻文内容与那些遣策颇近似,不过以石质代替竹木质。 

曹操墓石牌形制近似于简牍中的“木楬”。楬为标识性木牍,其上部为半圆形、三角形等形状,上部有孔以系绳,楬上一般记所标识物品的名称,楬常系于笥、箱、箧等盛器上。曹操墓石牌上部呈三边形、整体为六边形,上部有一穿空,外形与木楬相近又不全同,它们本是系拴在所示器物上的,其用途与木楬相似。

与曹操墓石牌外形最相似的是2010年出土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签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之签牌(木楬)形制有4种,其中一种和曹操墓石牌一样,即上部呈三边形或“凸”形、整体为六边形,这批简牍为东汉中期之物,看来这种形式(六边形)的标识牌在东汉三国时应并非鲜见,可能只是比上部为半圆形的签牌较少出土而已。

五一广场简、走马楼简中的签牌

与洛阳曹魏墓、西高穴曹操墓石牌近似的还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签牌,走马楼签牌上部亦作三边形,总体上也是六边形,只是中腰部左右各有一三角形缺口,为系绳所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也有这种形状的木楬。走马楼签牌上部写有大字“中仓”“兵曹”等,是作为标识牌系挂在相关文书、文档上的,属官府文书档案的组成部分。

曹操墓石牌刻文大都为隶体,风格并不全同,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曹操墓石牌刻文风格并非汉魏间孤例,后汉末《建宁三年残碑》(170年)以及下文要提到的《熹平元年残碑》(172年)、《朐忍令景云碑》(173年)等,均与石牌刻文有相似的技法趋向。汉隶在经过东汉后期辉煌后也渐转式微,比如笔画过于讲求波磔、棱角并陷于程式化,结构过于求平衡匀整甚至呆板划一。后来十六国、东晋那种碑铭墓志形态,包括棱角四出、方折生硬的北凉体,其源之一即是东汉末程式化碑隶。

这种书刻的时代特色反过来可表明曹操墓石牌的真实性,即含有东汉末、曹魏初的碑隶个性。此外,曹操墓个别石牌刻文的另类也可说明其时代特征,比如“木墨行清”石牌,用了当时普遍使用的新隶体一类书刻法,这种较随意的、很大程度上解散隶体的写法才是汉末日常书写主流。

曹操墓石牌书刻水平不高,不能与那些后汉名碑相媲美,比较而言洛阳曹氏墓石牌书刻水平则较高。书刻好坏是技术问题,重要的是这些石牌刻文透露了那个时代的铭石体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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